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披露了我就是“王成”的原型以后，我的日子就热闹了。除了吃饭睡觉蹲坑就是接电话，应付南来北往的记者。孙女的校长也来家找，叫我去给孩子作报告，讲讲“向我开炮”的故事。媒体的面子爱给不给没关系，校长给咱脸，咱一定得兜着。他嘱咐我好好准备准备，我说这有啥准备的，过去的事我想忘都忘不了。
我一岁零二天娘就死了。爹和别人搭伴去黑龙江开荒种地，把我撂给了爷爷奶奶。家里穷，连烀地瓜都吃不上。奶奶糊窗打点浆子，不等往纸上刷就让我捧着喝了。煮几个芋头，爷爷奶奶吃皮儿，瓤全塞我嘴里。熬到七八岁，我去给地主放牛放羊。
好不容易活到19岁。1948年，为了找个吃饭的地儿，堂兄领着我投奔国民党，在54军下属的二营五连当传令兵。
有一天我跟着伙夫上前线送饭，听说解放军百万雄师过了长江。我寻思着，国民党要完蛋了，我不能跟着一起死。我去找堂兄，告诉他我不干了，要回家。堂兄说开小差是死罪，你还是留下算了。他不走，我走。当时正在战场上，我是传令兵，行动相对自由，我逮个机会撒丫子溜了。
我跑了大半天，迷路了，趴在一座小庙旁看地形。离小庙百米开外有支队伍，我一看就知道是解放军。他们正在开饭。我朝他们喊：老总，赏口饭吃吧。有人站起来说：小鬼，要吃饭就过来，管你够。人家对咱仁，咱对人就得义，我告诉他们，前边不远就是国民党23军67师199团一营营部，也就二十来人，好端得很。他们一听，集合队伍就出发了。
我想想，老家没田没地，回去也是给地主扛活，不如参加解放军，好赖总有口饭吃。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跟着解放军的队伍走了。
我天天跟着部队行军，累得见了草垛就想拱进去躺下。有一次累狠了，到了宿营地，衣服没脱躺下就睡，裤子尿了都不知道。一大早我就溜到伙房，抢着帮炊事员烧火，烤裤子。湿棉裤被火一烤，腾腾地往外窜气，炊事员还以为我不小心把棉裤燎着了，舀起一瓢水就泼。
攻打上海龙华飞机场那次，我们一气走了120里路。在飞机场附进遭到国民党部队的阻击。火力太猛，把我们压得趴在地上不敢抬头。排长问我，小鬼，你敢不敢去把碉堡炸了，你要是炸了碉堡，给你记功。这有什么不敢的，我一咕噜爬起来，扛着炸药包就往前冲。也该着我露脸，我才往前冲了几步，不知从哪飞过来几发炮弹，把碉堡轰没了。就凭我往前冲了几步，部队给我记了一次三等功。
1949年底，我们部队来到浙江，在新昌、宁波、奉化一带剿匪。第二年，也就是19504月21日，我在新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我的连长邢德良和二班长王志强。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是我政治生命的起源地，所以我一直把浙江当成是我的第二故乡。
入党以后不久，抗美援朝开始了。师里要抽调一批战士任步行机员，连里推荐了我，去三野23军63师司令部通信科参加步行机员培训。
步行机员培训完了以后，分配到各入朝作战部队，我去了第200团。
1952年10月，我们坐火车从南方一直往东北。车到锦州，指导员叫我回家看看，我怕掉队，没敢回。
过鸭绿江后走了不远，看见路边有个坟，墓碑上用红漆写了几个字：曹泽水烈士之墓。我心里一惊，从队伍里跑出来，站在墓前行了一个军礼。曹泽水是199团一营三连的司号员，我们在一个槽里拱过食。
入朝以后，我们团开到朝鲜元山守海防，后来和38军换防，去了铁源。换防后我被调到201团。
上甘岭下边有个丁字山，是我们201团的防区。美七师趁我们还没站稳，向丁字山连续发动进攻。当时我在营部指挥所，用步话机和前沿联系，传达首长的指示。
丁字山一仗以后，团里把我分到二营五连，和战士们一起守丁字山阵地。在山上守了20来天，天天枪也响，炮也响，敌人的侦察机天一亮就哼哼着来了，像个老病号。
1953年3月，上级来了命令，攻打石砚洞北山的西南山。这次战斗打了三场，我都参加了。
第一仗顺顺利利。
