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临终前对我说：“树清（我的家名），你一定要去找‘金萧队伍’，为老百姓讨公道。”祖父的这句临终嘱托，成了我日夜梦想的追求。在父亲的支持下，我辞去了八乐小学教师一职，决意从戎。1949年5，寿昌县解放，在实行军管的同时，以金萧支队严衢大队为基础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寿昌县大队，我就是那一年参军的，在寿昌县大队第一中队当文化教员，那年我20岁。穿上军装以后，我到祖父的坟前上了一柱香，告诉他，我参加金萧队伍了。

入伍三个月，我就荣立二等功。

那是1949年8月11日，上级命令我们一中队配合和解放军25军72师驻白沙的炮兵营前往大同溪口剿匪。深夜，我带领一班为尖兵组，先行出发。一路上，我们警惕地搜索前进。登上岘岭时，天蒙蒙亮了。在大同，我们中队和炮兵营的同志们会合。两支队伍的领导正在区政府会议室召集各连、排干部会议，分析敌情，研究行动方案，情报员匆匆赶来报告说，敌人正在清潭向群众派粮准备烧饭。两支队伍立即从大同的郎家过桥，选择隐蔽路线，直插清潭。

接近青潭对面的山坳时，在此监视敌人的农会干部告诉我们，敌人正在一个塘边的祠堂里吃饭。我们中队急速分三路包围了祠堂。我和一排迅速封锁了祠堂大门，冲进去一看，祠堂里饭菜碗筷狼籍一地。地上的烟蒂还在冒烟，我们断定敌人没跑远，马上向祠堂右侧的山林追击。我们中队的战士几乎同时冲到山脚，分成三个战斗群，呈扇形展开，向土匪溃逃的猴子山追击。炮兵同志从望远镜里发现，近百名土匪正向猴子山的主峰逃窜，随即用炮火攻击。炮声一停，我们冲上炮击地，打扫战场，俘虏敌匪3人，缴获步枪5支，电话机一台，军刀、马刀各一把。

这时天色将晚，敌匪已向兰溪、龙游交界处的山逃遁，炮兵同志撤出战斗，我们也准备收兵返回。据俘虏交代，狡猾的匪首没有上山，因此队长叫我们行动要隐蔽。那天是农历七月十二，月亮很大。队长安排我们尖兵组走在前面。晚上9点左右，我们接近盘山村头一个转弯的地方，与3个陌生人相遇，我们喊了一声：“举起手来！”他们马上把手举过头顶。在他们身上没有搜到武器。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其中那个中年人用很浓重的兰溪腔说，他们是来买树的。我觉得可疑，买树为什么要晚上出门，就不怕碰到土匪？我们把他们三人带到大同，连夜审问。我和指导员负责审那个年纪轻的角色。

经过审问，那个家伙承认了他叫林杰，是土匪总队的副司令，我们在他的腰带里搜出了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青年救国军司令部颁发的委任状。原来，这股土匪在七月初偷袭了兰溪县蚂蝗区公所，杀害了该区区长，抢走电话机和一把手枪，林杰因此得到了上司的奖赏，委任他为“青年救国军浙江总队副司令”，期间，他率领众匪多次来寿昌、兰溪、龙游交界的山里，组织土匪武装，进行破坏活动。这次到清潭抢粮，就是他策划领导的。

解放初期，建德、寿昌境内聚集不少武装土匪，约两千余人，仅寿昌境内，就有十个大队。这些土匪到处强行派粮、抢粮，恐赫群众，杀害我区、乡、村干部，扰乱人心，气焰十分嚣张，再加上一些土豪劣绅主动送粮上山支援土匪，形势很严峻。为了保卫新政权，我们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1950年，我们进驻邓家。当时邓家的形势很复杂，虽说只有80多户人家，却有国民党员12人，青年党员15人，三青团员2人，还有伪乡长4人，解放前，村里党驻反动军队，人民群众一直被压迫受欺负。邓家地处边界，又是深山区，是土匪们经出没的地方。

我们到达邓家之后，刷写标语，张贴告示，召开群众会，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政策，宣传解放军的纪律，宣传军民一家的人的主张。文工团的战士还演出了话剧《牢记血泪仇》等文明戏，教群众唱革命歌曲，和群众一起打花棍、扭秧歌，通过这些活动，丰富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在那里驻扎，土匪轻易不敢下山抢粮了，群众种在山上的农作物就成了土匪争夺的目标。当时正值收玉米的季节，我们组织了民兵队伍，配发了枪支，夜里和民兵一道上山打野猪、捉土匪，保卫劳动果实。有一次民兵们捉了两个土匪，这么一来，民兵的威信高了，参加民兵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趁热打铁，又组织了妇救会、儿童团，工作打开了局面。我把我们在邓家的工作经验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打野猪保生产 捉土匪徐大害》，发表在1951年4月15日的《人民卫兵报》上，这张报纸的剪报，被我收藏至今。（潘文达口述 宋晓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