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积功

 

（一）

 

　　上世纪50年代，我在严中任教，1956年，我任56丙班班主任，并教该班英语及语文。班上有一位女同学叫章明汝，文雅内向，成绩不错，在前十名之内。

 

　　毕业考前夕的一个夜晚，几位女生来向我报告，说章明汝还没回寝室睡觉。我一看表，快十点了，熄灯也快一个小时了。我当时想，一间宿舍里上下铺十多个人，太闷热，她可能躲在哪个角落乘凉，又没有表，忘了时间。她是个循规蹈矩的女孩子，不会出什么事的。因此我告诉那几位女学生，如果再过一个小时，章还不回来，你们再来告诉我。

 

　　到十一点左右，几位女生又来报告说，章还没有回来。这时我有些担心了，会不会出事？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我才知道，章的父亲是淳安县茶园镇一位有影响的工商业者，子女五人，吃口较重。可是一个月前他被逮捕了。章明汝比较内向，平日寡言少语，会不会一时想不开？

 

　　那时的交通和通讯都很不发达，尤其是晚上，去淳安根本没有车，当时也没有电话。我想章最大的可能是走回家去了。于是，我决定到她家去，把事情进一步搞清楚。

 

　　我叫醒一名身强力壮，也和我差不多大，三十多岁，会骑自行车的工友，让他和我做伴同行。我们好不容易敲开自行车出租店的大门，租了两辆自行车，向淳安方向飞驰而去。

 

　　从梅城到茶园我没走过，估计不过百把里路，从午夜到天亮也就赶到了。

 

　　那时的公路，全是沙石路，夜间几乎没有车辆。当时我心急如焚，好端端的一个花季女孩，如果一时想不开，跳了江，岂不是无法弥补的憾事？我骑着车，不顾一切地飞奔，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突然，我的自行车前轮栽到一道坎里，车子后部猛地飞起，我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就从车头前摔了出去，滚到水田里。还好年轻力壮，除了几处擦伤外，没有伤筋动骨。那位工友看见我那模样，哭笑不得，问我是否回去？我想一名好端端的学生，生死未卜，我这个班主任怎好不管？怎能回去？就那么一身泥水，我们又奋勇前进了。

 

　　黎明前到达了茶园，天大亮时我到章的家，一问她妈妈，说明汝没回来。我心里就凉了半截，当时更怕她妈妈着急，我还得装做没事人一样，和章妈妈闲谈了一阵。她留我们吃早饭。我哪里吃得下？只好又急急忙忙地骑上车往回奔。

 

　　骑了才两三里路，猛见前面一位姑娘正徐徐独行，仔细一看，就是明汝。我真是又气又喜：这一夜你害得我们好苦，但总算还好，一天的焦灼与不安，终于烟消云散了。

 

　　明汝见到我，知道一切原委后，又轻声细语地说了一声，汪老师，您辛苦了。我真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回到学校，我找她温和而严肃地谈了一次。我告诉她，你的想法、做法，我都理解同情，但不赞成，因为这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耽误你的一生。你的父亲有没有问题，犯不犯法，政府会依法处理。即使他犯了法，也由他个人负责。

 

　　你是一个好学生，你的品德评语是由我写的，我也在教导处管政务，你要相信学校，我们绝不干伤天害理的事。至于经济上，你在校还要呆个把月，到金华参加高考也不要多少钱，有困难，告诉我，我来帮你解决，但是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认真考试，以后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1956年我亲自送她们去金华参加高考，后来她考上了西安交大。1957年“反右”开始，批斗不断，我以“戴罪之身”被软禁。1958年，我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的帽子，被送劳动教养，身陷囹圄21年，1978年查明是“错划”而开释。出来后知道明汝已是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授了。

 

　　2006年10月，在级友张齐生（他是工程院院士、浙江林学院院长）的倡议下，借林学院这块宝地举行了一次纪念毕业50年聚会。明汝在会上谈了这段往事，说到动情处，她呜咽着，已是泪流满面。我也应邀在会上即席发言。我说，我有缘做过一段你们的“人梯”，我以此为荣。我想起当年我走在梅城街上，看到口中骂着“打倒大右派汪积功”，用石块扔我的那些孩子，以及在学校里瞪着眼，叉着腰，骂我的初二初三年级的学生，当年我只觉得委屈、气愤，而今我却可怜他们。这些孩子，敢骂爹娘，敢打老师，长大了，除了打砸抢，做打手，还会干什么？当年威风凛凛，背后教唆这批孩子的“英雄”，到北京去戴大红花开庆功会，而后被“双开”，如今也灰飞烟灭了，可怜这被扭曲的一代人，他们怎样面对人生？何以为人？

