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慧方

    小池水浅

    在麦盖提工作的后期，我被调到“一打三反”办公室，办公室除了少数民族同志外，还有一些也是从兵团调来的大学生，有两位陕西人，他们是大学毕业分配到农场工作的，都已成家，娶的都是上海知青。当时我还是坐办公室，主要是接待群众来访，处理办公室内勤事务，另外还要我起草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牵连的各种人员的平反处理决定。接待群众来访这件工作我做得还好。因为有了父亲的遭遇，我内心有很强的责任感，总是耐心接待，仔细询问，认真记录，给来访者说话和申辩的机会。而起草处理决定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压力就有点大了，一是谙事不深，阅历浅，不了解当地的历史，对党的政策理解不深，不全面；二是因为我父亲的经历，使我对人的评价判断定案，总是战战兢兢，唯恐不当，冤枉了好人；三是觉得自己文化根底太浅，对许多事情犹如雾里看花，尤其在表述原由、过程、处理、定性时，遣词用字分寸把握不准。其他人都下乡去了，我则在办公室里揣摩那几句话。待他们回来，老高、老刘两个北方汉子就会动手帮我修改，给我指点。我自觉这项工作没做好，但他们从不曾训斥批评过我，都把我当小妹妹看。他们都是各地的优秀人才，上帝赐给我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1972年当我调离时，他们还专门为我开会，大家都发言，给我写了很多鼓励和肯定的评语。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把这份感动和感激一直保留至今。

 

    寒风中，依然有花开的声音

 

    即使岁月淡忘了春天，怀抱里依然花香扑鼻，那是因为———春天被我收藏了。

 

    在恰斯学校任教，是我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恰斯是8027部队即野战军六师五七干校的所在地。野战军六师是驻守喀喇昆仑山的边防部队，恰斯就成了这支部队的五七干校驻扎地，也叫恰斯农场。在干校里，有六师成建制的几个连队，还有几个职工连，从事农牧业生产。很多随军家属，包括小孩，都被安置在这里。驻扎边卡的部队是需要换防的，但后勤和家属则相对稳定，大部分在喀什，而干校则设在恰斯所属的麦盖提县城内。原来部队办了个学校，但缺少师资。1972年始，部队不允许自办学校了，学校就交给地方接管。这样就有了为接管的学校配置师资的任务。选中我当老师，实在是我的幸运。我的文化程度仅仅是初中，虽说成绩优秀，但在支边青年中，高中毕业生和1962年下放的大学生不少。选中我，我想除了我的学业还算有一定功底外，更重要的是我对工作勤勉的态度，率真、清纯的为人处事风格。领导和同事都推荐了我，我就比其他同学、战友更早地转了干，关系也从兵团调到了地方。自从我成为一名教师后，支左已近尾声，地方的生产工作也已恢复正常，兵团的同志也逐步分批撤回了。

 

    恰斯学校是戴帽初中，虽有七个班级，但学生很少，每班最少只有五六人，多的也不过十几人。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各一个复式班，教师的教学负担也很重。我承担的是四、五年级的语文主课，还有初一的历史、地理等副课。干校政工处副处长王维仁经常来教室外的墙根下偷偷听课。他是甘肃甘谷人，上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学识渊博。他妻子张玉华是随军家属，也是学校教师。他家就在我们宿舍隔壁。王处长一开始不放心我们的教学，经常冷不丁地要出些问题来考我们，听课也是他的考察手段之一，最后，他对我的评价是：浙江女娃，行！浙江的教学质量就是好。但我和另一位同伴并没有沾沾自喜。我觉得仅凭我当时的知识水平，要应对王处长的考察与学生五花八门的提问，压力还是蛮大的。从此我开始了一个再学习的阶段：一方面，教学任务迫使我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大学梦也促使自己加紧了学习。

 

    1970年回浙探亲后，我花了两个多月的工资，买回了一只78元多的“红灯牌”收音机。当时的电台已开设了类似电大教学的一些课程，如大学语文、历史等，我跟着收音机学，还想收听上海台的英语教学节目。可惜到了恰斯，什么北京台、上海台根本收不到。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只收音机还是多了不少信息，对学习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我的自学也从那里起步。

 

    1973年后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浙江的大学有到新疆招浙江支边青年的任务和名额，这在支边青年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想读书啊！那些日子，我隔三岔五都做着梦，这些梦都与上大学有关，以魂牵梦萦来形容毫不为过。但经打听，我关系到了地方，已不符合招考条件了。我心里也清楚，在当时的形势下，政审还是很严格的，我的海外关系使我没有上大学的资格。我很沮丧和无奈。在兵团的同班同学中，历经政治筛选和推荐，凡被推荐报考的都考上了。有考上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有考上新疆大学外语系的，也有考上新疆医学院、温州医学院、浙农大的。在通信中，大家真高兴啊，这是他们能离开农场的唯一选择和机会了。特别是考上浙江的大学的，就意味着可以回到家乡了。事实也正是这样，回浙江读大学的同学，毕业后都分配在浙江工作了。我很为他们庆幸，也很为自己惋惜。我知道，如果有机会让我去考，我也一定能考上，因为我是六六届绍兴一中重点试点班毕业的。考上的同学都去开辟另样的人生之路了，而我还在恰斯学校继续做着我的大学梦。

