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注治是个归国华侨。五十多年前，她回到建德时，还是一个黄毛丫头。就连她自己也没想到，她会在建德一住就是半个世纪。

是什么留住了她？有人说是爱情，有人说是理想，她说两者都有。

一

1938年，刘注治出生在新加坡。她还没出世，哥哥姐姐都先后夭折了。四岁那年，她也病得奄奄一息。母亲不愿意让刘注治像她的哥哥姐姐那样死在异国，就抱着她回到福建晋江，那是她的祖籍。说来也怪，一回到祖国，她的病便一天好似一天。在家乡的土地上，刘注治出落成一朵花。

1955年，刘注治的父亲从国外回来办理全家人去新加坡定居的手续。也就在那一年，刘注治认识了来自建德的年轻军人吾靖。

在那个军民联欢晚会上，能歌善舞的刘注治一直是晚会的亮点。有同学问刘注治，谁是你心目中最可爱的人？她说：“白衣战士。”那位同学把她推到一位年轻的军人面前，笑着说：“他就是白衣战士。”那位年轻军人就是吾靖，是当地驻军某部的军医。说不出为什么，联欢后，那位英俊的军医小伙就成了刘注治心里的偶像。同样，刘注治那活泼漂亮的身影，也深深地留在了吾靖的脑海里。两颗年轻的心悄悄地靠近了。第二年，吾靖转业还乡，在洋溪灰厂任厂医。从那时起，一封封书信为他俩架起了感情的桥梁。

出国定居的手续快办妥了，父母正忙着打点行装。刘注治很焦急，她不想去国外，她想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她认为国外再好也不是自己的祖国。况且她的心里正恋着吾靖。她给吾靖写信：“我该怎么办？”吾靖回信答：“你可以来浙江读卫校。”随信给她邮来两张明信片。看着明信片上的西湖和富春江的风景，刘汪治陶醉了，浙江真美啊！她告诉母亲：“我要去浙江读书。”母亲的眼泪，父亲的训斥，都无法动摇她的决心。1957年的寒假，她提着简单的行李，只身来到建德。临上车时，母亲嘱咐她：“到了那里，要是适应不了，就赶紧回来。”她在新安江下了车，才发现这里很荒凉，没有电话，没有汽车，更没有暖气。她有些失望，想买张返程票回去，又一想，年轻人要有志气才行，吾靖能在这里生活，我为什么不能？她打消了回去的念头，边走边问地找到了洋溪灰厂。

第二年，刘注治和吾靖结婚了。那一年，她19岁，他27岁。煤灰厂的领导把刘汪治安排在厂医务室当卫生员。

就这样，刘汪治从一个大小姐变成了工人。

二

1962年，刘注治和吾靖响应国家号召，全家下放回到了吾靖的家乡姚村梓州。当时，他们的大儿子5岁，二儿子还在腹中。

刘汪治又从工人变成了农民。

在建德农村的十多年里，是刘注治一生中过得最艰难的日子。

刚回乡，几个生产队谁也不愿意接收他们。一个是只会拿着听诊器开药方的白脸书生，一个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城市娇小姐，还外加一个只会吃饭不会干活的孩子。谁都视他们为累赘。去三队，三队不要，去四队，四队不收。最后，他们去了二队。二队很穷，一个工分不值2分钱。

很快地，人们就对她刮目相看了。

头一回割草，拿镰刀的手直打哆嗦，使不上劲，连割带拔地干一下午，回到家，两手一沾水就疼得直蹦：“我的手坏了！我的手坏了！”她号陶大哭。哭归哭，第二天还是照旧去割草。头一回铲田塍豆，一锄头正好落在自己的脚背上，脚背立刻肿得老高。原以为她会撂下锄头哭一场的，她却忍着痛干到歇工。头一回给猪喂食，手让猪拱了一下，吓得她大叫，扔了猪食桶就跑，跑几步又返回来，继续喂。

原先生产队每天只给她记一分半的工分，后来见她肯出力，不偷懒，把她的工分加到每天三分。

除了劳动，她需要适应的东西还有很多。

用柴灶煮饭，嘴对着灶堂吹了又吹，还是光冒烟不见火，呛得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锅里的饭糊了，她还傻乎乎地往灶堂里加柴。长到这么大，她还不知肉是怎么来的。见别人杀猪，她很奇怪，干嘛要把猪杀掉？往锅里贴玉米饼，不是烫了手就是把饼掉入锅底的水里，贴出来的饼子没有一个是圆的。丈夫揣着她贴的玉米饼上山，别人见了直笑：“你吃的是‘菊花饼’吧？”妯娌们笑她不会做鞋，一个鞋帮花一晚上的时间也缝不到鞋底上。

由于工分少，家里的粮食总是不够吃，她就用番薯和玉米粉掺在一起打糊糊吃。她要面子，怕别人知道了笑话，从来不准孩子端着碗出去串门。平常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才吃白米饭。有时孩子馋得忍不住，便要问：“妈妈，今天家里会有客人来吗？”左邻右舍总以为他们家的日子过得很好，因为从来没见她向别人借过粮，更没见她向别人借过钱。

