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脸是一门很特殊的艺术，常出现于川剧中。表演变脸要求动作敏捷，不露痕迹，常用于表现剧中人物的惊恐、绝望、愤怒等情绪的变化。变脸之所以出现在川剧中，是因为川剧常演神鬼戏，而神鬼是会变化的，所以就出现了变脸这一特殊的表演形式。

  建德没有川剧，却出了一位变脸表演艺术家，他的名字叫王新忠。王新忠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被誉为“江南变脸王”，成了我们建德人的骄傲。为此，我们特地采访了他。

  我是三都梓里人，七八岁时，先后失去了母亲和爷爷，全家重担就由我父亲一个人挑了起来。父亲既要抚养奶奶，又要抚育我们三兄妹。我八岁的时候，就到街上摆摊卖自家种的水果，换点油盐钱及学杂费。我哥哥姐姐的学习成绩都不错，后来都成了大学生。就是我，小学都没毕业。原因并不是因为我贪玩，学习不好。学校老师说我小时候的成绩比哥哥姐姐都要好。我在学校里一直都是当班长的，考试很少拿不到100分的。我在学校最风光的时候是作为三好学生的代表参观了新安江水电站。回学校后，面对全校师生谈体会。那时候，我真的很牛，老师们都认为我是大学生的料。

  我属猴，从小妈妈就说我是猴命，长大了肯定像猴子那样东窜西跳耍把戏。想不到这话还真应验了。在我十二岁那年，县婺剧团到我们学校来招生，我们学校有很多人去报名，我也陪着同学去，结果反而被老师看中了。当时的条件非常诱人，首先是农转非，学习期间管吃管住还有一点补贴，毕业时还能拿到中专文凭。这对于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我去了剧团以后，父亲和哥哥姐姐都很难过。他们总觉得我是为家里作了牺牲。其实为家里经济条件考虑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我从小就是个戏迷。我记得那时候婺剧团到我们乡里去演出，我因为没钱买票，就双手抓着窗户的铁栅栏，吊在窗外看。我能吊在那里连看两场戏。后来管门的大叔不忍心了，就放我进去看。那时候看演员在舞台上表演，觉得他们威风极了，很是羡慕。哪想到，事隔几年之后，我也能上台表演了，并且是站在自己家乡的舞台上。那年我十六岁———这是后话。

  到了剧团以后，虽然学习很苦，但是温饱问题解决了，我非常知足。冬天，我手上生满冻疮，稍翻几个跟头手上就流血水。教武功的祝老师现在说到这事还很心疼。但是为了能够学到一门本事，再苦我也能坚持住，穷人家的孩子都有这么个特点。后来我跟着郑老师学小生，也学得很努力。可是老师们说我缺乏一种小生的气质，不是演小生的料，所以又让我跟严老师改学大花脸。这个行当倒是蛮适合我的。我个子偏矮，而大花脸的形象是五大三粗，所以演出时，我都穿五寸厚鞋底的戏鞋，很吃力。当时我们团里的大花脸有好几个，很难轮得到我上台。所以老师又让我去学武生。武生的折子戏比较多，上场的机会也多一些。

  一练武生，果真让我得到出头的机会。在杭州集训的时候，我练得很刻苦。省京昆剧团张峰老师看到我如此发狠地练习，抽空对我作了些指点。在张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凭着自己的悟性和韧性，我比较好地学了武生行黄天霸的走边和趟马表演。后来，张老师又带我去拜见了前辈张二鹏老先生。张二鹏老师是盖叫天的儿子。两位老师一同为我精心打造了《白水滩》“十一郎”这一武生行的角色。我就凭着《白水滩》这出戏，在婺剧青年演员大奖赛中，获得了表演、武功两项一等奖，还获得全省小百花大赛的优秀小百花奖。

  后来，团里要排一出反映计划生育的现代戏，这个戏一演就要一年多，我们这些跑龙套的武功演员就用不到了。正好，杭州杂技团缺武功演员，到我们这边来找，我被挑中了，不过是借用，这一借就是大半年。我在杭州杂技团演过一个动作难度很大的戏，就是一个跟头要翻到一个大圆球上。但是只要能上台我就很高兴。后来我还曾到香港去演出过三个月。杂技团很喜欢我，打算根据我学过戏剧武生等行当的特点，为我设计个戏剧角色的杂技节目。但是我那时不想再干下去了，因为我们从小学戏剧，和演杂技不一样，他们注重的是身体技巧，而戏剧是要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特点，表演内容更丰富多彩。我更喜欢戏剧。

  我在杂技团虽然待的时间不长，但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从翻跟头来讲，我们原来在剧团里的跟头，很多都要求在原地翻，因为我们演戏时大部分都是在农村演，戏台的空间比较小。而杂技团的演出，都是在城市的大剧院里，戏台的空间比较大。像“串毛”，杂技团也有这个动作，但是它常常用在穿越火圈上。我跟他们练了一段时间，我的“串毛”就练得特别好。其实以前教我武功的祝老师有个外号就是“祝一串”。在他们那一代武功演员中，他的“串毛”是全省有名的，特点是又远又飘，在舞台上翻起来特别美。我在杂技团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接触到同样是我们演艺圈里的另外一批人，这让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也有了新的朋友。

       我在京昆剧团的两个月里，就为好多名角配过戏。虽然都是马童一类的配角，但是能和这些名家一块演出，我还是觉得很荣耀。梅葆玖、梅保玥、尚长荣、六龄童、谭元寿、杨春霞，我都为他们配过戏。可就在我春风得意的时候，我的腰椎出问题了，老师们非常心痛，剧团给医院里送去了一张空白支票，要求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我的演员生涯。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我的身体状况虽然恢复了，但是要在舞台上翻跟头，是再也不可能了，这就断送了我的武生生涯。

       出院后，我整整养了一年多的伤。后来在朋友余胜强的引荐下，我认识了浙江歌舞团的管进等朋友，他们都是当时省内顶级的爵士鼓打击乐手。他们说，你腰伤得这么重，恐怕再也不能翻跟头了，还是跟我们学鼓吧。迫于生计，我改行开始练鼓。练鼓也不容易，可我这个人就是有一股犟脾气，喜欢上或干上一行就会去拼命。我的腰伤也一直在折磨我，在练鼓和以后的演出期间，我都要在腰上绑上十多米长的腰带，来支撑我的腰。老师是最顶尖的鼓手，所以我的爵士鼓打得还算专业，这为我以后独闯江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王新忠 口述/ 张京波 郑伟林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