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从四川来的外来工叫黄小平，他在广州乐得花园工地打工，左腿自膝盖以下被搅绊机卷没了，受伤时，他还不到18岁。

黄小平发生工伤后，他所在工地一直对外封锁消息，迫于工友们的压力，半个月后，工地负责人才通知了黄小平的父亲。黄小平父来到广州，人生地不熟，在广州转悠了大半天，才在一位好心人的带领下，找到黄小平住的医院。

在这期间，黄小平的父亲前往黄小平打工韶关三建公司领导，要求为黄小平安装假肢和伤残补偿，但公司领导说黄小平没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不是公司的员工，应该去找包工头。黄小平的父亲去找包工头，包工头躲着不见。

在医院里住了25天，黄小平在还没有康复的情况下，被强制出院，他所在韶关三建公司不再负担他的生活费其住宿问题。黄小平父子被人赶出工地，在街头风餐露宿，举目无亲的他们只好投奔在鹤山市雅瑶镇打工的朋友。随后，黄小平的父母数十次往返鹤山与广州，与韶关三建公司和包工头交涉。后来，包工头提出私了，一次赔偿15000元，黄小平的父亲拒绝了。

黄小平打工的公司在韶关，受伤地在广州白云区，黄小平的父亲去为儿子申报工伤认定，区一级劳动部门认为黄小平打工的单位不在当地，不属于管辖地。黄小平的父亲辗转到广州市劳动局投诉，劳动局安排他们与韶关三建公司在乐得花工地调解，调解的结果依然是赔给黄小平15000元了事。

万般无奈之下，黄小平的父亲找到了我。

这件案子，仅仅是工伤认定这个环节，就走了大半年才完成。在调查取证期间，阻力很大，黄小平所在班组的工友或“生病请假”或“辞职回家”，走得一干二净。接下来还要办理伤残评定、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仲裁等一大堆的程序要走。如此复杂的司法程序，几度差点把黄小平父子的维权意念打回去，他们好几次想放弃，接受包工头私了的15000元算了。最终，我依据法律帮他争取到了15万元的赔偿。如果没有我们的介入，以黄小平父子的个人能力，他们一辈子也不可能为自己讨回公道。

我曾经和广东商学院和中山大学法学院的两位教授开展过一项工伤课题调查，对珠三角地区38家医院和一家职业防治医院的582位工伤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涵盖的地区包括顺德、中山、东莞、惠州、广州、深圳。 绝大多数工伤者是青年人，平均年龄26岁，发生工伤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是机器轧伤和割伤，工伤发生最多的行业是建筑、五金、电子、家具业。发生工伤最多的企业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其次是外商独资企业。在整理调查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常常是看着看着就痛哭起来。

越是接近真相，心里越沉重。我知道，我知道，媒体披露和我经手、调查的案例仅仅是冰山一角，更多的事实沉在海底。有个记者朋友曾经告诉我，十几年前他到珠江三角洲某经济明星城采访时，一位劳动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如果按照《劳动法》办事，那么广东就不会有一间合法的工厂存在。听他这么说，我很震惊，也感到很痛苦。朗朗乾坤，打工者的合法权益为什么从根本上得不到保护？

作为全国第一家劳务工的草根NGO，服务部注定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1999年9月，司法局、工商局联合现场执法检查，认定我们涉嫌超愈经营范围，以此为由暂扣营业执照，要求我们停业整改。所谓的超范围经营，指的是我们从事法律服务，有与律师事务所抢案源的嫌疑。后经当地团委调解，我们写了保证书以后服务部才得以重新开业。

这件事让我对自己的维权方式有了新的设想：如果我们能寻求到一种稳定的经济力量的支持，就可以免费为民工们服务，避免在一些细节上不与当时的法律法规有冲突。这个设想可以说是我认识上的跨越，但我却不知道钱从哪里来。

山穷水尽之时，转机出现了。

2000年5月的一天，香港基督教教工业委员会的几位工作人员来到我们服务部，听完我的介绍之后，他们问我最大困难是什么，我说经费。他们表示愿意每月援助我们服务部2000元。接着，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向德国基督教发展服务社（简称EED）申报了“珠三角外来工法律援助及能力建设”项目。2002年1月，德国EED来番禺实地考察之后，决定以三年为一个计划，每月向我们提供2?5万元的经费资助。目前已经完成了两个三年计划，第三个三年计划可持续到2012年3月。

