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叶秀先生（建德里叶人）画了一幅画送给我，画上画的是几根竹子，一枝一叶都很精妙。最妙的是其中有一根竹子从根部断开了。起初我看不明白，为什么画一枝断竹？后来听父亲说，那支断竹是用来比喻台湾和祖国大陆两岸相隔的一种遗憾的。我喜欢这幅画，并不是喜欢那枝断竹，而是喜欢它的题款：无穷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我觉得这两句话好像就是为我写的。

要是没有两岸分离的遗憾，我的生活肯定是另外一种样子的。

我父亲名叶元崑，建德里叶人。16岁时参加中国青年救国军，在福建服兵役。1945年抗战胜利，被派往台湾，后转业在台湾行政院辅导委员会，负责退伍军人的管理。 我母亲是福建泉州人，师范毕业，婚后随我父亲一起去了台北，在学校当老师。 1948年2月23日，我生于台北。当时我的大哥5岁，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我，我出生后的第35天，父亲把我送回建德里叶，交给爷爷奶奶抚养，雇了一个奶妈，打算等我断奶以后稍稍长大一点再把我接回台北。

人算不如天算。1949年全国解放了，台湾和大陆两岸分离，我就像一只搁浅的船，停在岸边，回不到父母身边了。

我们家祖上从我往上数六代，都不种田，主要靠行医、开药房为生。

父亲把我送回里叶的时候，爷爷在开化经营药房“叶倍院堂”和一家分店。解放后，公私合营，“叶倍院堂”没了，爷爷进了当地卫生院坐堂行医。爷爷古板得很，受不了天天开会学习，离开卫生院，在当地走村串户当了游医。爷爷给人家看病从不开价，病人给多少要多少，不给也没有关系，药先拿走，记在帐上。像他这样当郎中，挣不着钞票，只能自己顾自己。

我从小跟奶奶、姑妈和两个叔叔一起生活。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婆，走路一步三摇，只能操持家务。大叔叔解放前在药房里搞药剂，解放以后药店公私合营，他失业在家当农民。小叔叔原先在隔壁村小学当教书先生，多多少少有点工资，后来受我父亲的连累，下放回家劳动。爷爷难得往家里寄钱，家里的生活全靠两个叔叔。

我6岁那年，两个叔叔分家单过了，我跟爷爷、奶奶和姑妈一起生活。姑妈只比我大九岁，做不了什么事情，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生活困难，没吃没穿。

我8岁那年，村小的老师动员我去上学。家里没有钱，我身上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奶奶用她的裹脚布给我缝了一件上衣穿着去学校。读到三年级，灾年来了，饭都没得吃，书当然也就不念了。

不到10岁，我就要上山砍柴。当时吃大食堂，一个人头每月要交200斤柴禾。除了砍柴还要帮着家里种自留地，到生产队里放牛放羊。我15岁就在生产队里做生活了，每天记三个工分，值一毛多钱。。

父母远在台湾，我从小长到大，不晓得父母长得什么样子。小时候学说话，人家都是先开口叫爸爸妈妈，我没得喊，也不会喊，只会叫爷爷奶奶。长大以后，心里很委屈，爸爸妈妈是谁我都不晓得，还要被人家骂是国民党的儿子，受欺负，觉得自己可怜，躲到山上拼命地哭。

同宗的小爷爷当年是重庆军统里的发报员，在福建的时候跟我爸爸共过事，他那里有一张我父母结婚时的照片，我偷偷地去看过一次，我不相信照片上的人是我的父母，特别是我母亲，太漂亮了，比画的还要好看。文革的时候，那张照片被红卫后抄走了，小爷爷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我母亲的娘家是个大家族，我有三个舅舅、四个姨妈。外婆家在马南西亚开橡胶园，很有钱。外婆在世的时候，跟我爷爷奶奶保持联系，偶尔也会贴补我们一点。1958年外婆过世以后，联系中断很多年。

