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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光海:在海南制稻种的日子(上)
2011-03-03 14:05

上个世纪70年代,袁隆平教授在海南搞出了杂交水稻,给粮食增产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为了尽早尽快的推广杂交水稻,需要大量的稻种。但是像我们这里一年制种只有一季,冬天的时间就全部浪费了。而如果在秋收以后,把队伍拉到海南去制种,又可以多制一季种,这样制种的效率和产量都翻一番了。因为海南岛四季无冬,大部分时间气温都在20°以上,适合作为制种基地。所以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全国的水稻主产区都组织了队伍赶到海南去制种。当时全国一共组织了4万制种大军南下海南,还成立了一个南繁指挥部,统一协调,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时髦的名称,叫“南繁战士”。

我们建德在1975年就派了一位同志,参加了杭州市组织的试验组去那里学习了一季。1976年10月领导派我带了14位农业技术骨干,到海南去制种。我那时是在农业局工作,还是个23岁的小伙子。我们那时候是坐火车去的,到了广东又转到湛江,再水陆联运跨过琼洲海峡到了海口。当时车票很难买,我拿着县里的介绍信,找到了长途客运公司经理。结果一问,他是东阳人转业的在那里,见到老乡格外热外热情,马上给我们解决了车票的问题。以后我们买车票都去找他,每次他都很帮忙,就这样花了7天的时间,才到达了目的地陵水县。

我们当时是在陵水县的郊区,没有房子住,我们自己搭茅草棚。当地的队长冯石贵带了些村民给我们砍了很多木麻黄树作为柱子,我们再用它的枝条编起了墙,外面糊上黄泥,顶上盖上了茅草,我们的宿舍就建成了。里面没有床,我们用木麻黄树搭起了床架,上面订上竹片,铺上厚厚的茅草,再铺上草席,就成了我们的床。当地人砍木麻黄的时候,树桩留了有半米高。我们没有柴火烧就把麻黄树桩挖出来,劈起来柴火烧。在海南的日子里,木麻黄给我们的帮助很大,这种树抗风沙,耐贫瘠,海边这种树种的很多。不过它的木质很硬,很难劈开,我第一年就劈的肩膀伤筋,到宁波接稻种的时候,我的手抬都抬不起来。后来看好了,但是现在到了天阴下雨的时候,肩膀还会酸痛。

到了一个新地方,面临着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水土不服。我们浙江的经济条件好一些,当时县、局领导对我们非常关心,除了给我们调配好足够的全国粮票意外,还特批了我们很多咸肉、黄豆等食品,保证我们的营养,当时这些食品都是紧俏物资,有钱都买不到,我们自己还带了大量的霉干菜。而邻省的制种队,带的都是整麻袋的干辣椒。可是即使有肉吃,半个月以后,我们15个人个个都是嘴唇干裂、发白。到医院一看,医生说我们是缺乏维生素,让我们买点新鲜蔬菜吃吃就行了,不用吃药的。问题知道了,可我们还舍不得买,因为在那里青菜要三毛一斤,带缨的萝卜也要三毛一斤,这个价钱是我们这里的十倍,我们实在舍不得吃。熬过了一个月,我们自己种的小白菜都长大了,我们有了新鲜蔬菜吃,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因为建德的土地面积少,所以分配给我们的制种地要偏一些,也要差一些,在陵城镇城内村。我们的55亩制、繁种地,一半是在二队,这里的田受甘蔗厂污水污染,太肥了,脚踩到泥里都会冒泡,这样水稻容易疯长。还有一半是属于一队,那里都是河滩地、清水沙,根本存不住肥,瘦的很。所以我们当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瘦的田里我们到处去找农家肥,每天天不亮就到县城的厕所里区挑肥,我们经常去的一个大宅院就是电影“南霸天庄园”的原型,当时是陵水县公安局。我们每天都把粪坑里的肥刮的干干净净的挑回来,把它们倒在田里改良土质。肥的土地我们想办法控制水稻的疯长,结果当年我们的成绩很不错,在杭州市的各县区里,我们取得了制种亩产第一的好成绩。

当时给我们制种任务要求我们每亩地产量能达到八十斤,但我们产量最后面达到了150斤,大幅度超过了上级的指标。第一年稻种收获以后,因为回来的季节比较迟,为了赶上播种的季节,不误农时,所以当时我们江浙两省的稻种,是由国家特批用部队里的军舰运到宁波港,过台湾海峡时,上面还有空军飞机护送。我们当时是到宁波港去接稻种的,第二年的时候,我们杭州就有了准备,提前准备了16辆卡车到那边运稻种,沿途换人不停车,日夜兼程赶回来。

第一年的成绩很好,第二年县里组织了一个更大的队伍有45个人,给我们安排了164亩地。地点也给我们换到了东方县,那里条件更差,是偏远的山区,而且是当时制种基地里最偏北的地方。那个地方连电都没有,广播也不通,非常荒凉。我后来向领导汇报时总结了三大缺点,一散土地分散,二多草多鸡多,三少平整的田少,肥的田少、大块田少。但也有两个优点,第一,因为是在田在丘陵中间,隔离条件好,制种的纯度就高。还有因为丘陵山区上面还有水库,所以用水条件比平原好。我们去的地方叫板桥公社白穴大队,到了公社以后还要走上10里路才到达目的地。说说是路但其实是没有路,一片荒滩,坐着牛车,沿着车轴印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到了。那里的条件更艰苦,老百姓住的都是低矮草房,烧饭是三块石头搭起来的灶,上面放着锅,然后用“笠帽当锅盖”,这就是海南18怪之一,我们是亲眼看到的。

