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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西安市临潼区西杨村农民杨新满等人在打井时挖出个“世界第八大奇迹”。21年后的春天，秦俑博物馆中出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秦俑发现人”身份的“职业签名人”，杨新满是其中的一员。

    2003年10月，杨新满等9位农民发起了讨要“发现权”的“维权”行动。

    2004年12月初，此事当选“陕西省2004年十大法治新闻事件”。专家评论：“重见天日30多年的兵马俑到底是谁先发现的？何为‘发现权’？‘发现权’的实质是什么？我们不必为暂时找不到确切答案而苦恼，9农民要求确认‘发现权’的举动，本身就意味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正是在人们一次次对自己权利的叩问中，一步步推动了法治进程。”此事，使杨新满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新闻人物”。

    20余天后，杨新满却在几多无奈、几多痛楚、几多留恋乃至几多悲凉中，告别了耀眼的“职业签名人”生涯。

    杨新满悄然告别“职业签名人”生涯

    1月20日记者来到临潼区西杨村再次采访杨新满时，秦始皇陵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杨新满与秦始皇陵玉器店的口头合约已经到期，他已回家不再签名了。

    记者随即拦车来到老人家中，老人正在看电视专题片《兵马俑的“困惑”》。这是2003年11月央视采访杨新满等9人后播出的节目。

    见到记者老人连忙让座：“感谢《三秦都市报》，你们的报道一见报，两个打着‘秦俑发现人’名义签名的假发现人就收了摊子，不敢再欺骗人了！你们的报道见报后，上海、北京、山东、广西、湖北、辽宁来的媒体可多了。央视的《社会记录》、《今日说法》和《聚焦三农》3个栏目的记者都来进行了采访，分别播出了专题片。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也来采访我们讨要‘发现权’的事。我们讨要‘发现权’的事能当选咱陕西的‘十大法治新闻事件’，乡亲们都说咱们国家的法制进步真大！”

    杨新满接着说，他和秦始皇陵玉器店签名售书的合约已于去年年底到期。现在他已在家歇了10多天了。外界许多人还不知道。不少游客在秦始皇陵找不到他，就寻到家里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杨新满告别“职业签名人”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未对外发布消息。是因为其中有几多无奈、几多痛楚、几多留恋，还有几多的悲凉。

    据老人讲，自己告别“职业签名人”的原因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挑头讨要“发现权”，分散了自己不少的精力，媒体频频来访也影响到不少“老板”的生意。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一本新出的有关秦始皇兵马俑的书中将一位不是“发现人”的人写成“发现人”，让他在这本书签名，他不干。老人在2004年12月31日告别“职业签名人”生涯的那天，泪水打湿了他的眼圈。这一夜，老人没有入眠。

    30多年来首次撰文披露发现真相

    杨新满在出任“职业签名人”的近10年中，收到过全国各地不少的邀稿信，他始终没有动笔撰写过一个字。2005年1月，在他离开岗位后，老人应辽宁《老同志之友》杂志社的邀请，首次动笔撰写了他发现兵马俑的经过。

   编辑同志：

    您好！我姓杨，名新满。1938年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而我的出生地也就是闻名世界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发现地——陕西西安临潼区西杨村。

    由于家境困难，小学没读完的我不得不背上养家糊口的重任。生活很是平淡。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就是发现秦俑的那个春天。

    我怀念过去那红色的岁月，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发现秦俑的那个春天。我生长的地方叫石滩杨（现在的西杨村），水利设施极其落后，常年缺水。农民们一直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偏偏这年春天雨水又特别少。那时候各地都在响应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于是村里商议要打一口井。于是我就带领同村的社员，到村旁的一片柿子园里开始打井。