梓州苟树湾小学离梓州有好几里路，海拔900多米，全校就7个学生，分三个年级。没有谁愿意去苟树湾小学当代课老师。为了每个月23元的工资，刘汪治去了。每个星期一，她背着几斤粮食上山，星期六下午回来，吃住都在学校。学校没有锅灶，她用三块砖支着用饭盒煮饭。星期六回家时，她从来没空过手，每回都是扛着一捆柴回来。

在农村生活了十余年，刘注治和当地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三

粉碎“四人帮”以后，吾靖调回城，分配在建德林场工作，而刘注治领着三个儿子仍在乡下。

1979年，有人告诉她，像她这种情况，可以去有关单位申请落实侨务政策，可以分配工作。她欣喜若狂，开始一次一次往县里跑。

没有钱，她出门不敢坐车，全靠两条腿走。有一回，她一天一夜走了75公里路到了新安江，办完事又走回去，走到家脚肿得和鞋子长在一块，脱不下来了。隔壁的大妈用温水蘸着，一点一点，好不容易把才帮她把鞋从脚上抠下来。

那次回来没多久，县教育局给她送去了招工表。

她被分配在教学仪器厂。

她又从农民变成了工人。

第二年，他们全家办理了“农转非”，迁居梅城，三个孩子也进了城里的学校读书。

1982年，刘注治到香港探亲，她的母亲也从新加坡赶到香港。在弟弟家里，刘注治与母亲相见了。一别26年，母女俩相见不敢相认。母亲不相信站在眼前的就是自己朝思夜想的女儿：“你怎么这么黑，这么瘦？你的手怎么这么粗？”刘注治想对母亲笑，眼泪却巴嗒巴嗒往下掉，母女俩哭成一团。母亲劝刘注治跟她回新安坡定居，刘注治却放不下丈夫、儿女和家乡的一草一木，跟母亲在香港团聚了几天，她又回到建德。

退休以后，刘注治手里有一点钱，她想在梓州盖新房，丈夫奇怪，你在梓州还没住够哇？没住够。1995年，他们用全部积蓄在家乡盖了一幢楼。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刘注治就住在梓州。乡亲们不明白，这个小刘，放着城市不住，偏爱往山沟沟里钻。刘注治心里明白，今生今世，她是离不开梓州了，她喜欢听乡亲们“小刘小刘”地叫她，喜欢梓州的山山水水，因为这里就是她的家。

四

刘注治今年73岁了，但乡亲们还是亲切地叫她小刘。她的晚年生活是幸福而忙碌的。她的幸福，缘于她对生活的满足，她的忙碌，缘于她对家乡的热爱。

在梓州生活了多年，她总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梓州地处偏僻，群众文化生活单调，特别是老年人，腿脚不灵便，想出去热闹热闹绝非易事，这就让刘汪治有了灵感：牵头办一个村老年协会，让村里的老年人也能像城里人一样，老有所乐。她的想法得到了村委会的大力支持，1998年正月，梓里村老年协会成立了，大家一致推选刘注治的丈夫吾靖为会长。

梓州村集体经济薄弱，老年协会活动经费极为有限。为了顺利地开展活动，刘注治和丈夫带头动员自己的儿孙捐款，并决定每个月从他们的退休工资里拿出50元作为协会的日常管理费用，月月雷打不动。

老年协会成了梓州老年朋友们的一个精神乐园。在刘注治和吾请的努力下，2002年，老年协会开办了一个融棋牌、书报、电视、器乐等于一体的老年活动室。刘注治和吾靖尽心尽力在发挥着余热。他们带领广大会员组织开展棋类比赛、戏曲演唱、文化学习、课题讲座、旅游观光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外出旅游观光采取的是协会与个人出资相结合的方式，对刘注治和丈夫来说，有些景点他们早已游览过了，但为了组织带队，他们总是积极参与，愉快地组织村里的老年人去上海、北京等地旅游，见世面。

为了给老年协会筹措活动经费，刘注治和吾靖千方百计寻找创收的渠道。梓州村的村民喜欢舞龙，刘注治和吾靖就牵头组建了老年舞龙队，逢年过节外出舞龙表演创收。几年来，他们的老年舞龙队创收十余万元。冬天，老年活动室需要烤火取暖，为了节省开支，刘注治和丈夫带头率领会员上山砍柴烧炭。梓州是山区，看病不方便。因为年轻时刘注治当过卫生员，吾靖当过厂医，于是他们拿出了看家本领，在村里免费为村民看病。

刘注治，曾经的婀娜少女，如今的白发老妪，在建德这片热土上走了半个多世纪。半个多纪世的跋涉，她走得从容淡定，走得坚韧不拔，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建德新闻网记者：宋晓红 通讯员： 翁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