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我进入当时在黔北遵义的浙大外文系学习，竺可桢先生是受全校师生爱戴的校长。1941年冬，我的大姨———浙大史地系三年级学生王蕙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全校哗然。稍后查明，她被关押在重庆到北碚之间的五云山集中营，是军统干的。

 

　　当时，王蕙的父母都在上海，我是她在重庆的唯一亲人，理所当然应该去探视她，并设法营救她。1942年夏天放暑假时，我从遵义回到重庆家中，立即动身去看她。

 

　　我知道集中营是不许会客的，所以我特地请我的姨表哥王学仁（他在中统总部任会计科长），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

 

　　当时重庆的交通情况是十分差的，长途公交车一律是木炭车。重庆到五云山估计不过百把华里，一早出发，下午才能到。

 

　　五云山脚有一个小集镇叫兴隆场，十来户人家，一家客栈。客栈门口挂着灯笼，上面写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

 

　　胡乱咽了两口干粮，我就问路上山去。山不高，估算着也就四五百级台阶。赤日炎炎，林木茂密，没有人家，没有行人，让人感觉阴森森的，连鸟叫声也是怪怪的。到了山顶，有两层土城墙前后围着，门边有把守的士兵。第二层城墙后面有两间门卫的房子，其中一间门上钉着写有“会客室”三个字的牌子。验明身份之后，我坐在会客室里。门卫进去报告。我看到院内树林中，隐约有几间房子，门口的士兵虎视眈眈。我坐在那里，根本不敢越雷池一步。不久，门卫出来告诉我，所长去重庆开会了，会客必须经所长批准才行。我等到天快黑了，都没见到人，只好怏怏下山去，重新回到兴隆场那家唯一的小客栈住下。

 

　　我那时年轻力壮，一倒上床，便能鼾声大起。但那小客栈里的蚊子、臭虫、跳蚤能把人抬起来，加上那川耗子蹿来跳去，这样的地方怎能合眼？

 

　　第二天黎明，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再次上山去。一天的期盼又毫无结果，晚上依旧无眠，如是者三天。到了第三天黄昏，那名五十来岁、像块石头似的门卫终于开口了。他说，你是学生，我老实告诉你，我来做门卫好几年了，这儿从来没有人会过客，你再等也是白等，等久了，于你不利，还是早点回去吧。我只好说，请你请示一下领导，同意我把带来的一些衣服、饼干、零用钱送进去，由王蕙本人签收，我就走。我的这一要求总算得到了满足，我才万般无奈地下了山。

 

　　过完暑假，我回到学校，从没和人谈起过这件事。重阳节将近，浙大篮球队有一场对外比赛。打完了球，我满身大汗，在球场稍事休息。这时，观众已逐渐散尽。我披上衣服，准备回宿舍。一抬头，看见校长的秘书诸葛祺先生正在球场边踱方步。我意识到他可能是在等我，有话要对我说。于是我慢慢走过去，问，诸葛秘书，今天也来看打球？他说，我在等你。你暑假里到哪去过了？我坦然地回答说，我去五云山看我大姨王蕙去了，有什么不对吗？他严肃地说，你今后言行要多注意点，重庆来函了，叫学校查你。他又说，你没见到王蕙，可我知道她在那里很好，你放心。暑假里，校长去看过她了。我真没想到这一点，就很直接地问了一句，我上山下山，跑了三天，精疲力竭，人影子也没见到，校长见到她了？他笑笑说，校长和布雷先生是同乡、好朋友，你不知道？我今天主要是通知你，今后言语举止多检点些，不要给自己惹祸，这也是校长的意思。

 

　　我往回走，一路想了很多。竺校长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国立大学校长，国际闻名的天文学家。按规定，当时中央政府配备给他一部小汽车，但是自1937年9月浙大从杭州西迁，途经6省，行程2600多公里，竺校长总是率领流亡师生步行，把小汽车留给有病痛的师生坐。1940年到遵义后，但凡因公务去重庆或贵阳，校长总是挤长途木炭汽车。他去五云山也是挤那拥挤不堪的木炭汽车的。不要说去五云山一路颠簸劳顿，就是兴隆场的小客栈，赤日之下上山下山，就够人受的了，何况当时竺校长已是“望六”高龄的人了，身体瘦弱，为了去看望一位学生，他把这一切都默默地、不为人知地做了。

 

　　那时我是外文系会主席，学生会理事，又和校长的长子竺津是谈得来的中学同学，所以经常上校长家走走。有一天，我去校长家，见校长独自坐在一边看报。我就跑到他身边，说校长，我要谢谢你。他没太在意地回了句，谢什么？我说，谢谢你暑假去看我的大姨王蕙。他把眼镜一摘，把报纸重重往桌上一放，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看他一脸严肃，就不敢响了。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和王蕙是亲戚，这我知道，我是她校长，你不知道？校长去看学生，要你谢什么？真是荒唐、胡闹！他见我一脸茫然，不知所措，便缓和了一下语气对我说，王蕙在那儿一切平安，你放心，我们会尽力设法营救她的。我已让诸葛秘书通知你，你要检点言行，不要鲁莽惹事。

 

　　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也做了几十年的老师，自觉也是爱我的学生的，可比起我的老校长竺可桢来，我只有惭愧而已。

 

　　我在浙大读书四年，换了三种灯油：菜油、桐油、桕子油。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年月，物价日涨，桕子油也供应不上了，每月两斤的灯油费被迫停发。晚上没有照明，如何自习？不自习，第二天如何上课？学生无奈只好罢课了。这时，竺校长出差在重庆。他打电报回来，说自己无能，搞不到钱，使学生膏油无继，无法读书，对不起同学们，要引咎辞职。这时全校极具权威的教授会发布了一个情深意长的文告，大意是浙大西迁跋涉五千多华里，历时三年余。日寇袭扰，路途艰险，师生团结奋进，弦歌未辍。而今同学夜读无灯，求学困难，情实堪悯，教授会愿将养家之实物粮贴捐出，换购灯油，以助同学继续刻苦攻读，勿坠报国之雄心壮志。就在全校外扰内困、人心惶惶之际，重庆却传来消息，政界要人朱某（做过中央教育部长），愿来执掌浙大，如能成功，他的许诺是每月每人两斤灯油，每桌午晚两餐保证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得知这一消息，学生会理事会紧急开会，会上群情激愤。会议认为：教授们已很清贫，仍在尽心竭力培育我们，如果捐出粮贴，有举家断炊之虞。朱某的这份好心我们领了，这粮食我们决不能要，至于灯油问题，我们自己勤工俭学，比如到中小学代课等方法自己解决。四菜一汤我们不要了，盐水泡饭也无所谓，一句话：只要校长回来。这就是当年浙大的师生情。 （汪积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