自此，服务部不再收取服务费或诉讼代理费，定位明晰为“关心及促进中国流动工人生活与权益状况的NGO组织”。有了外在力量的支持，我们走出困境，结束了夹缝生存的尬尬，服务半径从番禺扩大到整个珠三角。

二十一世纪以前，我们帮助维权的农民工基本上是70后，他们之前在家里种过田，吃苦耐劳的特质明显，文化层次低，对社会对自己的期望值不高，但求温饱。现在，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开始走向城市舞台，相比起上一代农民工，他们对社会，对工作、生活都有了更多的诉求。他们要求与城市人更接近的福利生活和环境，要求更人性化的管理和生产条件，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怀和抚慰。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我开始探求向维权以外的服务领域发展。

2003年5月，我以国际访问者的身份前往美国，访问了美国工会组织、社会服务中心、社区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等机构。在美国，社区大学都是为在职工人提供的成人教育，公益化运作，政府承担费用。在爱和华洲的社区大学里，设有电脑室、技术操作室，还有语言课程。我受到了启发：我们办不起大学，但可以在工人生活区建立小型的活动中心，为外来工提供娱乐、交友、学习的场所，解决他们社会交往少，能力意识欠缺的问题。在旧金山，我与美国Reebok公司总裁谈到这个设想时，他很支持，愿意提供1?5万美元作为启动经费。

回国以后，我着手组建了“打工族文化服务部”，地点选在番禺石基镇石岗东村，那是一个外来工聚集的地方。服务部里提供各项文体设施，不定期地开展培训和联谊活动，电脑班、舞蹈班、英语班等短期课程循环开放，以此来丰富农民工的学习和生活，让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拥有更多的归属感。”

相比之下，维权只是事后补救，而提升劳动工人的能力，这才是最根本的。本着这个理念，我们的工作方式从过去的维权为主转为从能力建设为主。“用人文关怀的精神来对待打工者，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这是今年“富士康事件”后，从中央到地方的一致提法，而7年前，我们已开始做这些事了。我们与一些高校共同组织法律知识系列讲座，出版维权刊物，组织工人参与社会事物，去法院旁听庭审，去医院做工伤探访，开展对工友进行职业安全健康教育和培训，设置社区职业安全健康志愿者行动计划、提供生活紧急救助等。我的目标是，通过这样的活动，提升劳动工人的综合能力，让他们自身强大起来。

在此期间，我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先后以志愿者的身份进入我们服务部，工作一段时间后，带着这里的经验到深圳、东莞等地自立门户。几年间，珠三角迅速涌现了数十家类似的劳工NGO。

我们服务部发展很快，赢得了美国亚洲基金会、挪威奥斯陆大学法学院、中山大学法学院、耐克公司等组织的合作，专职工作人员增加到13人，志愿者百余人，开展工作的网络不再仅仅只有番禺，在东莞，在惠州、中山等其他城市，也有三个注册的办公室，还建立了“珠三角安全与健康支援网络”和“工伤者互助与社会康复支援网络”。

番禺现有180万外来务工人员，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是为他们服务的机构却不多，很少有人把热情投向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别人可以躺着，我得站着，因为我是农民的后代，我和他们有着相同的呼吸和相似的梦想，直到现在，我还无法进行角色转换改变自己，去做一个所谓的城里人或本地人。我和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一起走过了12年。这些年，我们在争取劳务工权利的路上，走过的一小步就是广州公民社会的一大步。无论是外来工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还是政府从漠视外来工的权益到提出要善待外来工，以及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明确地表示对外来工要人文关怀，都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有些人包括我的家人还不大理解我的行为，但我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有了我们的存在，或多或少可以在劳资冲突中起到居间协调作用，正因为这种诉诸理性的维权，才防止这种冲突以非理性的方式爆发。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2001年服务部举办法律援咨询动，我的妻子是那次活动的志愿者，我们由此相识相知，最终走到了一起。（曾飞洋 口述 宋晓红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