第二仗就不那么顺利了。那时我已经是步话机组长。我正和另一个步话机员王富臣和营部联系，有人拽我的腿，我一看，是连长，他头部受伤了。刚把连长抬上担架，就接到营部指示，往回撤。我和王富臣撤的时候，迎面碰到两个美国兵，手里端着卡宾枪。我背着步话机，行动不利索，肚子上被扎了一刀。我和那家伙在地上来回咕噜着，用头使劲地顶着他的肚子，把他的枪夺了过来。那一仗，我们五连立了集体一等功，我还立了个人三等功。
1952年4月26日，攻打石砚洞北山西南山的最后一仗打响了。排长谷德泰来找我，叫我到二营接受任务。正说着，过来一位首长把我拦下了，小鬼，你的伤好了没有？我撩开衣服让他看，说已经好得差不离了。
我赶到二营营部，已经是傍晚，部队已经集合完毕，就等我了。
晚上七点，部队开始行动。营里组织了一个150人的加强连，在炮火的掩护下，晚八点，冲上了北山主峰。点了点人数，还剩下不足20人，连长和步行机员都牺牲了。营长回头看我一眼说，你和五连留下，守阵地，等待援兵。说完他就下山了。我对营长有些不满，你和我们一起上的山，就应该留下来。你可倒好，自己走了，步行机员都不带，你怎么指挥战斗？
没娘的孩子也得想法儿活。谁是排长？有个战士用手一指：在那儿呢。我过去一看，这不是死的吗？他说，刚才还有气呢。谁是班长？没有吱应。我说不管是谁，有一个算一个，赶紧收集武器，特别是手榴弹，全部集中起来。当时战场上尘土呛得枪都打不响了。谁是共产党员？只有一个人站出来，他肩上背着的是冲锋枪，看样子是个小组长。我说你负责指挥。我看了看四周的地形，发现石砚洞北山的西南坡上有个碉堡，是敌人盖的，已经空了。战士们真好，自己守在战壕里，把我推进碉堡。当时那种情形，谁都可以死，步行机员得活着，要不怎么联系炮火？
晚23点，敌人开始反扑，我向团部报告，要求炮火支援。接收我呼叫的人叫陆洪坤，他是我上级台的步行机员。按着我提供的射程距离，我军的炮火像长了眼，四处开花。敌人的进攻被打退了。
28号一天，敌和组织了三次进攻，都让我们的炮火压下去了。晚上，四连终于上来了，只有几号人。四连长进碉堡转了转，说他还要到别的阵地上去看看。临走前他叫我们坚持着，六连很快就上来。
我们十几个人在阵地上坚持了二天二夜，没吃没喝，左等右等等不到援兵，也等不来撤退的命令，只等来领导鼓劲的话：你们是英雄战士，要坚持住，祖国感谢你们。战士们听了，认为部队和首长已经把我们舍弃了，情绪很激愤，有位伤员气得抡起手榴弹往自己的胸口上砸。
敌人又上来了，离碉堡还不到20米。我请求向碉堡开炮，陆洪坤在步行机里说：炮火离你太近了！我说你们不要管我，快向碉堡顶上开炮！等了一会还听不见炮声，我扭头一看，敌人已经把炸药挂在碉堡门上了。我冲着步行机大声喊：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共产党万岁！喊完以后，轰地一声，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发现自己被人扯着腿往山下拖。后背和脑门钻心地疼，我使劲蹬了一下腿。拖的人见我还活着，不拖了，把我撂担架上。我知道被俘虏了，想拼命，手里没有武器，一着急，又死过去了。
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一辆汽车上，我觉得身上好像压着东西，沉得很。用手四下一摸，都是死人，那是老美的运尸车。
卸车的时候，他们把我从死人堆里拣出来，扔上了另一辆汽车，车上拉的都是我方被俘人员。中途，其他战俘下了，单留下我一个，直接拉到大韩民国汉城陆军医院。我猜想，他们八成是把我当成官员了。因为我留的是长发，按部队规定，只有机关的人员才可以留长发。还有就是我肩上有半截皮带，那是步话机上的带子，烧焦了，贴在衣服上，可能他们以为那是文件包上的带子。
战俘登记的时候，他们问我是哪个军哪个师哪个团哪个营哪个连的，我说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的。问我是干啥的，我说我是军长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也是战士。