 

　　在晚宴上，我看着好多当时年少而今满头白鬓已成翁媪的学生，我想什么也不必说了。几十年忍辱负重、艰苦坎坷的历程已经走完了。我们杯中装满的是相聚时浓浓的友情和欢欣，是一生无愧于吾土吾民的坦然与喜悦！

 

（二）

 

　　上世纪50年代，高考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高中毕业政审、品德为丙的是不及格，大学录取时基本不予考虑，因此严中当时规定，由班主任初审决定为丙的应届高中毕业学生，要由该年级全体任课老师及校领导联评核定。

 

　　55届高中有一位男同学叫郭梅宗，学习成绩中上，身体强壮，打架、骂人、闹事、给老师起绰号，样样都来，是全校有名的“刺头”。班主任初评他的品德为丙，联评时我建议改为乙。当时有位老师就讥讽地问我，他背后给你起绰号，骂你，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但我要说一件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事，等我说完了，再请大家评议。

 

　　梅城虽是严州府治所在地，但城很小，全城尽是瓦房、土房，地形是南低北高，新安江沿城南向东流过，全城只有一条南北向的大街，长不过两华里左右，其他都是小巷。严中在城的北端。1954年春发大水，全城迅速被新安江洪水淹了，短短一天时间，城南大水已淹到二楼，城北严中也进了水，淹垮了一些土房，情况危急。伙房进水前，连夜炒了一些干粮，分发给大家。低年级师生已向乌龙山撤退了。高中部则有几百名年轻力壮的男生。县府与我联系，由我调派学生帮助县府做一些抢救物资工作。这些情况不必我说，老师们全知道。那天在联评会上，我告诉大家的事是：王廷光先生（外语组老教师）家在南门头，五个孩子，除了老大鼎元在严中，其他四个都在家里。据从南门头逃过来的人说，廷光先生家二楼已进水，孩子们都上了屋顶。王先生坐立不安，像热锅上的蚂蚁。形势严峻，要是大水再涨怎么办？到夜间孩子们困极了，滑下来，掉到洪水里怎么办？洪水汹涌，又脏又毒，夹裹着大量污垢，死猪死牛，人要被冲走，哪还有命？这情况怎不叫人焦急、不安！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只有派学校木工带几名帮手，搜寻一些学校中搞基建后剩下的毛竹、木材，做一个竹筏，然后派两位身强力壮水性好的人去抢救。竹筏做好了，我试了试，很好，坚固而轻巧，可以坐六七个人。派谁去？我首先想到的是郭梅宗，还有一名是谁，事隔多年，我记不起来了。我把他们两人找来，详细交待了任务，不必多说他们也知道，这次抢救，事关几位孩子的性命。我最担心的是这条南北向的唯一通道上，横着几座高大的石牌坊，如果竹筏被石牌坊卡住了，过不去怎么办？那只有把孩子一个个从竹筏上抱下来，扶上屋脊坐稳，然后把竹筏撑过石牌坊，再把孩子们一个个从屋脊抱到竹筏，稍一不慎，洪水无情，可是人命关天。记得那时是上午8时多，大水还在涨，雨还在下，春寒料峭，还要穿毛线衣。我敬了他们两人每人一小杯白酒，为他们壮行。他们就义无反顾地出发了。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上午过去了，中午过去了，消息全无。我手中可捏着六条人命，我真是六神无主，望眼欲穿！到黄昏时分，我终于看到郭梅宗他们两个领着四名孩子，像一群落汤鸡似的走过来了。我喜极而泣，一肚子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只哽咽着说了声谢谢。我记得郭梅宗的家也在小南门，爹妈二人开个小店。我就问梅宗，你们家怎样？见到你爹妈没有？他回答说，您下的死命令，我只能不顾一切地去抢救孩子。我路过我家，房子被淹了，只见屋顶，没有见到我爹妈，因为没有时间啊！我一把抱住他，满眶热泪……

 

　　在联评会上，我讲了这些，全场一片静寂。校长肖瑟首先说，没说的，这样的学生品德不能为“丙”。我再问大家，没人说话，只给了一片掌声。

 

　　1955年联评后不久，郭梅宗毕业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2008年，我见到鼎元，他告诉我，郭梅宗一直在宁波当工程师，很好，一年前病逝了。我估计他也活到七十多岁了。一个人干完了一生该干的事，走了，花开花谢，应无憾恨。我相信他离去时应该听到半个世纪前，严中老师们给他的那一片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