14岁那年，我去读夜校。读夜校的目的就是想多认几个字，将来可以给父母写信。三年夜校读下来，我认得字多了，还学会了打算盘。

1967年，父亲通过香港的姨婆转来一封信，那是自全国解放以后父亲寄的第一封信。信是寄到诸葛长乐村的——原先，里叶曾隶属兰溪诸葛。信是用繁体字写的，读起来很吃力，还没等我看清楚，村支书就叫我把信上交，说我们私通台湾，把我和爷爷还有两个叔叔叫去训了一顿。我胆小，骂不还口，没挨打，但两个阿叔和堂兄弟苦头没少吃。因为这件事情，大队惩罚我，要么叫我多劳不得或多劳少得，要么多摊派我做义务工。

我很想给父母写信，但是不敢写，那是危险大的事情，敢想不敢做。

戴着“国民党反动派儿子”的帽子，我处处小心，在生产队劳动很积极，不偷懒，很下力。由于我表现得好，1967年，队里派我里叶煤矿去挖煤，工分加补贴。一天十分工，补贴每天5毛钱。在煤矿里我先是挖煤，后来搞爆破。1980年的时候，煤洞里一块石头砸下来，把我的头顶骨砸得塌陷进去，一年不能干活，还好命没丢。

到了婚嫁年龄，很多人关心我的婚事，帮我介绍对象。介绍了十多个，一个也成不了，女方一听我有海外关系，唬都唬死。后来，隔壁邻居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的，她家是地主成份，住在排塘吴山边村。我有海外关系，她是地主成份，也算门当户对。订婚的时候，我花了100多元钱。我蛮以为这次能成，想不到上半年订的婚，下半年女方就要悔婚，把我给她买的几块布料退了回来。理由是我父亲是国民党反动派，她家住的地方是军事要地——排塘部队的油库在吴山边村，所以不能同我结婚。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不小，地主的女儿都不肯嫁我，看样子我只有打光棍了。

我堂妹有个同学叫徐雪兰，诸葛人，堂妹把她介绍给我认识。她是团员，出身贫农，还是民兵骨干，我看都不敢看她。她倒是大方的很，一点也不计较我的出身，愿意跟我一起生活。我去见她的父母，她的父母坚决不同意。她的兄弟都是大部干部，更加不同意。 也难怪，我长得又黑又瘦，家里又穷，出身不好，根不红苗不正，何况还有一个在台湾当国民党的父亲，她要是嫁给我，弄得不好会连累她们全家。

雪兰不管家里同不同意，一心一意跟我。为了讨雪兰家人的喜欢，每天收工以后我都要挑一担柴禾到她家。诸葛没有山，烧柴困难，我就每天砍担柴送过去，连夜赶回来。见我那么诚心，雪兰的父母总算同意了这桩婚事。

我跟雪兰1974年结婚，婚事是姑妈和奶妈帮着操办的。我借了200元钱，摆了几桌酒。结婚以后，我才觉得自己是有家的人了。

1978年，马来西亚的三姨给我寄了20元钱，还寄来一包衣服。国外寄来的邮包要交海关税，我卖掉一头猪，总算把海关税交了。后来姨妈又寄来一包衣服，我真的是没有钱交海关税，那包衣服放在邮电所里很长时间我都没去取，所长把邮包送上门，叫我签字领取。我说不要算了，交不起海关税，所长说海关税先欠着，等年底抬了猪再交。两包衣服，去掉我两头大肥猪，国外的姨妈要是知道了，不知道她会怎么想。

1983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和村里几个人合起来开了一个石矿，挖石灰石，卖给水泥厂。没有机器设备，全靠人出力，平均每个月能分300多元，我还承包了8亩田。矿里做做，田里种种，日子好起来了。日子再好，我还是又黑又瘦，吃不胖也洗不白，可能是小时候苦吃得太多的缘故。

一改革，一开放，香港的姨婆跟我们联系得多了，我这边的情况和父母那边的情况，都是通过香港的姨婆传递的。

1984年，姨婆来了一封信，信封里夹了一张我妈写的便笺，叫我去香港跟她会面。我从村、镇、县、派出所、公安局一直跑到省公安厅，才办好了港澳往来通行证。花61元钱买张机票到广州，从广州到深圳，再从深圳去了香港。

那次我去香港，没有见着母亲，她在马来西亚，签证一时办不下来。在姨婆家里，我跟父母通了电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母的声音。父亲在电话里表扬我，“你真本领，一个人能来香港。”我妈在电话里哭的比说的多。

