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9日下午1时20分许，我的同事，宋晓红距离她过完60周岁生日后一个多月，在金华广福医院走完了她最后的人生，去了一个没有病痛却书香四溢的世界。

得知宋晓红去世的消息，我怔在那里，一瞬间身体像被一个巨大的雷电击中，全身麻木，半天回不过神来。尽管5年前我和同事们就得知她罹患癌症，其间病情时好时坏，但大家始终相信她能挺过这个难关。

3月20日，接到宋晓红在金华广福医院的病榻上给我打的电话，说是不知怎么的，弄丢了我的号码，辗转才问到了我的联络方式。她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我在电话这头都能想像出她的身体之虚弱，她希望我能去看看她。因为3月21日她要做全身治疗，我与她约好3月22日去看她。当天，我与几位同事赶到广福医院7楼的放射区，她做完伽马射线刚被推入病房，气色看上去还不错，我们一直悬着的心放松了些许。我上前握住了她从被窝里伸出的手，瘦弱但依然温暖。她不太有气力发声，声音细若游丝。她说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闭上眼睛，只感觉头在上部，而嘴像似长在脚上的某个部位，只有手触摸到身体，才能感觉身体仍在。她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我们，死神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她当着她姐和我们的面平静地交代了身后事：走后一切从简，不发讣告，不举行追悼会，就葬在家人在金华为她选好的那块向阳的墓地。她希望离开人世后由我执笔，写写她的事。我的心猛地抽缩了一下，她的二姐则背过身去掉泪。接下去，她不顾我们的劝说，讲起她在《建德日报》社的一点一滴，完全沉静在只属于她一人的世界里。

1995年5月，宋晓红从第一任总编陈利群手中调入当时的《建德日报》社，我则比她早一两个月入职。因为同是从企业调到报社，加上意气相投，我们两人走得更近。

宋晓红1956年5月出生，祖籍山东莱阳，兄弟姊妹7个，在家排行老四，后随父亲的部队南下在金华定居。她的工作经历堪称报社最丰富：1975年知青下乡，在建德航头公社北八村插队，3年后知青返城被分配到新安江豆制品厂，1987年又调至建德印刷厂，1990年在新安江味精厂任厂办秘书，1995调入《建德日报》直至退休。也许正是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她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如此鲜活生动。

没进报社之前，我与宋晓红便神交已久。最早知道她是偶然翻阅市文联杂志上的一篇短篇小说，文字隽永，文风朴实，一看作者，宋晓红，她的名字就这样刻进了我的脑子。1994年，《建德报》“新安青年”专栏要做一期市工业局的专版，当时工业局办公室主任张旭东把工业系统几个喜欢写文字的人召集在一起讨论主题，我和宋晓红才正式相识。无巧不成书，想不到第二年我们便成了同事，再次见面，彼此更多了一分欣喜。

报社人才济济，我们两个新人要在高手如林的环境中立足，势必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那时，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新闻理想，充满着热血与激情，表面上虽然和和气气，私底下却在业务上暗自较劲。我们两人的主攻方向不同。宋晓红专攻散文，擅长特写，尤以人物通讯见长，一直供职于副刊专刊部，曾任副主任，直至专刊部裁撤才转入记者部。一开始她在副刊上发表的作品用的是高梁红的笔名，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使用新笔名看麦娘。而我长期从事新闻，涉猎的题材混杂，经过几年的沉淀最终选择了经济报道，并小有建树，两人为此惺惺相惜。

在报社当记者的日子里，我做过许多重大主题和重大人物的采写，被关进宾馆“双规”（规定地点、规定时间交稿）的经历不下七八次，诸如重大人物韩英汝、陆翠娥的采访报道，市委全会的电视片解说词、新安化工成员在汶川地震中的经历等等，不一而足。而在这些特殊的经历中，我与宋晓红有过两次合作的交集，一次是陆翠娥，一次汶川地震。每次都是敲骨吸髓式的折磨，每次接受任务我们都做好了被扒层皮的心理准备。

