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胡山树，建德大洋胡店人，生于1921年，1942年冬被国民党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当兵两年，1944年9月从国民党军队中逃回家，1945年2月参加新四军（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二十军华东第一纵队，任班长）。1948年4月在渡江战役的三江营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28岁。

叔叔胡山树如何参加新四军，是我父亲胡卸树告诉我的。如今父亲已经逝世二十三年了，可他对我说的叔叔如何参加新四军一事，我还记忆犹新。

我祖父胡明莲和祖母共养育了八个子女（四兄弟和四姐妹），祖父读过书，是有文化的人，四十岁之前是教书的，后来得了痨病，也不教书了，没有收入来源，家中十分贫穷，八个子女都未读过书。四兄弟是伯父胡培福、父亲胡卸树、叔叔胡山树、小叔胡培林。还有四姐妹，两个在家养大，两个从小抱与他人抚养。

鬼子来了

1942年5月底，大洋埠被日本鬼子占领，7月底鬼子向兰溪方向退去。在这两个月中，日本鬼子强拉民夫，在大洋埠桥头和麻车埠码头各筑一座炮台，准备长期驻守。日本兵占领大洋埠的第三天，村民胡樟桢在麻车埠码头被日本鬼子用枪打伤，过了两个月后，伤口腐烂死亡。因此，大洋埠附近各村的村民都躲到深山和屋后的山上去了，在家的都是岁数很大的老人。大洋埠离我们胡店村只有三华里路，日本兵经常到胡店、徐店、里黄等村抢粮和牛、羊、鸡等牲畜。

有一天，有六七个鬼子突然窜到胡店村，村民方樟彬的妻子（刚结婚不久）从山上下来回家准备换件衣服，结果在家门口碰到了这群鬼子。鬼子见到年轻漂亮的少妇便将其轮奸了，而后用军刀刺死，还在胡店村烧了很多房子。

一天的午后，从胡店村的村后马山的山岗上下来二十多个国民党中央军，而马山对面的山岗上下来十来个日本鬼子，双方各占领着制高点，相隔一里路左右的距离，用机枪和步枪互相射击两个多小时，直到天黑下来才各自收兵。这一仗双方都没有伤亡，就是有一个叫老周的外地人，从日本鬼子占领的这座山的横路上经过时，被日本鬼子打死，后来被胡店村民就地埋在路边。

第一次被抓壮丁

日本鬼子从大洋埠退走后，国民政府就开始派壮丁了。有钱人家出钱，其子女就不用当兵，而无钱的穷苦人只有去当兵。父亲和叔叔胡山树在外烧炭。1942年立冬前后，父亲和叔叔各挑一担乌炭回家，结果在回家途中被抓。后经我祖母的苦苦哀求和本村长者说情，最后，由我叔叔一人去当兵。这一年我叔叔22岁。1949年9月中旬，部队经过金华时，叔叔穿便衣逃回家中。由于是逃兵，回家后不敢声张，整天躲在山上。当时，由于父亲兄弟姐妹多，吃口重，父亲就和其他三个兄弟主动帮助别人看山，条件是允许让他们在山上建三间茅草房居住，不需要其他报酬。

叔叔回到家后，生了一场大病，在床上睡了一个多月，又不敢到镇上去看，只请了一个土郎中来看。土郎中给我叔叔挖了一些草药吃了，才保住了命，可头发全掉光了。

父亲四兄弟中，伯父为人厚道，力气也大。叔叔胡山树脾气直，胆子大，他要想去做的事非要做到不可。我父亲胆大心细，家中有事，最后都由我父亲做决定。

叔叔逃回家后说：“我在家中是待不下去的，他们也不会放过我。听说洋尾那边有共产党的人，是我们穷苦人的军队，我想去投奔共产党。”伯父说：“你去吧，我在家干活，照顾父母和弟妹。”

第二次被抓壮丁

1944年12月中下旬的一天，在回西点坞山上去的途中，突然被别人用绳子捆了。当时，我父亲和伯父都不在家，我祖母见了大哭：“我儿子生病还没有好，头发都掉光了，你们还要抓他，真是天理不容啊！”可是抓他的保长说：“你们不要吵，胡山树是前年派的壮丁，今年就回来了，可能是逃回来的吧？”祖父说：“不是逃回来的，是有病，军队放他回来的。”邻居们也帮着说：“他确实有病，你看，头发都掉光了，你们都看到的。”尽管如此，叔叔还是被带走了。