第一次去香港，我像做梦一样，看什么都觉得稀奇，自来水、煤气、电梯、卫生设施、家用电器，这些东西我从来没见过。顶稀奇的是出租车，招手就停，到超市里买东西不要叫营业员，自己想要什么拿什么……

在香港姨婆家里住了十多天，回来的时候，父亲托姨婆替他帮我买辆自行车，姨婆给了我1000美金，还给了一台彩电，到杭州提的货。当时我们这里不要说彩电，黑白电视都少见，全村人都跑到我家里来看电视。

1985年，姨婆给我寄来一幅画。画是我妈画的，我爸爸题了几个字：放萌儿留念。画面上是几枝梅花和两只鸟，鸟的眼睛很慈详，朝着一个方向看着。我心里明白，画上的两只鸟就是我的父母亲，他们正在想念我。我把那幅画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有客人来，我就告诉他们，那是我父母的手迹。

1986年冬天，我大哥叶放宏到香港出差，寄信来叫我去香港见面。动身之前，我寄了一张近照给香港的姨婆。大哥就拿着那张照片在机场接我。我刚走出来，大哥就迎上来问：“你是放萌弟弟？”我说是，大哥抱着我就哭。

大哥叶放宏是台湾兴讯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生得又高又大，白白胖胖，我跟他一比，真当不像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大哥的普通话讲不好，我也不会讲官话，跟他聊天很吃力。我跟他在香港待了一个星期。他天天驾着私家车带我出去逛，给我买了很多衣服，带我去住宾馆，到酒店吃饭，还带我去坐大客轮。

在香港那些天，我好像生活在天堂一样。后来我穿着大哥给我买的西装、皮鞋回到里叶，村坊里的人羡慕得要命。

我再次去香港的时候是1988年，那次去香港，终于见到了父母。我妈见到我，除了哭还是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对不起你，让你受苦了。”我活到四十岁才见到父母亲，才第一次开口叫爸爸妈妈。从小到大，我在心里叫了千次万次爸爸妈妈，真见了父母的面，反而叫不出了。

跟父母聊天，更加聊不到一起，他们不晓得什么叫粮票、布票，不晓得什么是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不晓得什么叫居民户，什么叫农业户。他们问我靠什么生活，我告诉他们，我跟别人一起搞石矿，还种了八亩田，一年能打几十担谷，粮食多的吃不完。我爸爸听了以后很开心。

那次我和父母在香港待了11天，我妈给我买了1000美金的金器，一台18寸彩电，也是到杭州提的货。那台彩电现在还保存得很好。

在香港跟父母见面四年后，也就是1990年，我父母回里叶探亲来了，大哥陪他们一起回来的。四十多年没回来了，父亲在老屋里住了好几天之后，才想起来以前的环景和人事关系。

父亲回去以后，分批给我寄来25万元人民币，我用那笔钱盖了这幢楼房，当时是我们村最好的房子了，上下三层，共500多个平方。我给大哥、弟弟和两个妹妹每人留了一间，等他们来的时候好住。

1993年，父亲只身一人再次回到里叶，当时我的新楼已经盖好了，父亲跟我们一起住了将近一年。越住越不想回去，他想叶落归根不回台湾了。但是台胞往来通行证每三个月要改签延期一次，每次都要去杭州办延期手续，很不方便，他最后还是回去了，那是他最后一次回里叶。

现在形势好了，我和大哥他们见面不难了，想见就能见。我二弟叶仁山在美国工作，他比较重情，经常回里叶看看。我女儿读书的时候，他每年都要拿出钱来帮她们请家教，有了他的资助，我才能够把五个女儿培养出来。听说我们要修叶氏宗谱，他马上出资赞助。2007年，还帮我们建了一个“十里荷花里叶人”的网站。

我父亲是1998年离世的，母亲现在还健在，经常给我打电话。前几天她还来电话说，家里面现在算我最幸福，有田有地有山有水有房子女儿有出息。

我妈说的不错，我现在是苦尽甘来了，日子越过越开心。惟一的遗憾就是不能陪在母亲身边尽孝，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想见见在美国当药剂师的大妹妹，我跟她还没见过面。（叶放萌 口述 宋晓红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