2001年1月19日晚，离除夕还有三天，新安化工总经理助理陆翠娥在梅城分厂检查安全返回途中出车祸遇难。之后，市委召开常委会，认为陆翠娥身上集中了许多令人称道的优秀品格，要求报社把她作为一个不可多得的重大人物典型，进行深入挖掘、广泛宣传。报社迅速成立了以总编陈利群为组长，谢伟东、徐卫建、宋晓红和我五个人为成员的报道组，进驻新安化工采访。那个年代做新闻，特别是重大人物报道真是叫打磨，哪有现在急就章式的两三天就可以搞定一篇人物通讯的。新安化工上至王伟总经理、下至陆翠娥呆过的所有部门科室的同事、普通一线员工以及亲属，只要与陆翠娥有一丝关联的人物，我们都一一作了采访，大大小小的座谈会就开了十多个，采访笔记记了厚厚三大本，光采访前前后后就耗时一个多月。采访结束后，陈总把我们一干人马拉到梅城的建德林场，关在紫翠楼招待所闭门苦写（我称之为禁闭），排除单位和家庭的一切干扰。那时交通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只有老板才买得起私家车。关在梅城，就不怕我们半夜偷着逃回家。这是报社成立后的第一次禁闭，自从开了这个先河后，后面苦逼的日子想躲都躲不掉。

主写是宋晓红和我，因为只有我们两人全程参与了所有的采访。下午先开会，定主题，主题定好后就分任务，然后我和宋晓红各自回房开始“惨无人道”的“禁闭”。我的开局还算顺利，熬到凌晨3点，终于熬出了三五千字。长时间的脑力劳动，我的眼皮终于招架不住，在同事如雷贯耳的酣声中好不容易睡去。没想到5点就醒了，我走出去，几次想敲隔壁宋晓红的房门，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于是我就先到院子里走走看看，转了一圈，被外面初春的寒气逼了回来。再经过宋晓红的房门，几次迟疑后我终于忍不住住轻叩了几声，没想到门“吱”地一声开了，眼前是一个眼圈发红、头发零乱的女人，揉成一团团的餐巾纸洒落一地。我被惊出一身冷汗，以为发生了什么事。“鹏鹏，我一个字都想不出来，我怎么这么笨，这么笨！”宋晓红使劲敲着脑门不停地自责。原来一个晚上她都没睡，由于思想压力太大，加上内心太想把它写好，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她的脑子出现了暂时性的失忆。我连忙劝导，“你先好好睡个觉，也不急于这一时。”醒来的同事也过来劝她，大家七嘴八舌，这才让她的心情平复下来。

接下来的两天非常顺利，我们拿出了近两万字的初稿。至于后面20多次大大小小反反复复的修改，我们都一一挺了过来。

经过那一次炼狱般的折磨与锤炼，我们都重生了。

宋晓红的才情借由手中之笔，一发而不可收拾。

2002年6月，宋晓红在报社组织的大型采访活动“边界行”中，来到了航头镇大店口，买了蜡烛，走了十多里山路，晚上就借宿在红塘里——一个当时还没有通电的小山村，晚上她与村民秉烛夜谈，据此写就了《夜宿红塘里》，获得了全国县市党报好新闻通讯类二等奖。她的《女村官》不久也获得了华东地区市级党报副刊作品一等奖。鉴于宋晓红在通讯写作方面的深厚造诣，2003年11月，杭州市记协为宋晓红举办了个人新闻作品研讨会。而她也在2000年被评为杭州市劳模。

新闻界有句话叫“脚板底出新闻”，是专门给那些作风漂浮、坐在办公室里靠电话闭门造车泡制新闻的人敲响的警钟。宋晓红的作品之所以屡获褒奖，生动诠释了“新闻是靠双脚跑出来”的内涵，充分反映了她扎实的作风和朴实的文风。