因为是第二年有了经验,所以我带了7个人先去打前站。为了抢时间,县里开证明让我们坐飞机去,很快就就到了海口,第二天就到达了目的地。到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搭茅草棚,这次搭的茅草棚就大多了,40多个人都可以住在里面,外面还修了晒谷场。等大队伍到了以后,我们分了4个小队,一队队长是洋溪洋安村的谢坤元,二队队长是寿昌十八桥村的邵其松,三队队长是大洋庆丰村的程德路,四队队长是乾潭大路上村王来斌。队伍分好了以后,我们就分头开始了工作,那里的田条件很差,高低不平、地块小,不利于制种,我们先从平整土地开始,把它平整为大块土地。水利设施也没有,我们修起了渠道,改善了水利条件,这样就开始了育秧。

但一育秧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因为当地的老百姓养猪的习惯是放养,猪到处乱跑,看到嫩秧苗自然不会放过,我们派了很多人看守,可是田块分散,实在看不过来,被猪吃了几次,有位看秧田的同志跟我汇报时都伤心的哭了。我们补种的以后,想想这不是办法,于是就和村里商量,在育秧期修起篱笆,把村子围起来不让猪跑出来,这样才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语言不通,我们那时候和村里面交流都很困难,幸亏村里有一位女支委欧寒心,她读过高中,普通话说的还好,所以她是我们两边交流时候的翻译。

村里对我们的工作是很支持的,因为当时给他们回报是每亩田800斤稻谷,由国家统一调拨。而他们每年的实际产量亩产只有200斤左右,他们当然是很高兴了,很愿意配合我们。那里的猪跟狗一样会抢人的大便吃,那里是没有厕所的,大家都在野外方便。猪就会在附近等候,当人走开,几头猪就会扑过来抢粪便吃。那里土地很瘦,我们为了增产,每天都要出去捡狗粪、牛粪、猪粪扔到田里当肥料。后来局领导去慰问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那么艰苦的工作,也和我们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去拾粪,白天又和我们一起到地里去干活,这给我们鼓舞很大。

在整个制种的时期里,我们每天天一亮就出发,一直到天黑才回家,但是大家都没人叫苦。可时间一长新的问题又出来了,那就是伙食的问题。去的时候虽然带了很多的咸肉和黄豆,每隔几天就大家烧一顿改善一下生活,可是慢慢的这些东西都要吃光了。虽说自己种的蔬菜已经不少,但是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光吃蔬菜是不行的。不过我们浙江人还是很会动脑筋的,我们发现有些小田沟里都有野生的小鱼,于是在工作稍微有点宽松的时候,就安排了一些人,到这些地方去抓小鱼。我们当时没有别的抓鱼工具,用的都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小河沟的两头做坝拦起来,再把中间舀干,然后就可以抓鱼,抓泥鳅了。

抓的最爽的一次是在一个水潭里,因为水比较深所以鱼特别多,那次我们一口气抓了几十斤鱼,装满了好几脸盆,大家好好的美餐了几顿。不过因为工作太忙,所以这样的次数不是太多。特别是当有一次在泥里翻泥鳅的时候,我突然摸到一条身上带有鳞片的东西,心里一下凉,知道是蛇但又不敢放手。鼓足勇气一下子把它甩到了岸上,大家一看是一条无毒的水蛇,总算是有惊无险,但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去抓鱼了。海南的蚂蝗特别多,而且个头也大,“一条蚂蝗当裤带”,这也是十八怪。我第一年去的时候脚带了28个疤回来,领导看见了以后非常的关心,觉得这样不行为了确保大家的身体健康,在第二批去的时候领导特意为每个人都配发了一双橡胶的水田袜,这样我们大家再也不受蚂蝗的困扰了。

但是还有一个麻烦的东西却总是来捣乱,那就是蚊子,海南的蚊子个头大,“三只蚊子一盘菜”,不仅大而且很毒,是恶性疟疾的高发区。第一个得病是大洋的程德路,他因为是第一个得的,我们没经验不知道,看他发烧发的很高,浑身很烫,一会又冻的浑身发抖还抽筋。我当时真是被吓坏了,离公社又远,农村缺医少药,这时只有到村里去找村干部想办法。我马上跑到了离我们住地最近的支委老高家里,敲开门跟他一说,他告诉我说,这是恶性疟疾,要赶紧送医院,于是他就赶出了牛车,我们把老程抬上了牛车,老高告诉我们自己的公社太远,只有送相邻的公社,要近一半多的路。

于是在漆黑的路上我们坐在牛车里,提心吊胆的看着在呻吟的老程,听着牛车吱咕、吱咕的响,慢悠悠的往前走,心里急的直冒火,可也没有办法。总算牛车到了公社的卫生院,医生一看就忙着抢救他,特效针一打下去病情就马上缓解了。这时候医生告诉我们,你们要在迟2个小时来,那他就没救了。听他这一说我是一阵的后怕。可是那时候除了点蚊香之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这是我在海南那两年碰到最可怕的事情。老程休养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但是他以后的身体就再也没有真正的好过,因为那场病对他的损伤确实很大。我们有三个人得过恶性疟疾,大家回来了以后,领导专门安排我们在县医院进行过体检。(董光海口述 张京波整理)

责任编辑: 周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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