第二天，我父亲和伯父得到信息后马上赶回来，我父亲对祖父母说：“我们两兄弟在家迟早都要被抓壮丁的，准备过了年后离开胡店，另找出路。”我叔叔被抓的第二天中午，我父亲陪我祖母到大洋警察分局，想见一下我叔叔。警察不让见，我父亲和我祖母在警察分局门口等到天黑，有一个好心的警察说，让我父亲和我祖母去见一面，可能明天就要被带走了。我父亲和叔叔见面时，叔叔对我父亲说：“二哥，我这次被抓，一是我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身体可能吃不消；二是如果知道我是逃兵，到部队可能要枪毙，所以最好由二哥代我去。”我父亲没有思考，马上答应，明天由他来。我父亲就和祖母从警察分局回家了。当晚，我父亲和祖父、祖母、伯父一起商量决定，由父亲去代叔叔去。第二天早上，父亲、伯父和祖母一起去警察分局。被抓的壮丁有近二十人，全部用绳子捆着，排成队，在警察分局门口集中。父亲就去和人商量，要求代弟弟去当兵。开始时不同意，还吵了起来。后来，一个身穿军装的人快步走来，大声问：“你们吵什么？”父亲就对这个军官说：“我们是亲兄弟，我弟弟昨天被派了壮丁，但他身体不好，头发都掉光了，就让我去吧。”“他们是亲兄弟吗？”“是亲兄弟。”这个军官就把叔叔从队伍中拉了出来，把我父亲推到队伍中去。当天下午，我父亲和其他壮丁被船运到了梅城集训队。

投奔新四军

村里有个姓方的，平时与我父亲有些交情。叔叔从回家后，他特地到我家中，建议他要避一避，否则下次派壮丁，有可能还要被抓。叔叔原打算等病养好后再找出路，听这个姓方的一说，觉得有道理。于是，叔叔就一个人去洋尾埠跑了几趟。

有一天，洋尾埠有个共产党的联络员（是大洋抗日自卫队陈一文委派的）来到山上我叔叔家中长谈了一天，并在山上留宿了一晚。联络员来此的主要目的是落实一个由叔叔联系准备也去投奔新四军的人，这人便是大洋胡店村塘坞自然村的许山东（解放济南时受伤，回大洋家中养伤，两年后在家中去世），通过互相联系，定下来等过了年就到洋尾埠去集中。

叔叔要去投奔共产党，祖父说：“1930年夏天，我也跟着大洋埠的童祖恺在大洋、洋尾和莲花郭村参加过暴动，后来失败了，从那以后，共产党就转到地下活动了。”祖父教过书，是有文化的人，家里又很穷，是共产党联系的对象，但由于子女多，加上祖母的强烈反对，就没有参加共产党。现在受国民党的压迫，几个儿子每年都被抓壮丁，已经逼得走投无路了。当得知叔叔要去投奔共产党了，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年一过，天就下起了雪，一连下了好多天，地上积雪很厚，直到初十左右天才开始放晴。正月十六晚上，叔叔和许山东两人各自背着一床棉被，从胡店村出发，经过大洋桥头的洲地到小洋石壁，由洋尾埠的联络员用小船接到江对岸洋尾埠，再走路到一座庙里集中。到庙中一看，已经有十几个人在那里了，其中有三个是金萧支队来接应的，他们都有枪和手榴弹。叔叔他们在这座庙里待了一天，一直到傍晚才从洋尾经过浦江到四明山，正式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金萧支队。

金萧支队主要是在金华、杭州、绍兴、严州等地打击日本鬼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国共两党的军队和老百姓都放鞭炮、敲锣鼓，用大游行的方式庆祝。可是，胜利后没多久，也就是1946年的6月份，烽烟又起，内战爆发了。我叔叔所在部队开赴山东泰安，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十军第一纵队。

再说我父亲，他从大洋被抓壮丁到梅城集训了一个多月后，开赴江苏省。日本投降后，我父亲被调防到江苏徐州机场。期间，我父亲和叔叔知道了各自部队的地址和信箱，他们开始通信。从1946年7月底开始，战事吃紧，兄弟间就不能再通信了。从此，我父亲就没有了我叔叔的音讯。一直到1951年农历二月，有一个新登的姓叶的解放军排长来到大洋，找到我父亲，对我父亲说：“胡山树在1948年4月的渡江战役三江营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同时把一张烈士证明书递给我父亲。父亲接过烈士证明书，泪如泉涌。父亲在是在大洋区里接待这位叶排长的，两人还一起住了一晚。那天晚上，父亲比较详细地对这个叶排长说了他们兄弟两人调换壮丁，然后我叔叔去投奔新四军的一些经过。

父亲说，他是1948年下半年，从徐州机场退守到杭州机场的，没过多久，又要从杭州退到福建去。这一年12月，他就想逃跑了。在部队开拨到杭州城区的一排围墙转弯处，刚逃出二里路，结果被抓了回去，用毛竹扁担打了一百多扁担，大腿都打烂了，昏死过去两次。之后他们以为我父亲死了，就把他扔在野外，后来由一位好心人把他救起。1949年4月份父亲回到家中，5月初，建德解放了。6月下旬，南下干部听说了我父亲的经历，就叫他出来为人民政府“剿匪反霸”斗争出力。1950年7月5日，又任命让担任大洋区杨村乡的乡长。杨村乡管辖的杨村、里黄、下徐三个行政村全是山区，父亲曾长期在这些山里烧炭，山里的路都很熟悉。1949年至1951年2月，在大洋区指导员张传珍、区长余兴胜以及南下干部左玉富等人的带领下，终于把一股躲藏在山里的土匪给剿灭了。

最后，父亲对叶排长说：“要是我弟弟能亲眼看到这些恶霸被镇压，该有多解恨啊！”

第二天早上，父亲送叶排长到大洋埠码头，目送开往梅城的船远去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