宋晓红的作品，句式短小，通俗易懂，明显带有口语化、方言化的特征，她很擅长用主人翁原汁原味、极富个性色彩的言辞和口吻，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品读她的作品，那些字会自动生成一个个生动具像的画面在我眼前呈现。我觉得一个记者，能够通过文字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能力。

有一年，她受《杭州日报》指派远赴辽宁锦州大岭村，采访了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人物蒋庆泉——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高喊“向我开炮”的民族英雄，写就《在不是“王成”的日子里》一文，发表在《杭州日报》“倾听”版面上。摘录其中一段话，大家可以品味一番：

“有一天，我跟着伙夫上前线送饭，听说解放军百万雄师过了长江。我寻思着，国民党要完蛋了，我不能跟着一起死。我去找堂兄，告诉他我不干了，要回家。堂兄说开小差是死罪，你还是留下算了。他不走，我走。当时正在战场上，我是传令兵，行动相对自由，我逮个机会撒丫子溜了。

跑了大半天，我迷路了，趴在一座小庙旁看地形。离小庙百米开外有支队伍，我一看，是解放军。他们正在开饭。我朝他们喊：老总，赏口饭吃吧。有人站起来说：小鬼，要吃饭就过来，管你够。

吃完饭我想，老家没田没地，回去也是给地主扛活，不如参加解放军，好赖总有口饭吃。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跟着解放军的队伍走了。

天天跟着行军，累得见了草垛就想拱进去躺下。有一次累狠了，到了宿营地，衣服没脱躺下就睡，裤子尿湿了都不知道。”

这些文字平实地就像从泥疙瘩里刨出来一样，通俗易懂又形象生动，把蒋庆泉这个人物刻划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杭州日报》“倾听”栏目编辑莫小米这样评价宋晓红，“有着无与伦比的还原与再现能力，准确地还原谈话现场，清晰地再现人物个性，对口述实录文体的驾驭能力是编辑们的老师。”

2006年，宋晓红50周岁，到了退休年龄，被报社留用。由于工作相对轻松，她有宽裕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工作。那段时间，莫小米经常给她出选题，受莫的委托，宋晓红全国各地到处飞到处采访。我在整理她的作品时，发现短短几年里，她给《杭州日报》“倾听”栏目供稿不下38篇，每篇洋洋洒洒四五千字，篇篇堪称精品力作。其所涉题材广泛，既有抗战击落日机的第一人高志航、红色娘子军王运梅、上了央视的中国千王马洪刚、矿工拳王熊朝忠，也有建德本地的汤敬文等身边人，她记录了这些人的个人际遇和跌宕人生，通过特殊的历史事件，把一个人的平凡人生揭示得如此广阔、深邃、曲折、动人，从而为读者提供了观看历史的多维视角。这些作品，完全可以作为年轻记者的通讯范本和经典教材。

一谈起工作和作品，在病床上，宋晓红的声音陡然提高了许多。她说，“采访红色娘子军的原型王运梅时，我差点把命丢在那里。老太太103岁，操着一口海南琼海话，她的话我听不懂，我讲的老太太也听不懂。为了听懂她的话，我跑到他们当地的档案馆，去查资料，档案馆派了一个人给我当助手。我在旅馆里整整住了四天，为啥这么慢，就是因为听不懂老太太的话，采访的时候，老太太说一句，助手给我翻译一句，所以就很慢。采访老太太，我的腿被蚊子叮咬起了很多包，晚上用红笔一个个圈起来，一数108个，当时想，我大概算得上梁山好汉了。”

“印象最深的就是王成那个原型蒋庆泉，我到他那个村的时候，他就藏在一个草堆里，老远看到我，知道我是去采访他的，也不吭声。我到处找、到处喊，终于有个人告诉我，‘喏，那个人就是你要找的蒋庆泉。’他开口就说，‘知道你是来找我的，我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蒋庆泉一听我是建德的记者，一口拒绝采访，‘建德是哪里？’我说，‘大爷，我那么老远过来采访你，坐飞机要两个多小时，下了飞机又坐了八个多小时的汽车，才跑到你这里来，你居然不接受。我是《杭州日报》指派的呀。’