在阵地上饿了两天，身上三处伤，临了还当了俘虏，我心里憋屈得很。连伤带病，身上的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
医院的伙食不差，吃的是西餐，牛排当然是没有的，每餐几片面包，几截香肠，一个鸡蛋，有时还有冰激凌。刀叉不给，用手抓着吃。
那天我的病床前来了几个人，问我，联军对你怎么样？我说很好，太好啦，你们天天都这样才好呢。
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这次他们没带翻译，带了一张画给我看。画面上是苏联克林姆林宫的红墙，斯大林从墙里探出脑袋，右手伸出墙外，手里提着一个小筐，筐里装着机枪大炮，还坐着一个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筐里的那个人是咱们的领袖毛主席。他们把毛主席画得大脑袋，细胳膊细腿，小身子。我一看，“嗷”地一声去抢那副画，没抢着。
隔了不几天，又来了三五个人，其中一个是中国人。他们给了我三条路，让我任选一条。第一保送我到日本学习，第二去台湾，第三回中国。我说前两条路我都不走，我要回中国。他们说你回去就是死路一条，共产党饶不了你。我说就算共产党要枪毙我，我也心甘情愿。
几天以后，他们把我从陆军医院提出来，说是要让我尝尝战俘的滋味，把我送到釜山伤病战俘收容所。那里关押的不光是志愿军的伤兵和战俘，还有朝鲜人民军的，男男女女几千人。
我被关进了第三收容所，里面关的全是选择要回国的战俘。他们见了我很不友好，瞅我眼神带着杀气。我纳闷了，都是自己的同志，怎么像仇家？这时候有人唱了一句：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这歌我太熟了，马上接了下一句：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然后我和他合唱：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是核心，你是力量……这么一唱，融合多了。后来他们找出一截铅笔头和烟壳纸，叫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回家”几个字。正写着，看守过来了，我连忙把香烟盒塞嘴里，那半截铅笔被我藏肛门里了。他们一看，妥了妥了，蒋庆泉是自己人。
敌人还想着拉我去台湾，逼我在胳膊上刺“反共”“抗俄”四个字。我说你们把我的胳膊剁下来拿回去，想刺啥就刺啥，要是敢在我身上刺，我就咬舌头自杀。
他们还死心，把我送进另一间收容所。那里关的都是选择去台湾的战俘。我一进去就有人喊，他是个死硬共产党分子，打死他！我顺手操起门后的扫帚，摆出拼命的架式，操你奶奶，你们来吧！呼拉一下，上来十几个人。看守的美国兵把他们驱散，把我拖出去，又送回第三收容所。
1952年8月的一天，中美在板门店交换战俘。
头一天，我们从釜山坐火车到了韩国的汶川之后，被圈在一个四周是铁丝网的大院子里。就听见对面的广播里有人喊话：同志们你们受苦了，祖国来接你们了！我们都哭了。
交换战俘那天，两国战俘在板门店会碰上了。美方战俘穿着兰制服，个个白白胖胖。我们脱了战俘服，一个个瘦得像搓机板，肋骨都鼓在外面。
归国前，医务人员用ddt给我们消了毒。火车一直把我们拉到了辽宁昌图县的金家镇。接管我们的组织叫“志愿军归来人员管理处”，我在第三教导团二营五连一班。
开始的三个月，我们主要是恢复体力、治伤，熟悉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现状。然后开始整训，也就是政治审查和根据审查结果作出处理。
负责政审的同志一再让我交代是怎么被俘的，被俘的时候举过手没有。我那个气啊，要是知道怎么被俘的，要是还能举手，能作俘虏吗？我早把自己报销了。
七审查八审查，组织上作出决定，恢复军籍党籍，但因为当了俘虏，给了我一个党内警告处分，然后让我复员回家。我没脸回家，要求到北大荒去种地，组织上不批准。
