2014年3月10日，是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10周年纪念日。百余年来，从晚清到民国，再到解放后的新中国，红十字会历经春秋激荡，饱含风雨沧桑，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不仅历史上曾为战地救护和社会救济而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更突出地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秉承人道主义宗旨，为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在备灾救灾、救护培训、社会救助、人道传播、无偿献血、骨髓（遗体及器官）捐献、社区红十字服务、艾滋病防控与关怀感染者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红十字会功不可没。

值此中国红十字会110周年华诞到来之际，建德市红十字会于

五•八博爱周期间带领大家一起回顾当年中国红十字会建会时的艰难曲折“三部曲”。 

中国红十字会诞生的“三部曲”之一：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诞生源于战争的强力推动，那场战争就是150余年前发生在意大利的索尔弗利诺之战。“红十字运动之父”瑞士人亨利•杜南途经并目睹了那场战争的惨烈——4万多死伤士兵被遗弃战地。杜南立即组织当地人进行力所能及的救治。他由此萌发建立伤兵救护组织的构想，在他的奔走呼吁下，1863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年改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日内瓦成立。而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源于战争的强力推动，这就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

日俄都是侵略掠夺中国的国家。俄国曾通过逼签《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北方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俄国版图。日本则通过《马关条约》攫得两亿两的战争赔款和对台湾群岛等地的殖民统治。但欲壑难填的双方均想独占中国东北，进而扩张其殖民统治的“势力范围”。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可悲的是，懦弱无能的清政府无力阻止战火在自己国土上燃烧，竟将辽东划为交战区，宣布“局外中立”，只呼吁交战双方尊重清王朝在沈阳和盛京的陵寝。

战争意味着流血。战前，各国侨民陆续撤离东北，交战双方伤病兵员均由两国红十字会救护。惟有我东三省同胞在滚滚硝烟中流离迁徙，受尽磨难。面对难民潮的涌起，直隶总督及山东巡抚曾派出船队前往旅顺，拟救难民出险，不料“俄人称，各口已经封闭，不准别国船只驶进。”日俄之役，战地在中国领土，受祸为中国人民，清政府无能为力，民间善堂无济于事，看来只有具独立、中立品格的红十字才能解燃眉之急。这样，沉寂了4年之久的红十字呼之欲出（4年前的1900年，江浙著名绅商严信厚、陆树藩、庞元济、施则敬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救济善会”，组织人员打着红十字旗号前往北京救护八国联军）。而打破沉寂的便是在中国红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关键人物、时任上海记名海关道的沈敦和。

沈敦和，字仲礼，1866年生于浙江宁波。早年留学英国，就读于剑桥大学，回国后历任江南水师学堂提调、上海自强军营机处总办、山西冀宁道洋务局、张家口洋务局总办、上海记名海关道等职。他是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不独为军界之干材，也是外交界、慈善界、企业界出类拔萃的人物。”日俄战事发生后，沈敦和激于义愤，与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奔走联络，要援引“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沈的号呼，得到上海绅商的积极响应。

1904年3月3日，沈敦和、施则敬等20余人集会于上海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堂，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商议开办之法”。会上，沈敦和首先介绍了万国（即国际）红十字会的缘起、章程等基本情况，接着与会同仁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立会宗旨、救济方式、资金筹措等达成共识：关于立会宗旨，“本会援泰西红十字会例，名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被难人民为事”；开办方式，由发起人垫银10万两，以应急需，同时延请中外大慈善家“就近开办”，在上海设立“总局”，以便筹款募捐，另设分局于北京、天津，收留被救难民，各省如有助款入会者，不拘多寡，请寄上海总局，刊发征信录，并随时登报；救济宗旨及办法，“本会救济宗旨，无论南北方人，务先举令速离危地，以避大难”，而后“赈抚兼施，医药互治，用符西国红十字会之本旨”，参加救护的人员，“左袂缀有红十字旗式，以便行军一望而知，其制均归一律”；组织架构，采用董事制，“公举才望夙著，熟悉中外以及北方情形大员为董事，总理局务”，“另举西董事，与东三省教士联络举行，以免外人拦阻”。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成立，表明国人红十字意识的增强，这是难能可贵的进步。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运作方式力图遵行国际红十字的基本规则，但“善会”二字，却给红十字蒙上一层浓重的传统善堂的阴影，不伦不类，实际上，它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也很难取得交战双方的认可、享有红会本应享有的权利。虽然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因自身无法克服的难题，只存在了一个星期，却成为通向中国红十字会的“桥梁”。有史书甚至说它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它短暂存在的价值非同寻常。 

