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积功

 

　　陈妈是我家老保姆，苏北人，长得黑黝黝的，挺健康。听我妈妈说，我呱呱坠地时，她第一个抱起我，告诉我妈妈：“恭喜，恭喜，又是一个男娃娃。”

 

　　那时，我爸爸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久，在上海闸北、浦东两处电厂先后任工程师，时间是1915到1929年之间。后来我爸爸被南京电厂选上，先后任总工、厂长，我们全家回到老家南京，陈妈也一直在我们家。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只妈妈一个人当然照料不过来。我的生活起居，就由陈妈料理。

 

　　童年时期，我心目中的陈妈，是我妈妈的妹妹，我亲密的阿姨。进入初中，课业较紧，晚上作业做不完，常是陈妈端来大盆，倒上热水，促我洗脚。要是在冬天，遇上作业有难题，做不完，水很快凉了，这时陈妈会过来，一面唠叨，一面蹲下身来，把我的脚捞出水，擦干净，用毛巾包好，然后不声不响地站在我旁边，一定要等我把功课做完了，看我上床睡觉，她才离去。

 

　　那时我家住在汉西门，当时老城门还在，城墙也未拆。我们兄弟姐妹几人，课余之暇，夕阳西下，会由陈妈领着爬上城墙去玩。城上满是破砖碎瓦，荒烟乱草。有一次，我出门时发现陈妈赤了脚，没穿鞋，就叫她穿上。她笑着对我说：“傻孩子，脚弄破了不要紧，会长好的，鞋子要是弄破了，不就完了，还会长好么？”

 

　　进入初中，我十五六岁，血气方刚，爱读岑参的边塞诗，欣赏“男儿应是纵横行”，爱看西部牛仔电影，崇拜加利、古巴、盖博尔等草莽英雄。记得有一天，不知为什么，陈妈唠叨了我几句。我一时怒起，竟掴了她一巴掌。她捂了脸，跑到我妈妈面前，泣不成声地说：“二少爷打了我。”我妈妈温柔敦厚，仁爱慈祥，从来不打人骂人。这次她大声把我叫去，铁青着脸，喝令我跪下，向陈妈赔不是。我一刹那间清醒过来，羞愧难当，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抱了陈妈双膝，泪流满面地说：“好陈妈，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陈妈抱起我，又是鼻涕又是眼泪又是笑……从此我知道，她更爱我，我也更爱她了。

 

　　1937年7月，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我们举家逃难到江北江浦距南京百余华里的桥林镇———一个濒临长江汊港上的鱼米之乡。那时交通不便，坐的是全凭人力的帆船。时值初冬，雨雪霏霏。船拢岸时，跳板全湿。船夫背着箱子，走在跳板上，脚底打滑，一口大皮箱掉到江中。此时我已十七岁，初识水性，正犹疑要不要跳下去捞，站在船舷边，一点也不会游泳的陈妈，却不顾死活地奋身一跃，扑腾着去抱箱子。幸好船夫眼疾手快，用带钩的竹竿，连人带箱子钩住，拖上了船。全身湿透的陈妈，颤抖着眼睛也睁不开，就问：“箱子捞上来没有？”事后，爸爸多次跟我们说：“一口箱子衣物，能值多少钱，怎能拿命去拼？陈妈这种忠烈，而今不多了，你们可不能忘了，她是我们家的老人。”

 

　　1937年隆冬，日寇铁蹄直逼南京，我们举家又匆匆赶回南京，仓皇地料理了一下，又随了几百万难民，在“南京大屠杀”前夕，千方百计，千辛万苦，经汉口、宜昌、万县，到了重庆。陈妈是咱家人，自然同行。

 

　　记得路过万县时，有一天见到一家野味店，店里挂着一对对天鹅，要价是两元（银元）一对。我一时好奇，买了一对（足有十多斤）回家。妈妈责怪我，陈妈不肯烧，说天鹅义气，配对以后，如果一只死了，另一只就会终生不配。陈妈说这话时，眼中闪着泪花。我当时少不更事，不觉中触到她心中痛处，等到追悔，已是来不及了。

 

　　到重庆后，我考上了在沙坪坝的南开中学，于1938年至1940年读了三年高中。1938年第一次离家住校，一切都感到新鲜。南开中学实行军事化管理，生活起居，管得很严。学生一律住校，每月只许回家一次。记得那时我家住在重庆市区小梁子。我第一次回家，陈妈见到我，就一把抱着我，泪珠滚滚，泣不成声。我那年十八岁，一米八的个头，我也一把抱着陈妈，不由得泪流满面。这时妈妈刚从大街上回来，吓了一跳，以为出了什么大事，等到弄清原委，才都破涕为笑。人生自有真情在，“儿无所悲也，心自凄动耳”。如今回想起来，七十年过去了，我走遍了漫漫天涯路，历尽了生离死别，心都有点麻木，无泪可流了。

 

　　记得在高中那三年，日寇正疯狂轰炸。学校里生活上管理很严，功课的负担很重。每逢端午、中秋佳节，妈妈总是把自裹的粽子、自腌的鸭蛋，连同一两盒我爱吃的月饼，让陈妈送到学校来。每次送来食物不少，可是我那些十七八岁、正长身子的同学哥们，吃起东西来如狼似虎，等我送陈妈走出校门回来，往往已席卷一空，荡然无存。我只有啼笑皆非，连战场也不用打扫了。但妈妈、陈妈这种眷念与爱心，却永驻我心间。

