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车祸 证人大发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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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十五，月圆人团圆。然而，当声声喜庆的鞭炮响彻夜空时，吉林市昌邑区桦皮厂镇松树村村民徐中库家中，显得比平常更为凄凉。去年下半年，一场车祸让徐中库痛失爱子，全家人好不容易找到目击证人，并用1．3万元买来了证词，但直到现在，事情还没有着落。看着 整日以泪洗面的妻子，徐中库有苦难言。

    2004年8月16日早晨，徐中库之妻胡立波带8岁的儿子徐鑫去镇小学报名，据胡立波回忆，当时她骑着自行车，和她同向行驶的还有一辆装满木头的拖拉机，为了避让对面来车，拖拉机突然拐弯，将她和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儿子刮倒在地。她爬起来后，发现儿子面部发青，满脸是血，她顿时慌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救人！此时，正好一辆四轮拖拉机路过，将她们母子送到了镇中心医院。然而，徐鑫因头部、胸部撞伤，抢救无效死亡。

    飞来横祸让胡立波一下子精神崩溃了，她一个多星期基本上不吃不喝，也不言语，只是不停地哭。家里人并不知道当时当时具体情形，自然也没去报案，就这么把孩子给殓了，直到有一天，徐中库的一位朋友从邻村董某口中听说车祸一事，将之转告给徐中库，全家人这才明白是咋回事儿。

    “董某知道有3个目击证人，在农安县，但他说‘人家不可能白给你作证’，让我拿2万块钱。只要肯出钱，他可以帮忙联系这3个证人。”徐中库告诉记者，虽然家里三口人只有一口人有地，除了种点儿玉米，基本没别的收入，要3年才能挣出1万元钱，但他一想，为了找到肇事者给孩子讨回个公道，花些钱也值，就同意了。

    “没给董某钱之前，我和董某爱人一起到农安县找过那3个证人，他们倒没提‘要钱’的事儿，只是说，董某不去，他们不能给作证。回家后，我先凑了1万元钱交给董某。2004年8月31日，我和董某，连同律师一块儿又去了农安县，这回证人写了证词，还按上了手印。”徐中库告诉记者，他后来得知，董某自己留下了6000元钱，给了3个证人共4000元。 

    2004年9月初，徐中库带着这份证词去吉林市交警支队公路大队报了案。交警部门受理后，决定于10月23日去农安县向证人求证。为此，徐中库又给3位证人打电话。“这次，证人说让我拿7000元，可我家已经没钱了，最后，我们讨价还价到3000元。我卖掉家里的猪和电器，又借了一点，这才凑够3000元。那天，带着这笔钱，我和交警队的人一起去了农安县，取回了第二份作证材料。”徐中库说。

    “我根本不知道证人作证是法定的义务，不需要给钱。我就想，为了孩子，他们能给作证，我得感谢他们，我一直以为，人家作证，就要给人家钱，何况人家还开口跟我要钱了。”徐中库对记者表示，“只要证人肯帮忙作证，等官司赢了，别说1．3万元，就是再多些，我也给！”

    但事情的进展却让徐中库非常失望。2004年11月，交警部门结了案：由于当事人未及时报案，现场的证据消失，肇事的拖拉机司机又不承认撞人，事故无法认定，建议徐中库去法院起诉。可徐中库去法院咨询后得知，像他家这种情况，胜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使要起诉，也还需要交一笔诉讼费。

    “我想，能不能先把给董某和证人的钱要回来，好交费打官司，但他们不肯，他们认为，他们已经为我出了证，那钱是他们应得的。”徐中库垂头丧气地说。

    考验公民品质 直击法律盲点

　 证人不愿出证，除非拿钱，拿了1万多元，证人还是不愿去法庭———这样的现象早已不是个别。早在1998年，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两级法院共审理刑事、民事、经济案件7899件，其中民事、经济案件的证人出庭率不足1％。

    与此相关的是，一些地方相继出现当事人许诺高价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而当证人出庭作证后，当事人反悔，证人一纸诉状将当事人告上法庭的案件。据媒体报道，南京出现一些人专门游荡在街头，发生交通事故便一拥而上，要求高价作证。 

    正如看到有人见死不救，我们会义愤填膺地想到增设“见死不救罪”；看到有逆子恶待父母，会想到出台《孝法》———看到这个缺乏公德、惟利是图的拒绝作证者和法律莫奈之何的窘境，愤慨之中可能我们的第一冲动也是指向“完善法律”，寄望通过增设“证人拒绝作证罪”来惩治这种不义之行。

    应该说，增设“证人拒绝作证罪”的诉求是有宪法基础的。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刑事诉讼法》中也有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既然宪法规定公民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那么，这种义务也就是强制的。

    但笔者以为，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不可能繁密到覆盖所有社会行为的地步，实际上更多的行为是依靠道德和风俗来调整的，而且其间存在着一种经验（非逻辑）上的消长关系：法律越是繁密，道德的作用空间就越小。古语云：法愈滋而奸愈炽。美国社会学家布莱克有一个公式：法律的变化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孟德斯鸠也说：当一个民族有良好风俗的时候，法律就是简单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生长在法律软肋之上的“拒绝作证”考验的并非法律，而是公民品质。

    什么是公民？公民的本质是“享有某些权利”和“承担某些义务”。享受的权利要以不侵犯他人同样的权利为限———因为你能侵犯他人的权利，别人也同样能侵犯你的这种权利，那就谁也没有权利了。“承担义务”也有着类似的逻辑：如果你不承担某种维护正义捍卫公序的义务，当恶某一天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时，别人如果同样不承担义务，自己就会受到伤害———我们说作证是一种公民义务，这意味着如果某个人拒绝承担这种义务，同样的事情某一天很可能会落到他自己头上，风俗败坏的结果是谁也不能幸免于难。

    希望那位拒绝作证者能看到笔者的这篇文章：你可以不在乎你要帮助的人，你也可以不在乎什么公序良俗，但你要在乎你自己———如果有一天你也深陷同样困境的时候，谁来为你作证？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