 

    在恰斯学校的那几年中，我迷上了书法。在党办时有几位专职搞宣传的同事，他们写得一手好字，刻得一手好钢板，这让我十分羡慕和喜欢，于是一下子就迷上了。学校放暑假了，我近乎足不出户，关起门来，不知白天黑夜，不知肚饥肚饱，啃干饼子、干馍，喝玉米糊，练隶书。我用旧报纸写了一张又一张，从基本功练起，整整写了两个月。只可惜没有老师的指点，以后也没有很好坚持下去，但有一个收获，就是体会到了什么叫投入与忘我。

 

    恰斯农场为了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一开始干校后勤让我们搭伙在战士食堂，和连队战士一个灶吃饭，哪知道我们却抢不到饭吃。连队战士都是大小伙子，一开饭，只要大铁盆往地上一放，就见一帮小伙子上前三下五除二，我还没扒拉几口，他们早已把铁盆吃了个底朝天了。这样，干校只好让我和另一个同伴两人自己做饭。每月连队杀一次猪，称回几斤肉，不放水，全都炒成肉丁，每次做饭舀一点当油又当菜。学校有一块菜地，我们跟着老校长，带着学生一起种，七八月份能在自己的菜地里分到几次新鲜蔬菜，诸如包心菜、茄子、西红柿、辣椒、豆角之类，但少得可怜。当时能吃到职工家里自制的酸菜、泡菜就是美味佳肴了，因为根本没有多余的蔬菜可供腌制泡菜。其余时间，我们只能在菜窖里削些从外面运来的烂皮大白菜和土豆。隔壁军马场的场长也是陕西汉子，三天两头会给我们弄点狗肉来，一煮一大锅，早上焖上，下午回来起锅，那味道香得老远就能闻到，就能让人流出哈喇子，呵呵！

 

    恰斯干校地处戈壁荒原中，离麦盖提县城也有二十几公里，没有公路，只有土路在芦苇丛中延伸。要进出，一靠军车，二靠邮政所的一辆马车。我们探亲往返都搭军车，或去麦盖提县城搭马车。干校经常要派军车去大河沿（吐鲁番）拉货，所以我们探亲都是伺机而行的。我们要坐两千多里路的汽车，然后才转火车。驾驶员都是河南兵，对我们当老师的很尊重。戈壁公路上，他们会放手让我们开。在戈壁砂石土路上，是不怕翻车或撞车的。有好多支边青年都有在戈壁公路上过把开车瘾的经历。我随他们一路，时而宿营在兵站，时而到藏民家中歇脚打尖。和河南老兵天南地北地拉呱，还是蛮开心的。让我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那一年从家乡返回，军车快接近恰斯了，突然从车驾驶玻璃往外看，只见土路尽头，芦苇掩映下，有一道耀眼的白光。我们惊呆了，车也开不动了，赶紧下车，只见远处的白光渐渐聚集成一个偌大的半圆形，从地平线一直飞上天穹，几十秒钟后才慢慢消失。我们半天才回过神来，不知是天象景观，还是氢弹、原子弹爆炸的光环。车开动了，我们的心还是一愣一愣的。事后也不见有报道，至今仍是一个谜。

 