蒋庆泉坚持要看记者证，我又没有，正在绝望的时候，看到他的孙女正在上网，就喊她赶紧搜索‘宋晓红’这个名字，输入后一搜索果然是一堆宋晓红的采访稿，都是给《杭州日报》写的。

‘大爷，你过来看看，是不是我。’

‘咦，还真是你。’蒋庆泉这才接受我的采访。

蒋庆泉家徒四壁，没有凳子、桌子，家里的电视机就搁在地上，生活来源就靠缝鞋垫，8分钱一双。我当时看了心疼。第二天采访完，我发现蒋庆泉家里没什么吃的，就让他带我到村里的小店去买点儿吃的，结果跑去一看啥都没有，我就把所有的面条都给他买回来了，加在一起也就一篮子。为了送蒋庆泉一些吃的，我打了一百多块钱的车到县城，买了一些城里才有的菜和香肠给大爷，大爷说谢谢你。稿子见报后，还得了奖，默默无闻的蒋庆泉一下子在全国出了名，有关部门每月给他发生活补助。蒋庆泉后来给我打电话，说‘谢谢你哦，我还不相信你，现在好了，我每个月都有钱可以拿了。’”

宋晓红的这些经历虽然曾经跟我聊起过，但那天听了依然感动。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最惦念的还是让她难以忘怀的采访对象，最不舍的依然是她所热爱的新闻，这难道不是一个记者高尚的情怀吗？她采访的深度和认真劲儿是很多记者所不及的。我常常对年轻记者说，一个好记者要有点情怀，宋晓红的文章之所以扣人心弦，那是因为她始终怀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而悲天悯人恰恰是刻在宋晓红骨子里的东西，她总是以一颗谦卑之心对待每一位采访对象。

用心灵讲述故事，从而让文字具备了非同一般的穿透力，那些从宋晓红心里流淌出来的文字，总是那么触动我们的心弦，或让人辛酸、或无奈、或敬佩、或感动、或掩卷深思、或潸然泪下。而读者，在她的故事里留着自己的眼泪。

作文如此，作人亦如此。宋晓红有着北方人快人快语的秉性，刀子嘴、豆腐心。在同事的眼里，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姐，业务上有不懂的只要向她请教，她都会不厌其烦地言传身教，思想上一时过不去的坎找她聊聊会轻松许多，生活中遇到困难，只要她有能力就会出手相帮。遇到报社里年轻人结婚，她不等对方送来请帖，就笑嘻嘻地提出，“恭喜，恭喜，我要来参加你的婚礼的。”她乐善好施，到敬老院采访，自己掏钱捎去东西；采访困难群众，她会把钱悄悄塞给采访对象。

2014年11月27日，宋晓红拖着病躯应邀出席了《杭州日报》在万松书院举办的西湖副刊笔会。那天，窗外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室内群贤毕至，思想激荡。编辑莫小米在介绍宋晓红时用了一个很坚定很绝对的词，“她是《倾听人生》最好的作者，没有之一。”我想，莫小米是懂她的那个人。在会上，所有参会的作者都发了言，唯独宋晓红的话最短，她只说了一句，“希望新的一年里，我能恢复状态，能为《倾听人生》继续写稿。”

此后，她再也没有拿起笔。

在我眼里，她没有休息，依旧拿着笔，像惯常一样，拧亮桔黄色的台灯，杯里泡着她最爱喝的蜂蜜水，桌上铺着她最喜欢的方格纸，在世界的那个拐角，留给我们奋笔疾书的永恒背影。

我以此拙文，以一个新闻人的名义，向我的同事宋晓红致敬。（记者 吴鹏 张京波）

宋晓红与儿媳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