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为新中国奋斗牺牲的先烈们

我父亲叫朱增球，出生于1903年，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童祖凯介绍的，那时候童祖凯在大洋组织暴动，我父亲是三都暴动队队长，陈一文是洋尾暴动队队长，他们经常在一起。后来一起坐过牢。后来童祖凯被杀害了，我父亲和其他的同志被关在牢里，一直关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组织上营救出来。常年的监狱生活，使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于是就安排他在三都的仁王寺里休养，就在那里，他认识了我的母亲。

我母亲叫张招清，出生于1921年，小时候当过童养媳，1939年与我父亲结婚。我父亲结婚以后，我们家就成了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大家在这里集会，饿了就煮点地瓜吃。我母亲很善良，她从不过问我父亲在外面究竟在做了什么，只是无条件地信任我父亲。

我母亲年纪大起来之后，喜欢回忆往事，我父亲的很多事都是我母亲跟我们说的。

我爷爷祖上是温州永嘉。因为当时血吸虫病流行，村里很多人都死了，奶奶也生病死了，我爷爷就带着我父亲跟着村里其他人逃难到了三都投奔亲戚。那时候我爷爷挑着一担箩筐，一头是简单的行李，一头挑着我父亲，翻山越岭来到了宋村山。和其他逃难的人一样，爷爷先是在河滩边上开荒种地，糊口度日。但没过几年，爷爷就生病去世了，父亲成了孤儿，一顿饥一顿饱地活到了20多岁。之后，童祖凯来到村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我父亲毫不犹豫就加入了他的队伍，直到他63岁去世，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

那时候我父亲是宋村山支部书记，当然是地下的。他带着老百姓搞减租分粮地运动。童祖凯组织建德农民暴动，我父亲负责三都暴动，他带领暴动队员攻打三都公安分驻所。暴动失败后，他们逃到了外地，在分水、毕浦那一带继续搞暴动。由于叛徒的出卖，父亲在桐庐被捕，直到1937年12月国共合作抗战的时候才被放出来。父亲出来之后，继续秘密组织地下党员进行革命活动，宣传抗日救国。1941年，父亲当选为中共建德工委委员，和陈一文他们一起，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队，叫抗日自卫队。

父亲和陈一文他们一起，跟着童祖凯在山里到处搞农民运动。有一次，在我家开秘密会议，突然得到风声，大家匆匆离去。童祖凯把一件大衣遗忘在我们家。童祖凯牺牲以后，这件大衣就一直留在了我们家。这件大衣在我们家里一直是当被子盖的，很重，冬天很暖和，我们小时侯都盖过。我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就把大衣裁成两半，上半截她自己穿，下半截给我做了件背心。后来搬了几次家，这两件衣服就再也找不到了，现在想来真是可惜，如果能找到的话，也是件革命文物了。

我母亲是东阳人，8岁那年，外公去世了，外婆养不活她们姐妹几个，只好把我母亲送给人家做童养媳。我母亲做童养媳的那户人家，虽然是个财主，家里很有钱，但却很刻薄，他们的儿子在外面读书，我母亲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到了他们家，只是干苦力活，磨豆腐、打柴、下地，什么苦活都要干，还经常挨打挨骂，这样的生活我母亲忍受了6年。14岁的时候，她终于借外出砍柴的机会逃回了家。我母亲逃走的时候，身上只有当年外婆给她的8毛钱，她还不忍心把那户人家的新柴刀带走，只带着一把最旧的柴刀上山，翻山越岭，一路逃回了外婆家。

那时候，外公已经去世，外婆又找了一个继外公，但是继外公留下两个孩子以后，又生病死了。我母亲回去以后，跟外婆哭诉了她这几年所受的苦，外婆很心疼，也没逼她回去。但是家里这么多人吃饭，靠外婆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于是母亲开始了她在外打工的日子。那时候适合她们小女孩做的活就是采茶叶，从春天一直采到秋天，我母亲和几个小姐妹结伴，到处去采，除了能吃饱养活自己外，还能剩下点钱补贴家用。（朱小凤 口述 张京波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