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虎，生在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我妈说龙虎相斗必有一伤。我命里注定要自己克自己。她的话很快被印证了。当天晚上，我的鼻子就被老鼠咬破了，我妈直叹气，唉，没见过耗子咬人鼻子的，这孩子指定是“妨主”，克亲人。
我妈的嘴真毒，全让她说中了。我两岁就没了亲爸，42岁没了婚姻，52岁没了三儿，人生的三大不幸全让我摊上了。
我的亲爸解放前在国民党中统做过事，1951年被判无期徒刑，那年我虚岁两岁。我妈又往前走了一步，给我找了一个继父，姓陈，在天津搪瓷厂当工人。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闹饥荒，响应国家号召，继父领着我们去了内蒙古临河县（巴彦淖尔）支边。
我12岁，两个弟弟，一个6岁，一个9岁，正是会吃不会干的年龄。我妈烫着发，穿着皮鞋，打着阳伞，细皮嫩肉，一看就是个吃闲饭的人。我们去了好几个生产队，人家瞅眉剜眼地看我们，谁也不愿要。
那辆胶皮轱辘大车驮着我们一直往北走出几十里，到了白脑包公社的“明星七队”。那个生产队是全公社最穷的，年年倒分红。队长说，反正本来就穷，多张嘴少张嘴都一样，让我们落了户。
我妈是个享过福的人，没干过农活，下地锄麦不止一次把麦苗锄了把草留着，队长不待见,不准她再下地“搞破坏”了。继父一个人的工分养我们全家。
次年春天，家里断顿了，去队里借粮，生产队的粮仓比我家的米缸还干净。我妈把她娘家陪嫁的一枚戒指和一个深绿色的翡翠手镯，还有我脖子的那块白玉琐变卖了，度过了春荒。
又是一年春荒到，家里没有东西可卖了，全家五个人对着一口空铁锅。我妈面口袋一提，领着我的两个弟弟出去要饭。
河套人真是厚道，妈和弟弟到了谁家，但凡能揭开锅的都能给个一碗半碗的。要过的人家当然就不能再登门了，再去就会讨人嫌，所以妈和弟弟要饭的时候，只能越走越远，有时来回要走四五十里路。两个弟弟天天跟着我妈要饭，就算吃胖了也跑瘦了。
继父有门理发的手艺，收工回来以后，举着推子挨门挨户地问：你们家有谁要剃头吗？推个头，也能得一碗半碗白面。
妈和弟弟连续要了两年饭。可能是挨饿挨的，直到现在，看见一粒米掉地上，我心里就发慌。
上初二那年，再也念不起书了，我妈只得听媒人的话，给我找婆家，其实就是找个吃饭的地儿。
婆家离我们家50里开外。媒人领着我去相亲，进了院门，一个年轻人很礼貌地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倒茶水，我知道那就是我的男人了。见他穿着一件手工缝制的白市布的中式对襟褂袄，我马上想到了《卖炭翁》中的两句：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媒人问我愿不愿意嫁，我愣着不说话，媒人趴在我的耳旁悄着声说：你家可是吃了他们不少粮食呢，要是不答应，你妈还得去要饭。我一听，赶紧点头说愿意。
有了婆家，妈和弟弟不用要饭了，我的四季衣服有着落了，学费也有人交了。可我心里老大的不愿意，觉得自己活在别人手里了。
初三的下学期，内蒙古艺术学院招生，我报了名，考音、美、作文和算术，这些都是我的强项。我认定自己能被录取，就想着退婚，我妈说咱吃了人家那么些粮，要是退婚咋对得起人？
命中八尺，难求一丈。艺术学院我考是考上了，可还没等下录取通知书，“文革”就来了。“文革”一来，学也上不成了，我只能回村劳动。
1969年农历正月廿六，婆家来了一辆骡子车娶我过门。我穿得像个大红气球，被人扶着上了车。我心里还想着艺术学院，委屈得不行，一路哭到婆家。那年我19岁。
婆家的成份是地主，公公因为忍受不了挨斗的皮肉和精神之苦，一根绳子把自己挂到村外的一棵树上了。唉，自己的出身黑，又找了个比自己更黑的婆家，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我公公自寻短见这件事给家人精神上带来的打击不小，特别是婆婆和我的男人，性情大变。婆婆成天少言寡语，不骂人不开口。她心情好的时候，坐炕上扯着嗓子唱山曲儿：“骑马呀，骑在了羊身上，吃米呀，吃成了个三糙糠……”心情不好的时候，对我断不了横挑鼻子竖挑眼。我男人也不再是那个有礼有节的“白衫儿”了，他从一头羊变成了狼，脾气大涨，一喝就醉，一醉就打人，我没少挨他的醉拳。
