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歌词中这样唱道。1969年，17岁的徐爱良毅然加入到了上山下乡的队伍中，告别家乡，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千里迢迢来到了黑龙江。17岁去，27岁回来，徐爱良在北大荒整整待了十年，付出了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若是时光能够倒流，徐爱良说：“我还要去。”

1969年5月18日，徐爱良和来自淳安、建德的知青们乘坐火车来到了黑龙江省的饶河县。饶河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边陲，乌苏里江中下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那时候，中苏关系十分紧张，知青们人人都配一把枪。当时的徐爱良满腔热血，和所有知青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援边疆去了。

生长在山明水秀的江南，一下子跑到了环境恶劣的北大荒，诸多的差异与不适让还是半大孩子的徐爱良不知哭过多少回。刚到东北时，正值初夏，虫子乌泱泱的，不仅多，而且个头大，随手一抓就是一大把。所以外出时，每人都要在头上戴一个艾叶编成的环，再点燃，借助艾叶熏烟来趋散飞虫。到了冬天，东北大炕是唯一的热源，砖头砌成的大炕靠柴火燃烧产生热量，从炕头延伸到炕尾。徐爱良住的房间有三个烧火的炕头，可以睡十多个人。因为冬天晚上特别冷，大家就把火烧得很旺。有一天晚上，睡在炕头的一个姑娘的被子突然着火了，浓烟弥漫了整个屋子，把大家都吓坏了。

黑龙江纬度高，冬季时间长，6月开春前都没有办法种菜。漫长的冬天就只能吃存在窖里的蔬菜，不过是些白菜和土豆。北方都是以面食为主，除了馒头就是窝窝头，没有什么菜。咬着坚硬无比难以下咽的窝窝头时，常常会有人掉眼泪。都是20岁不到的小姑娘，一个哭了大家都哭。徐爱良说，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哭，想家，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回来，总想着不做出点成绩来没脸回家。

那时候条件太艰苦，做的菜都是大锅乱炖，土豆拿来煮汤，白菜拿来煮汤，就连韭菜也拿来熬汤。因为实在没有菜，韭菜也当绿叶菜煮汤吃。只是有些男生看到了，捞光了漂浮着的一点韭菜，剩下的汤就没人喝了。徐爱良在生产队被分在食堂，每天就是做馒头，然后给在地里工作的知青们送饭。她去东北的时候还不会做饭，只在阿姨家学过做玉米饼。吃不惯窝窝头的她尝试着做玉米饼，每每一出锅就被抢光了。

徐爱良回忆起当初上山下乡的日子时一点也不觉得苦，反而是单纯快乐。没东西吃的时候，大家会烤些黄豆或是玉米来吃，但是都不会从自己的自留地里摘，往往是偷旁边生产队大队长地里的。徐爱良说：“那黄豆烤起来可香了。”有时候被大队长发现了，也不责备他们，他也理解知青们的不容易。甚至有一次数月不识肉滋味的知青们把他家的猫偷来煮了，队长也没有说什么。徐爱良说：“那时候日子是很苦，也没有东西吃，但是我们都很开心。”白天劳作了一天，可一吃完晚饭大家就跑到附近的学校开展文工表演，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那时候的题材大多是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下乡之类的，大家自编自演，很是开心。

在生产队待了三年后，徐爱良被分配到饶河县工作，经人介绍，认识了同在饶河县的建德知青孙晋喜。孙晋喜和徐爱良是同一批来饶河县的知青，只是被分在了不同的生产队，所以相互并不熟识。后来两人成了一对恋人，一起看电影，一起回老家过年，在遥远的黑土地上书写了一段佳话。1979年，两人从饶河调回建德工作，为了铭记这段岁月，也为了让这次回乡的旅程尽可能延长，两人把各种交通工具都乘坐了一遍，先从佳木斯乘飞机到上海，再坐轮船到杭州，最后乘汽车回建德。

徐爱良说，知青的生活很简单，很单纯，她很怀念那段时光，她和丈夫两人打算等孙子小学毕业后，再去黑龙江故地重游一番，缅怀一番那段上山下乡的青葱岁月。

（实习记者 纪婕妤 通讯员 姜紫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