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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上)
2012-02-10 14:17

1994 年夏天,我陪老伴到台湾探亲,在桃园县一家餐馆吃早点,正坐在长条桌旁等着服务员上油条,一位老哥走进来,在我右边的位子上坐下来。

老伴悄悄地用筷子在我的手背上点了点,示意我朝右看。我一看,那位老哥的胳膊上刺着四个字:反共抗俄。我的心抖起来了,难道他是我的难友?就听他对老板娘喊:老板娘,来根油条嘛!地道的四川话。

我忍不住转身用四川话跟他搭腔:老哥子,听口音你我是同乡,没错吧?他惊喜地看着我。我又靠近他的耳朵低声说,我还知道,你当年跨过鸭绿江,跟老美干过仗,还住过美军战俘营……他站起来了,你啷个晓得的?我指了指他手臂上的刺青。

我们俩重新找了个靠角落的桌子坐下,聊了几句。他和我是同乡,一起参加过抗美援朝,都沦为战俘,不同的是,他去了台湾,我回了祖国大陆。他至今未成家,孤单一人住在“荣民之家”,由政府照顾。

我劝他回大陆看看,他抠着胳膊上的刺青说,带着这些脏字啷个有脸面回去?是啊,朝鲜战场上的那段经历,是我们最深最痛的伤口。

我相信,要是没有那场战争,他和我的生活应该是另一种样子的。

母亲怀我的时候,正赶上全球经济危机。父亲失业,跟几个亲友在上海四川北路开了一川味饭馆,兵荒马乱,生活难以为继。当时我已经有两个哥哥,我妈怕养不活我,想去做人流。我姑知道了,写信回老家,祖父寄钱过来,我这才能够来到人世。

我祖父小时候是个放猪娃,后来在他舅舅的碾米坊打工,舅舅去世后,他继承了碾米坊。祖父从一间碾米坊起步,后来发展到办纸业公司,成了当地数一数二的企业家。

祖父崇尚教育,先后把几个儿女送出去读书。我父亲在北平工业大学纺织系毕业以后,又在上海劳动大学就读农业,获得双学位。我叔去了日本留学,我姑在上海念书。

我3岁那年,1·28事件爆发,父母带着我们离开上海,回到老家四川广安。

抗战时期,我的父母去了西康省,也就是现在的阿坝州,他们办农场,种青稞,养牦牛,办毛纺织厂,把牦牛毛纺成毯子支援前线。我上初一那年,父母把我们兄弟三人从老家接到雅安,跟他们一起生活。

在雅安,父母把我送进教会学校明德中学读初中。后来他们到成都工作,又送我去美国欧柏林大学在中国办的学校——铭贤中学念高中,校长是孔祥熙,学校的英语老师都是美国人。我的英语就是在教会学校学成的,其他文化课学得也很扎实。

美国的两颗原子弹让日本鬼子投降了。老师在课堂上说,中国太弱了,要想强大起来,就要有人去当中国的爱因斯坦,造原子弹。

我想做中国的爱因斯坦。1946年,高中毕业以后我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报考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入学考试的时候,我的物理和化学都是满分。

没想到抗战的硝烟刚灭,内战的烽火又起,国家重陷水深火热。那时,一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把我们的热血点燃了,1947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组织上把我送到解放区去受训,回来后我被派回到四川,先在四川大学开展学运,到成都乡下搞农运,创办地下刊物,后来参加了游击队。

解放后,我们游击队宣传队合并到军分区文工队。我想回清华完成学业,组织上叫我留在四川剿匪、征粮,建立好地方政权之后再回校念书。

还没等我回清华园,抗美援朝开始了。

1951年3月21日,我所在的部队赴朝作战。出发前,上级把我从团宣传队调到团政治处任见习宣教干事,负责编印《战斗快报》。

入朝后,根据上级命令,我们必须在15天内到达三八线,平均每天要走50公里。当时我军还没有掌握制空权,只能夜里行军。北朝鲜山多,摸着黑翻山越岭,还得时时提防着美军的“油挑子”飞机扔炸弹。天天急行军,累狠了,就盼着“原地休息”。好不容易走到宿营地,还得挖好避弹坑才能打开背包躺下,遇上下大雨,避弹坑里积水,我们只能把自己绑在树干上站着睡觉。

经过半个月急行军,我们按时到达三八线南边的前沿阵地。

部队休整了一个月,5月中旬,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打响了。我们带着七天的干粮涉过北汉江,沿着铁路向南穿插。

到了第六天,美军大反攻,我们奉命撤到北汉江边的芝岩里,抢占了鸡冠山等一些制高点,掩护部队撤过北汉江突围。在那次的战略布署中,我们军承担了掩护全线后撤的任务,我们师负责为全军断后。