中国红十字会诞生的“三部曲”之二：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宣告成立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会组织，不可能取得国际红会组织的确认，更得不到交战国的认可。时论呼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红会组织。1904年3月5日，《申报》发表文章《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指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只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红十字会，当局应紧急创设红十字会以救难胞，并报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核准，使中国成为国际红会大家庭一员。

救援急如星火，创办红会组织同样急如星火。红十字会是群众性组织，理应由民间发起，尽管清政府对中国加入国际红会态度积极，但不能一手包办。历史的重任还是落到沈敦和等慈善家身上。他找到李提摩太，请求帮助。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英国传教士，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先后在山东、东北、山西等地传教，1890年在天津主办《时报》，1895年在北京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极表赞同，1898年拟出任光绪皇帝的顾问，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未成。他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对沈敦和之请，李提摩太表示万苦不辞，鼎力相助。令人振奋的是，李提摩太卓有成效的活动，使尴尬的局面出现转机，朝着成功的方向迈出关键的一步。李提摩太追述这一过程时，不无感慨地说：“上海华商绅宦，深念旅居北方华民之苦，故彼此筹谋拯救之法，特请沈敦和观察前来与余商量此事。查各国在东三省教士避难于牛庄。余遵沈观察之请，电商牛庄教士可否拯救难民？旋得复电，允许前往赶救，愿效力者甚众。因此设立红十字会之议始起。红十字会之用意，救被难民人与受伤兵士。遂往商英、法、德、美四国领事，佥以为然。然后又往商工部局董安特生，安特生因属余与总董培恩商议之后，始定。”

1904年3月10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当天下午5时许，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会集于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议事。会议由工部局值年总董培恩主持。培恩致开会词：“今日五国董事聚集于此，所为何事？我请李提摩太宣明。”李提摩太起身，简明扼要述说沈敦和等急切救助东北难民请求援助情形，说：“今日之会拟先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分局，设局之意，首在筹款。惟所筹之款，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且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接着，沈敦和介绍东北难民嗷嗷待救苦情：“上海拯救难民之诸华董，闻战地左近惨酷之状，预拟极力设法拯救。中国已有多人允资助华董，最妙者请诸洋董合力办理。”对李提摩太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的提议及沈敦和合办红会的设想，与会者均无异义。培恩请工部局董安特生“定议”。安特生提出，“所议创设红十字会，系局外之会”，“宜预举各董及派定办事之董事数人”，“共襄此举”。安特生宣布了他与李提摩太议定的45名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其中西董35人，华董10人），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另从45名董事中推出9名组成办事董事（其中西董7人，华董2人），西董为英刑司威金生、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法租界工部局总董、李提摩太、律师麦尼而、医生巴伦、傅密生，华董为沈敦和、施则敬，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由于与会者多为洋人，会上使用的正式语言是英语，李提摩太“复将会议大旨，用华语告知在场诸华董。”会议记录也是用英文，由精通英文的施肇基（字植之，杭州人，使馆翻译，民国时任驻英、美公使）秉笔，后译成中文，“分送在场各华董及来探问情形者”。会后以《施君肇基笔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为题，登于《申报》、《中外日报》。

这次集会，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宣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也标志着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诞生。

红会之设，“首在筹款”，否则，救援行动无从谈起。3月11日，各华董集会于丝业会馆，决定“先行筹备五万金，以期及早开办。”

3月17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办事董事英按察使威金生、工部局总董安特生、律师麦尼而、医生巴伦、李提摩太、沈敦和、施则敬等，聚于英国按察使署议事，议定筹款办法，决定国内、国外同时并举，华董、西董分别筹措。

3月29日，吕海寰（1842—1927，字镜宇，山东莱州掖县人，1897年被任命出使德国大臣，回国后官至工部尚书，1902年任钦差办理商约大臣）、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人，当时屈指可数的洋务企业家。1902年出任会办商约大臣、办理商税事务大臣）、吴重熹（1841—1921，字仲怡，山东海丰县人，朝廷大员，鼎力支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开办与运作）、沈敦和、施则敬等联名的“拨助捐款”的通电发往各省后，又在4月2日《申报》登出劝捐启事。劝捐呼吁得到各省当局的积极响应，短短的一个多月，广东捐助2万两，盛京将军增祺助银万两，两江总督拨库平银8千两，清江漕运总督3千两，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各万两，河南、陕西各5千两，天津2万两等。民众捐款也十分踊跃，从《申报》连篇累牍的“捐款清单”中，我们不难想见各界涓滴助赈的感人场景。