    这个春天的早晨，寒意仍未退去。我和志发、全义等人继续开工。可是这几天挖出来的土都比较奇怪，红红的，像是有烧过的痕迹，而且很难挖掘。但是为了村上水源得到解决，我们又不能放弃。不一会只听“咣”的一声，我还以为挖在了石头上，首先查看锄头坏了没？然后继续干，又是一声。这下我们用工具开始掏周围的土，慢慢的我们看见一块青灰色的瓦片（即现在的秦俑残片），我们又继续挖，不一会，一个瓦人头（即秦俑头）暴露在我们面前。我心里有些不安，村里人说，这是不祥之物，谁动了它就会有不祥之事。我们几个面面相觑，有个人说这是神像，也有人说是不干净的东西。我想起老人曾说过前面的“大土包”（即秦陵）埋了一个皇上。也许这东西和这墓有什么关系？于是我决定上报有关部门。

   当天下午我们就把“瓦人头”送到了博物馆。

    一个多月后，省上派来了考古工作队，也就出现了以后的“世界第八大奇迹”。

    这就是发现秦俑的整个过程，很感谢你们能给一个普通农民这样的机会，我深表感谢。

    杨新满

    2005年1月16日

　　首次披露“职业签名人”的诞生经过

　　杨新满回忆，“职业签名人”是1995年3月底诞生的。

　　据老人讲，随着秦始皇兵马俑景区旅游的升温，这里便形成了“秦俑书市”奇观。有关秦始皇兵马俑的书籍、画册多达数十上百种，非常畅销。同时，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经常有的游客托导游帮他们寻找“发现人”介绍发现经过，和“发现人”合影，并请“发现人”签名。当初，大家都忙着种地，并没有哪个“发现人”热衷于接待游客。

　　1995年3月的一天，有一个外宾团的游客提出要见“发现人”，导游就来到村里，四处找“打井人”，这样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在田里锄地，满身的泥土。突然被人急急火火叫到兵马俑博物馆里去后，才知道是让他去给外国游客签名。就这样他开始在兵马俑1号坑专职给人签名。当初的月薪是300元，钱由经销书籍、画册者出。在此前后，杨志发、杨培彦分别在兵马俑2号坑和3号坑签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职业签名人”由此诞生。

　　新闻链接：临潼9农民讨要“发现权”始末

　　2003年10月4日，本报记者前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回访“秦俑发现人”杨志发，意外发现签名售书的“发现人”并非杨志发一人，另外还有杨新满、杨培彦等人同时在以“秦俑发现人”的名义签名售书。不到30年的时间，有关当年发现秦俑的经过有多个说法。其中有杨志发的“三人说”，有杨新满的“九人说”，还有赵康民的“惟一一人说”等等。这些不同的说法在游客中造成混乱，更为严重的是还有假冒的发现人也在签名售书欺骗游客。

　　2003年10月10日，本报记者经过5天深入采访调查，独家推出大型特别报道《究竟是谁发现了兵马俑》，首次全面报道了上述情况。报道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引发陕西省文物管理部门、文物专家和法律界人士的思考。同年10月24日，本报继续推出《文物发现 呼唤立法》的特别报道。由此，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随后，省内媒体和外省媒体跟进报道，持续至今。

　　本报分别于2003年的12月12、14、24日以及2004年的1月8日、3月10日相继推出了《“秦俑发现人”联名讨名分》、《“秦俑发现人”认定有五难》、《“秦俑发现人”认定曾中途夭折》、《“秦俑发现人”波澜再起》、《临潼文化局将递交申请报告》、《海内外媒体聚焦“秦俑发现人”》的报道。同期，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今日说法》、《聚焦三农》3个栏目相继播出了专题片，从而令“‘秦俑发现人’之争”和“9农民讨要‘发现权’”事件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本报记者应邀做客央视《社会记录》。

　　2004年12月26日本报刊出了《陕西省十大法治新闻人物和十大法治新闻事件揭晓》的消息，报道了杨新满等9位农民联名讨要“发现权”引起法律界广泛讨论，当选“陕西省十大法治新闻事件”之一。

编辑：范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