 

　　1938年至1940年间，为了逃避日寇的狂轰滥炸，我家从重庆搬到南岸南山背后一个新兴的小集镇———黄桷垭居住。我的18至20岁则是在沙坪坝南开高中，在敌机的疲劳轰炸、物价飞涨、课业重压之下度过的。记得是1943年初春，我放假回家，没见到陈妈。我问妈妈，她告诉我，陈妈回苏北老家去了。我当时就担心了：从重庆到苏北有几千里，宜昌以下是敌占区，炮火连天。一个目不识丁孤身一人的农村妇女，怎么走法？苏北早被日寇占了，横征暴敛，烧杀抢掠，陈妈回去了，又怎么生活？妈妈看我急了，就叫我坐下，慢条斯理地对我说，苏北陈妈的老家很穷，陈妈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不了几岁，从小务农，陈妈的丈夫是一个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外面有姘头。陈妈是一气之下才出来打工的。南京沦陷之前，她丈夫就病死了。最近陈妈老家托人带信来———那时要由人把信从敌占区带到宜昌蒋管区才好寄，一封信要走好几个月，而且往往会遗失。来信说陈妈的儿子生了重病，要她赶紧回去。舔犊情深，怎么也留她不住，于情于理也不能强留。于是爸爸亲自送陈妈下山，过了长江，买好到宜昌的船票，给她一些银两，又写了介绍信给在宜昌、汉口、南京的友人，托他们照料……我听了这些也只有长叹一声，没话可说。过了快一年，才收到陈妈托人寄来的信，说她平安到家了，叫我们别惦念。我也就比较放心了。

 

　　同年夏天，我考上了浙大，匆匆赶到贵州遵义，开始了大学生涯。大学四年，丰富多彩。白天听名师们精彩纷呈的讲课，夜间点上一盏如豆的桐油或桕子油灯，苦读中外大师的经典；参加了学潮，激情似火；演剧、唱歌，热血沸腾。我还是足、篮、排球的校队队员，驰骋球场，意气昂扬，自认为是一名男子汉，自然，恋家、恋亲人的感情也渐渐淡了。

 

　　1945年底，我回到南京，在报社任编译。那时，八年抗战虽已“惨胜”结束，但内战的烽烟又起，老百姓仍生活艰辛，水深火热，风潮迭起。也就在这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到处都是。我亲眼目睹那些西装革履、气宇轩昂的绅士，跳下豪华小车，挽着珠光宝气的淑女，走向灯红酒绿、急管繁弦的歌楼舞榭。同在一座城里，我也在寒冬腊月的清晨看见“路倒”，横尸路旁，无人料理。街边大树，被剥光了皮，兀自孤零零立在寒风里。个人的思潮，也就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中激荡澎湃。不知路在哪里？

 

　　1946年春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中，妈妈到我房里，凄然对我说：“陈妈死了。”说实话，当时生活如走马灯，我以为她在农村里平安地生活着，已经逐渐把她淡忘了。听到这消息，我心茫然，泪流满面。妈妈接着告诉我，陈妈那年回到老家，过了两年，儿子一病不起，儿媳不耐贫寒，改嫁他乡，留下陈妈，带着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孙子，孤苦伶仃地过活。1944年鬼子扫荡，用刺刀活活挑死了这孩子，不久后陈妈就在憾恨中去世。这噩耗是陈妈的同乡妇女到南京做保姆，受陈妈之托，到我家中，亲口告诉我妈妈的。这位带信人还说：“陈妈最后还说，她请二少爷为她做场佛事，为她超度。”

 

　　六十多年过去了，那时的我，“左”得可怕，傻得可怜，我真像鲁迅笔下的阿Q，睡梦中也幻想着有朝一日，有人喊一声：“阿Q，革命去！”我便“咸与维新”成为革命党了。当然，什么焚香顶礼、超度亡灵的事，我是不会干的。待到我逐渐懂得了世事人生，懂得陈妈垂死时思念我、嘱托我之情，却早已事过境迁，惆怅、追悔已经一无是处了。

 

　　追忆二十年骨肉深情，已成一梦，随后六十余年的思念与回忆却永存心间。我已届风烛残年，才写这篇短文，再不写，恐怕就来不及了。

 

　　陈妈目不识丁，但我深信，她能理解与原谅我为什么迟迟六十多年后才写下了从心底流淌出来的祭文。一言以蔽之：怕惹祸。君不见，英豪们一怒之下，短短几年之间，数以百万计耿耿忠心的“迂腐”之徒，便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妻离子散，身陷罗网，受尽凌辱，家破人亡。我已在劳改农场错关了二十一年，大好头颅不愿被当作狗头而被砸烂。杯弓蛇影，心有余悸，几十年来，往往从恶梦中惊醒，一身冷汗。

 

　　不记得有多少次在梦中见到老陈妈。我知道她也思念我，原谅我了。我看见她渐行渐远，却频频回首，噙着泪向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