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能参与《严州历代文献辑存》一书的编纂辑录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朱睦卿先生把搜集到的古文中的繁体字改为简体和勘校等。在洋洋百万字之巨的古严州文献中，有一篇题为《仰枫亭记》（明·程谟）的明代短文，引起我特别的关注与兴趣，因为文中所描述之地，是我童年时期所熟知的地方。

为了行文方便，我先把这篇不足200字的文章全文抄录于下：

仰枫亭，亭于邑署之后山，山石曰“万松”。山之巅平衍高旷，今无松，唯枫树数十株，高可数百尺，大者数围，小者合抱。春和则绿叶萌芽，夏炎则浓荫隔暑，秋肃则疏红淡紫，烂如披锦，其佳胜随可挹也。

予劚石构材，亭于其中。亭成而俯瞰之，万瓦鳞次，烟火相望，一邑之景皆揽之指顾之下。然予非敢为游观乐也。时或公余，则憩止其上，盖将仰而有所思焉。思之云何？曰：“吾思所以宁民，以答朝廷也。”朝廷者，枫陛也。（该文见民国《寿昌县志》第六册，卷九，艺文志26页）

该文作者的文笔不仅简朴练达，而所传递出的信息和意境又是那么深邃幽长，实在令人赞叹折服，这些自当不必赘述。而文中所述的“仰枫亭”今可安在？

我是土生土长的寿昌城中之人，寿昌解放那年，我十一岁，正就读于万松山（俗称后山）之麓的万松小学。课余或假日，我常与小伙伴们一起去后山游玩，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再熟悉不过了。要不是拜读了程谟的这篇短文，我哪里知道历史上这里曾经有座“仰枫亭”？在我的记忆里，后山有成片高达数丈的黄栗树。就是这些高直入云的黄栗树，给我的童年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每到秋风乍起，树上的黄栗子成熟了，大风一刮，栗子纷纷落下。我们这些孩子就常去那里捡黄栗子当弹子球玩。又圆又亮的黄栗子，虽好看，味道却又苦又涩，是不能食用的。

除此之外，有时还能从树干上捉到一种叫“金乌龟”的小昆虫。我们在金乌龟的腿上绑一条棉纱线，用手抓住棉线的另一头，然后把金乌龟往空中一抛，金乌龟就展开双翅嗡嗡地飞了起来，绕着人头在上面盘旋，煞是好玩。

给我留下记忆的还有一口大钟和一座小屋。在后山的脊背上，有一株枝粗遒劲、叶茂如盖的古樟树，粗枝杆上悬有一鼎千斤大铸钟，这是抗战时期为逃避日本飞机空袭而设置的警报器；古樟的一侧建有一座白墙黛瓦的小屋，想必是敲钟人的栖宿之处。时值抗战已经胜利，小屋早已人去屋空，小屋庭院里和墙头上已长满了杂草，看上去有些荒芜苍凉。

后山上除了那口大钟和小屋之外，再也寻觅不到其他“人文”之物了。那么文中描述的“仰枫亭”又在何处呢？该亭建于何时？是谁兴建？又倾圮于何时？

带着这些疑问，我首先查阅了民国《寿昌县志》，除了《仰枫亭记》之外，对作者的考证记载也只有寥寥数语。睦卿先生在编辑《辑存》时，根据现有资料作了一点归纳评述：

程谟，明英山（今湖北英山县）人，生平仕履不详。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545—1548）任寿昌知县，于邑署后山万松山顶建仰枫亭，并为之作记，以寄其所思：“思所以宁民，以答朝廷也。”拳拳之心，可以想见。

经验告诉我们，在官方正史上难以查找的资料，往往在民间传闻、野史、掌故或者家谱中常有触及。正当我思考着如何去考察这方面的信息时，寿昌耆老叶位体先生来市志编辑部办事，我当即与叶老先生谈及仰枫亭一事，他是一位地方文史的爱好者和热心人。他一听此事，便豪爽地答应回去后一定调查一番，然后再给我答复。

果然，不出半月，叶老又风尘仆仆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侃侃谈起调查经过。他告诉说，他找到另两位“老寿昌”吴锡生和方邦达，经过论证，仰枫亭遗址的一种可能在现在的东昌北路原幼儿园已改建成街道的这块地方，另一种可能是在寿昌镇政府后面，即现万松园招待所后面高坎上及粮管所储备库所在地。热心的方邦达先生还通过叶位体先生转给我一张《寿昌镇名胜古迹示意图》，图上方赫然标注着“仰枫亭”、“极目亭”、“屏山书院”、“莲谷书院”等令今人遐想的人文景观。

日月如梭，朝迁市变。如今，那些地图上所标识的人文景观，早已被喧嚣的现代文明所湮没，永远成为一个遥远的幽梦了……

朱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