战场上,进攻难,后撤同样不容易,我们最后强渡北汉江时,江里水柱冲天,人仰马翻,河水被鲜血染红,场面极为惨烈。

我们在汉江北面坚持了一天一夜,敌人动用了五个整编师,把我们包围了。当时我们已经断粮三天,弹药也所剩无几,部队减员严重,扛不住敌人一次比一次凶猛的进攻,制高点一个一个地丢了,我们被敌人的炮火压在鹰峰脚下的山谷里,山沟里挤满了人,都是我们师的战士。

十几小宣传员紧紧地跟着我,我把最后的那点炒面全部拿出来分给战友们,大家舔着树叶上的雨水把炒面咽了下去。我决定带着他们从沟口突围。

一个受伤的战士把最后的一个手榴弹给了我们,那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敌人把沟口封锁得很严,照明弹接连不断地在头顶上开花,夜如白昼,强行往外冲的战士不少都中途倒下了。

我和十几个小宣传员隐蔽在山边一条水沟里等待时机。

天刚放亮,敌人的坦克就轰轰隆隆地进沟了,坦克后面是大群鬼子兵。我知道突围已经不可能,就摸出那颗手榴弹,对伙伴们说,你们都趴好喽,我把它扔出去,炸死几个算几个。一个小文艺兵扑过来拉住我的手哭着说,张干事,你要是把手榴弹扔出去,我们都得死啊!我犹豫了,他们是我从成都招来部队,还都是些孩子,真不忍心看着他们白白送死。我叫他们分散开来往山上跑,先躲起来再说。

山势很陡,又刚下过雨,我们一步三滑地往山上爬。一块巨石挡在眼前,我把手榴弹别在腰带上,两手抓住石缝中的一棵小树往上攀,一使劲,小树连根拔起,我头朝下摔了下去。

我醒过来时,就看见一只大皮靴在眼前晃,有人在说:“Ok! This fellow is alive!”(行,这个家伙还活着!)有人踢了我一脚:“Get up!”(起来!)

我清醒过来,只见几个美军持枪围着我,我下意识地向腰里摸去,手榴弹不见了。完了,当俘虏了,我怎么没摔死!

他们押着我出了沟口。公路上,我军被俘人员排成长队,那几个小宣传员也在其中,他们见了我,眼泪直打转。

我麻木地走着,思想上的痛苦压倒了一切。我怎么成了俘虏呢?怎么向组织上交待?

正走着,前面一个美军叫喊起来:“Stop! 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你要找死啦!)我一看,一位难友正捂着肚子向山脚跑去,美军朝天开了一枪。我急忙用英语大喊:“别开枪,他是拉肚子,要去解手!”

那个美军惊奇地瞪着我,把我从队伍里提出来,带到押队的少尉跟前说:这个战俘会讲英语。那位美军少尉叫我上了他的车,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学的英语,为什么到朝鲜来打仗。我告诉他,我姓张,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到朝鲜来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他说你不用害怕,停战谈判即将开始,停战后双方交换战俘,你就能够回国继续上学。

我们被押进了“前方临时战俘收容站”,那一天是1951年5月27日。

收容站用铁丝网圈成一块块长方形的营地,每块有蓝球场那么大。我们到的时候,下来的战俘还不算多,我待的营地里有200来号人。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伙夫把盛着饭团子的箩筐一抬到门口,难友们就冲了上去。

那位少尉在门口大声喊:“Zhang, Come over here!”(张,到这儿来。)他要我整理好队伍,让大家排成一行,按顺序领饭,叫我负责发饭。

我把少尉的话翻译给大家听,队伍很快排齐了。我一边分发饭团,一边提醒难友们:不要暴露军事秘密,不能背叛祖国。

一个美军士兵发话了:What are you speaking?(你在说什么?)我用英语回答说,我在劝告他们,不要吃得太急,要不然会胃疼。

另一个黑人士兵一听,冲我伸出大拇指说:Ok!我心里一乐,马克思说得不错,外语还真是人生斗争的武器呢。

饭后,少尉领着一个大肚美军上尉进了我们营地,指着我说,就是他会讲英语。

胖子上尉叫布鲁克斯,把我领到一辆卡车的驾驶室,用英语跟我交流,他说只要我愿意到他们第八军司令部去做翻译,就可以解除我的战俘身份,等战争结束以后,他可以送我到美国去上大学,我拒绝了。他又提出让我在战俘营担任翻译。我考虑到,当翻译行动自由,能多了解点情况,为战友们做点事,就接受了。

(张泽石 口述 宋晓红 整理)

责任编辑: 黄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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