政府的支持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令人鼓舞，但上海与东北相去遥远，救援行动的实施，只能由分会力任。4月6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添设的第一个分会在辽东牛庄宣告成立，接着新民屯、沟帮子、辽阳、开原、奉天、铁岭、安暑河、海城、山海关、塘沽、烟台、金陵等地分会纷纷添设。随着分会的次第添设，大规模的救援行动逐渐推开。红十字救护“出险”行动，历时一年有余，131177名身陷险境的落难同胞得以转危为安。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及其分会，救助日俄战灾，历时三载，救护出险、收治伤病、留养资遣、赈济安置总人数达46.7万人，因伤重不治而亡者仅331人。“此次救护工作，得到教会和医院以及中国官方最高的合作，所以成绩特佳。”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红会中西办事各董及救难人员不支薪水，他们以崇高的奉献精神，救死扶伤，扶危济困，默默实践着红十字赋予的人道圣职。他们的业绩，在白山黑水的辉映下，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中国红十字会诞生的“三部曲”之三：

朝廷任命会长——中国红十字会新起点

1907年日俄战争救护及战后赈济等宣告结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使命完成，理应解散。“永有红十字会主权”的中国何去何从，自然提上议事日程。这一年7月21日（光绪33年6月12日），吕海寰、盛宣怀联衔上奏朝廷，缕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办理情形及善后持久事宜。这份奏折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红十字会开始“脱胎换骨”走上独立发展之路。奏折中说：“各国红十字会各有佩章，重以国家之命，由会制备。今中国红十字会成立，西董亦愿得中国红十字会佩章以永纪念等语。”这里应特别注意的是“今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的表白，“今”即意味着奏折上达朝廷之时中国红十字会已正式“成立”，至于“成立”的具体时间，我们不得而知，在没有相关资料发现以前，我们有理由把1907年7月21日吕海寰、盛宣怀上奏之日视为中国红十字会“自立”走上自我发展之路的起点。这份奏折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意义非同寻常，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新的里程碑。

但是，这一变化也呼唤“会长”须应运而生。那谁有资格担当此任呢？根据当时的情况，首任会长的候选人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官方背景的朝廷重臣。虽然红十字会组织是非政府组织，但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很难形成全国统一性，毕竟中国红十字会是全国性的组织，不是地方性的慈善团体，会长一职非一般人所能胜任。二是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运筹，具有创办人的资历。

沈敦和、施则敬等人，都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始者、“办事董事”，也都有一官半职，但不是官方大员，权威性、影响力有限，难掌全局。

看来，会长的合适人选也只有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人了，他们既是朝廷重臣，同时“由中国联合英、法、德、美五中立国，创设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公同推举臣海寰、臣宣怀及臣重熹为领袖”，当然是绝佳候选人。

吕海寰因在沪办理商约的关系，与红十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维持以及救助行动的顺利实施，都倾注了他大量心血。他是一面旗帜，应该说是会长的最佳人选。

盛宣怀1902年出任会办商约大臣、办理商税事务大臣，协助吕海寰与各国谈判，由此与红十字会结缘。他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首任会长的合适人选。

吴重熹在上海会办商约大臣期间与吕海寰、盛宣怀秉承朝廷旨意，鼎力支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开办与运作，也是万国红会的领袖人物之一，当然也是首任会长的合适人选。

显然，吕、盛、吴三大臣都具备荣膺首任会长的资格。那么首任会长究竟是谁呢？不是吕海寰，也不是吴重熹，而是时运正盛的盛宣怀。这在《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中有明确的记载：“一千九百零四年创立之万国红十字会解散后，中国会员遂于上海开会，议决另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以为久远之计。适商约大臣盛宣怀驻沪，遂公推为会长。一千九百零七年盛大臣（盛宣怀）将组织会务情形奏达朝廷，当奉谕旨，准照办理，并派盛大臣为会长。其时本会并未请领敕旨书，亦未订立规章，故其范围未见推广。”这份资料是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向在美国举行的国际红十字会第九次大会提交的《中国红十字会中央部赴会报告》，抄件则存《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中了。这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会长”的文献。就是说，1907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解散、中国会员开会“另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时，恰在上海的盛宣怀（当时吕海寰已回北京供职）被“公推”为首任会长。

鉴于“自立”后近三年的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不尽如人意，故1910年1月吕海寰、吴重熹联衔会奏《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特别强调：“惟会务头绪繁多，关系中外交涉，可否简派大臣作为会长，以昭郑重，如蒙俞允，即由会长督率该董等妥为筹办，并将办事情形随时报部查核以期核实”，提出了“官派”会长的正式请求。朝廷准奏。1910年2月27日降旨“派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盛宣怀因此又成为政府正式任命的首任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