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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年林的志愿军情怀

www.jdnews.com.cn2015-07-13 09:37:11 星期一

袁年林的志愿军情怀

07-13 09:37

 

袁年林的标准军礼

朝鲜老乡为袁年林刻的私章

袁年林,今年82岁。1951年,18岁的他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北上抗美援朝。1956年3月,23岁的袁年林归国,分配在水电部十二局,建设黄坛口水电站。后来参加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在朱家埠管理处担任事务长,两年后调往富春江水电站建设工地。1962年,他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农村,回家乡衢州上方镇支援农村建设。1993年,从水利水电部第十二工程局新安江综合管理处退休。

“我是那年2月27日出发乘军列七天七夜到达辽宁境内,停留了一个礼拜后,继续北上,到达中国与朝鲜交界的丹东,在那训练如何防空一个星期之后,乘卡车进入朝鲜。”

袁年林说话言辞连贯、声音宏亮,谈及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段激情燃烧的抗美援朝岁月时,更是情不自禁一发不能收。

袁年林部队所属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出国后整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五分部二十二大站自动十一团三营十连”。他们的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后,便遭遇美军战机袭击。防空号响起,队伍就地隐蔽,慌乱中的袁年林竟然钻进朝鲜老乡家的灶台里,但是屁股露在了外面进不去。袁年林与我说起第一次防空很“狼狈”的经历,不禁哈哈大笑。

在朝鲜的日子里,敌机来袭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一次他们隐蔽在苹果地里,敌机俯冲扫射,子弹从他发梢掠过,那场景着实很惊险。朝鲜盛产苹果,但是因为战争而无人采摘,苹果到处都是。袁年林说:“我们隐蔽在苹果地里,嘴巴都能啃到树上挂下来的苹果。”

袁年林部队入朝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转移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他们都是些很年轻的‘小鬼头’。”他说。

战争便是“你死我活”,战争便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袁年林是机枪手,他的负荷自然要比步枪手重许多。一挺轻机枪,四颗手榴弹,一只洋铁碗,还有饭包一个,背壶一只,急救包四个。“我连配有四挺加拿大造轻机枪,每挺机枪重17斤,25连发。”当他回忆起在阵地里胜利阻击美军登陆的情景时显得很激动:“‘哒哒哒——’我们四条火龙连发,直逼美军,他们见势不妙便掉转登陆艇仓惶逃串了。”

袁年林的连长黄道安爱兵,黄连长经常教育大家“打仗要勇敢”,又常提醒大家:“我们是保家卫国来的,我们不能死在朝鲜。”但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朝鲜战场艰苦岁月里,“牺牲”是常事,战争很残酷,有时也伤及无辜。

他们连队的一位浙江龙游老乡王连喜,曾经在岗位上击毙一位朝鲜姑娘。

那天夜晚,高度警惕的王连喜发现部队附近有人影向前移动,于是大吼一声:“口令!”对方没有应答,王连喜再次大喊一声“口令!”,仍然无人回令,在他第三次喊话仍然没有回应的情况下,哨兵的果敢和责任指使他扣动了扳机,随着一声抢响,那人影倒地。

王连喜击中的并非是敌人,而是一位朝鲜姑娘,一位夜间备课操近道回家的小学教师……

第二天清晨,姑娘的父母在一位朝鲜人民军中尉翻译的陪同下来到部队,他们竟然出乎意料地向志愿军同志道歉:“你们为了朝鲜人民,为了我们的祖国……是我的女儿错了……”

“后来,王连喜没有受处分。”袁年林未待我进一步追问,接着又告诉我,那位本不该死的朝鲜姑娘“被朝方作为烈士处理”的结果。

朝鲜战争,使得朝鲜土地荒芜,生活艰辛。袁年林所见的朝鲜人民生活非常之苦。他说,他们吃野菜,吃树皮,“从松树上剥下的皮,去掉外壳,就这样在锅里煮煮吃”。

朝鲜战争,使得朝鲜男人缺失。袁年林的部队在行军中经过村庄休息时,他们曾经遭遇朝鲜妇女“拉裤脚”,部队有铁的纪律,朝鲜妇女未达目的怏怏而去,但是,她们心里愤愤不平,回过头来依哩哇啦地骂人,“中国萨拉米那巴”。她们认为中国军队什么都好,就是纪律太严不好。

袁年林言及此处,突然一句“我在朝鲜犯过错”,顿时让我很想问问他犯得是什么错。

在志愿军中常有战士牺牲由战友写信隐瞒父母的事情发生,袁年林的母亲不识字,怕是这样,因此要他“刻一枚私章”,每次给家里写信要盖上私章。于是袁年林在部队住地找到一位懂中文的朝鲜老先生刻了一枚私章。那老先生很有情,还在他的私章边款上刻了两行小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袁年林为了感恩,想送他钱,他不收;送他军服,那不行;于是想到了香烟,当时部队发的“光荣牌”香烟。后来部队领导知道了这件事,“袁年林同志接受朝鲜老百姓物件,违反群众纪律”。袁年林最终没有因为“私章事件”而受处分,但是大会小会被领导批评的次数不为少。

朝鲜文化与中国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袁年林说:“我在被炸塌的老百姓房屋里,看到横梁上写有‘中华民国某年建’的字样。”袁年林接着又说,“他们耕田用的是一只犁头两头牛。我是农民出身,耕田是里手,我按我们的习惯只用一头牛耕田效果更好,他们很佩服我。”袁年林的自身价值在异国得以体现,因此,语至此,又是荣光焕发,激动不已。

在志愿军队伍里少不了学文化,他们经常趴在背包上“泊、扑、摸、佛,啊、呜、鹅”学拼音,开饭时,事务长必须让他们念出“你是工人,他是农民,我是解放军”等字后才能让他们开饭。部队也经常学唱歌,“冬天下大雪,到处一片白,又有吃来又有穿,快快乐乐来过冬,全靠领袖毛泽东……”他们在营房里学唱这首歌时,窗外正是大雪飞飘。

1953年10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为他们放映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他得悉这一消息时高兴了好一阵。但是,因为“四班长打篮球不慎扑在牛角上受了伤”,袁年林送他去医院抢救,“回来后只看了下半场。”

1955年10月,袁年林在一次部队大会上有幸见到了“一口浓重四川口音”的朱德总司令,也见到了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

1956年3月,袁年林归国,分配在水电部十二局,建设衢州黄坛口水电站。后来又参加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在朱家埠管理处担任事务长,两年后又去了富春江水电站建设工地,直至1962年,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农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支援农村建设。

袁年林像所有志愿军战士那样,那段激情燃烧、刻骨铭心的志愿军情结总是挥之不去。他搬出了保存完好的军功章,我一一为他心爱的“宝贝”拍照留影。我问他:“还记得那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吗?”袁年林“唰”的一声站了起来行了个标准军礼,扯开了嗓门便唱了起来,我也和着他的节拍唱起了那首豪情激荡、已经融化在血液里的永远的军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进,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胡建文)

 

 

责任编辑: 蔡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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