那个处分我背了近三十年，直到1982年才平反。
回乡后不久，生产队放电影《英雄儿女》，我一看，这演的不是我的事么？我哭了一场。
现在我才知道，当年我喊了“向我开炮！”“共产党万岁”以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首长和战友们以为我牺牲了。战斗结束以后，陆洪坤和谷德泰他们向一位名叫洪炉的战地记者讲了我的事，洪炉写了一篇题为《顽强的声音——记步行机员蒋庆泉》的文章，军政治机关也准备为我报功，还要在军内宣传我的英雄事迹。
当时我军一边与美军作战，一边与所谓的“联合国军”在板门店进行停战谈判，在协议交换俘虏时，从对方提供的被俘人员中，发现了我的名字。这才知道我没牺牲，而是作了俘虏。于是作出决定，对我不予宣传，不再给予荣誉称号。洪炉写的那篇文章也被压下没能发表。
两个月后，部队又发现了一件与我完全相似的英雄人物，叫于树昌，他也是步行员，也喊出了“向我开炮”的英雄口号，牺牲了。部队为了宣传于树昌的事迹，由烘炉和另一个记者采访于树昌的事迹。由于我的事和于树昌十分相似，洪炉就把写我的那篇文章的内容加入了写于树昌的文章里了。
六十年了，我从来不跟别人说自己的事，连老伴和儿女都不知道我去过朝鲜战场。
经常有人来套我话，蒋庆泉你打过仗没？我不点头也不摇头，唱歌给他听：笑嘻嘻，乐洋洋//都说济南府打得真漂亮//守城的蒋匪全交枪//十万人马都打光//吴化文起了义//坦克车投了降//王耀武做了俘虏，出了洋相……
张三问我去过朝鲜战场没？我说去过。李四来问，我说没去过。我就这么真真假假地瞎糊弄，人家闹不清我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我要不是这么胡搅和，早让人挖出来了，哪能太太平平活到现在？
几年前堂兄从台湾回来探亲，见了面，我们泪眼相对。说起当年的事，他捅我一拳，叫你别走别走，你偏要走，走了有什么好？你看你现在过的是啥日子？我说啥日子？有吃有喝有房住，妻贤儿孝，子孙满堂，这还不叫好日子？
2005年，洪炉在崔永元主持的“电影传奇”里说了我的事。我儿媳他哥来问我，电视里说的那个蒋庆泉是不是你？我没认。我要是认了，人家就知道了我当过战俘这件事，儿女的脸往哪放？
2008年，洪炉和陆洪坤在网上和报纸上发表了《寻找英雄王成》、《蒋庆泉，你在哪里？》的文章。我儿子爱上网，碰巧读了那些文章，也不跟我商量就把家的电话给了他们。
去年秋天，80岁的洪炉千里奔东北，找到我家。我问他是谁，他说他叫洪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23军战地记者。他说你以前是不是在石砚洞西南山打过仗？你是不是叫蒋庆泉？“向我开炮”是不是你喊的？他把1953年5月18日写的那篇文章的手稿拿给我看，告诉我电影《英雄儿女》就是根据我的事改编的。跟洪炉一起来的是《瞭望周刊》的记者山旭，他回去以后写了一篇《王成还活着》，把我的事一下传出去了。
洪炉走了以后，我接到陆洪坤的电话，叫我去江苏宜兴会面。一见面我就问，当年我喊“向碉堡顶开炮”的时候咋不开炮？陆洪坤说当时没有炮弹了。唉，我想死在自己的炮火下都不行，你说窝囊不窝囊。
今年九月，沈阳军区司令员和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来看我。孙玉国现在是副司令员了。他们走了以后，我儿替我不平，爸，你要是不被俘，现在没准也是司令员了。我说你个傻小子，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要真是那样，你能有我这个爸吗？
现在国家每个月发600块元钱，我没事玩玩根雕，晒晒太阳，过得挺踏实。
前几天我写了一首小诗，你听听写得咋样：一生多坎坷/老来无续章/由命不由人/何须论短长。
唉，啥都不说了。（蒋庆泉口述 宋晓红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