    又有一次，军车把我送到乌鲁木齐已天黑了，军车就返回了。而我和农三师工程支队一起回家探亲的同学朱芝芳（现在美国）却没能在乌市火车站碰面。当时乌鲁木齐的气温是摄氏零下三十几度，局势又非常混乱，不时会有冷枪声响起。火车站里里外外都是人。有的为了买票已排了好几天的队了。原计划在乌市与朱芝芳会合，去看望被推荐到新疆大学上学的同学张笑莉（现在乌鲁木齐），但一看情况，是没法停留了。我把行李往一摞人中间的空地上一扔，说委托保管，就转身要去新疆大学跑一趟找朱芝芳。心想，我这一大件行李委托素昧平生的人保管，保不准就没了。但黑灯瞎火，又有冷枪，我总不能背着行李去找人吧。这些人都站起来拉住我说，小姑娘，不能去，太危险了，你自己赶快弄张票离开吧。我没听，压住心中的恐惧，跑出了车站，在昏暗的路灯下跌跌撞撞走在冰冻的路上，好不容易攀扯着上了一辆破公交车。听着寒风里的冷枪声，我心里簌簌发抖，终于找到新大，见到了张笑莉，却没见到朱芝芳，我只好拉着她即刻返回车站。来到车站，一看行李被很好地保管着，那些陌生人还为我弄来一张到天津的退票，让我去北京，赶快离开。我真感谢他们啊！要知道，都是素昧平生的啊！我返身去登车，哪知道蜂拥的人群不管有票无票，已从路基上跨过栅栏登上了站台，前拥后挤地在强行登车。天是黑的，站台上的灯是昏黄的，天下着雪，密密麻麻的人前后推搡着。就在拼力挤过人群、挤上车门过道的瞬间，我被挤上来的人群仰面压倒在地，他们踩着我的身体，被后面的力量推着往车厢里涌。我声嘶力竭地喊：下面有人！但我的喊声被淹没了。那一刻，我突然醒悟：喊是没用的，我只能站起来，否则会被踩死。我拼命地拉住自己的裤腿借力，不顾一切地用双手推着涌上来的人群。我的军大衣棉袄、军皮靴全没了，但我终于站起来了！火车开动了，我的行李却没能带上车。不料过了几个站，我忽然听到广播中说，我的行李在最后的邮政车厢里！原来是张笑莉急中生智，把我的行李扔给了押车的大兵，还写上了我的姓名。就这样，列车载着我到了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我虽受了伤，但是却险中求生。后来我总结，幸而过道窄，是严冬季节，火车的双层车窗玻璃被冰封住，打不开，以致人群不能从车窗内往里涌，否则我就算不被踩死，至少也会被踩成重伤。

 

    恰斯学校的学生是维汉两族的，学生大都是部队干部子女，汉族学生大多是随父母从内地来的，来自五湖四海。维族学生长得很可爱，我还记得很多姓名，如吐尼莎、艾尔肯、巴斯旦等。艾尔肯是个左腿残疾的小男孩，小脸膛红扑扑的，跳着一只腿和同学们追逐游戏。他要是挨了批评，他姐姐吐尼莎就会为他向老师道歉。姐弟俩汉语不怎么好，但学习很努力，很诚实。至今我还经常想起他们。还有刘捍江兄妹三人，捍江是学生中年龄最大的，当时已上初一，他们来自陕西汉中，特憨厚，学习也肯钻研，很努力，经常会举手提问，有时候他的提问我还一时答不上来，只好课后去翻书。2004年我去新疆寻访故地，有幸找到了他，他已是喀什电信局的技术人员了。他的两个妹妹，一个在山东东营，一个在上海，都有一份不错的职业。我真感慨：在艰苦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新疆孩子都很能干。

 

    在恰斯学校工作了四年，和驻扎在喀喇昆仑山的边防战士朝夕相处，看他们入伍、退伍，看新兵训练，看他们换防，听他们讲边卡轶事，和维吾尔族学生及他们的父母交往，过他们的节，品尝他们的馕、馓子、馃子、瓜果、干果，享受五湖四海的部队领导、干部、战士、职工、学校老师的呵护、关爱。恰斯四年，是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岁月年华。直到1976年初，我才调回建德。

 

    结束语

 

    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个人与时代总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人一生中也许会有很多机遇，或擦肩而过，或正逢其时，或望洋兴叹。得则幸，不得则只能认命。人到中年以后，我逐渐开始对时间的长度产生敏感，因此，我越发真切地庆幸自己四十多年前的那段经历。

 

    十年夜雨心不冷。在四十年战友团聚会上，有战友作词谱曲合作演唱了一首歌，表达了大家现在的心境：当皱纹爬上额头，当黑发不再拥有，再回首四十年前那时候，万里赴疆共度春秋，移沙包造出良田万亩，挖渠道引来雪水长流，患难与共修补地球，我们无愧于那个时代，我们用青春年华把沙漠变成了绿洲。当花甲已在招手，当青春不再拥有，如今重见四十年前朋友，金钱财富不是我们的追求，欢乐健康才是我们的祈求……新疆塔里木近十年的生活，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而最让我敬佩和爱戴的人，则是徐立国副政委（当年职务）。他睿智、豁达，极有文才，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忠诚于事业。当年如果没有他对政策的全面理解和对支边青年热忱的关爱，就没有我以及一批“可教育好子女”支左的机会，以及后来改变命运的契机。那段经历对我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为人处事的态度，工作能力的培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工作中坚持原则，生活中宽厚待人，他的人格魅力使支边青年都把他当作可敬可亲的领导和长者。如果说我的生命之路有贵人相助或高人指点，徐政委就是我遇到的第一贵人和高人。1991年，他在提前离休多年后，从解放军总参安置地西安专程赴浙江宁波、绍兴等地看望支边青年，也专程到新安江来看望我，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款待。徐政委才华横溢，但却少有施展的机会，人生的大半历程也不免有所波折。好在一切艰难和波折都已成往事，在他八十寿诞之际，我谨以此文表达我的感谢之情、感恩之心，衷心遥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