结婚以后，我连着三年小产，都是在怀胎八个月的时候孩子就流了。婆婆主持着，让我抱养了一个孩子作为“拦墙墙”，意寓把以后怀的孩子都拦住别丢了。
抱养的那个孩子就是大儿子永舰。永舰果然不负众望，真的拦住了后来的老二永舫和三儿永舢，兄弟仨没病没灾的，都健健康康地活下来了。
跟婆婆相处了两年零八个月,我就搬出去，自己支着门头过日子了。没有房子，借住在产队的羊房里。
在羊房里住的那段日子，我跟丈夫打穷架的次数最多，弄得家里吉神不安灶神不宁。其实所谓打架，只是他打我，而且他打人从来不知道收着劲儿。想想那些日子，我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前年我到乡下顺便去看了一下我们住了七年的羊房，墙上还贴着当年我撰写的书法：足下危冰碎，背后无阳光。这两句话，很能说明我当时的心境。
拨乱反正，婆家娘家的黑帽子全摘干净了。
1980年分田单干，我的孩子们也大了，不再拽我的襟占我的怀，我能腾出心思来想点别的了。
怎么想我都不甘心。我从小就爱写写画画，当年穷得过不下去的时候，我给乡邻画过棺材，就是在棺材上作画，多少也能挣点钱，只是这种机会太可遇不可求了。初中二年级，我们班演出的独幕话剧《二百块土坯》是我的原创。结婚以后，我经常帮着村邻写春联、画绣品，乡邻们都说我巧。
我想把画画和书法再拣起来，可是练书画用纸铺张，也占地方，就我们家那两盘炕和几亩盐碱地，养活不了阳春白雪。还是写文章现实一些，用纸好对付，香烟壳、报纸边、旧作业本儿都能下笔，也不占地儿，趴炕沿上就能写。
我没打算做抽屉文人，而是相当地急功近利，文章还没写成就想着投稿成功。
第一次去临河投稿，下车以后我就害怕了，满大街西装革履眼镜公文包，看看谁都比我有文化。我心一横，管他呢，能种葫芦还画不了瓢？我壮着胆子找到市文联，把文稿往收发室一扔。
我的处女作散文《乡恋》在《花地月刊》上发表了。陆陆续续，我又写了不少文字，基本上百投百中。写文章，让我的精神顶着乌云从泥里站起来了。
生活和精神松快了，丈夫的性情渐好，他从狼变回了羊，对我和孩子温存了许多。他在外面做木匠，我和他多有书信来往，我们各自把自己的处境和心情都写在纸上寄给对方，写什么都觉着有意义。
我和丈夫天生就是一对刺猥，不在一起的时候想，在一起的时候互相扎。他在外头做工，我和孩子抠心挖胆地盼着他回来。他一回来，过不了几天，又战火燃烧痛苦呐喊，把小别胜新婚的氛围统统搞成一切归零。
丈夫姑舅的弟弟超生了一个女儿，送给别人舍不得，我就把她收养了。
小姑和小叔都在临河市区，做羊绒生意发了财。丈夫眼红心动，贷了一些款，也开始做羊绒生意。用从信用社贷来的款在临河买了一间房，我们一家五口来城里住下了。
唉，不是什么地里都能长庄稼。别人做羊绒能赚钱，丈夫的羊绒生意赔得底朝天。为了还贷，只能把房子卖了，另租房住。在以后的八年里，我们换了七个房东。
生意赔了，丈夫的心情坏到极点，酒越喝越凶，脾气越来越大，醉得厉害的时候，半夜把孩子们从床上叫起来给他集体下跪，巴掌不定什么时候就甩到我身上了。
家里赔得揭不开锅了，到朋友那里借了一袋面，六口人一袋面能吃几天？我们租住的地方在西菜市旁边，我跟丈夫商量，咱们去卖菜吧，他说要去你去，我不去。他的心还挂在羊绒上。
找熟人借了三百元做本钱，一副筐一杆秤，我一脚踩进了菜市场，当了卖菜妇。
我卖菜，丈夫觉得丢人，很少在我的菜摊前现身。子不嫌母丑，在家境最困难的时候，三个儿子和我同冷同热，呼啦着跟我一起加入了卖菜的行列。他们都辍学不念了，对生命来说，吃饭永远都比念书重要。
菜批发回来以后，19岁的大儿永舰拉长了喉咙吆喝，别看他人小，嗓门亮着呢，菜场上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喊塌西菜市”。
三个儿子还没成人先学会了受罪，跟着菜贩子跑宁夏、兰州长途拉菜，回来以后车头车尾地帮着批发，吃在菜场睡在菜场，成天脏兮兮地，流的汗在背心上结成块，一搓直掉盐渣。就这么着，他们还乐得屁颠屁颠的。
母子四人搓成绳，怎么也比单线结实，我们卖菜最多一天净赚了80元，够买好几袋面的。
卖菜好是好，就是太耽误工夫。天不亮就要起来进菜，天不黑不收摊，整天守着，一手泥两手水，碰上菜卖不完，晚上就得睡在菜摊上，抽不出时间来写东西，这让我绝望。虽然我明白，单凭自己这九年文化底子很难挤进“儒”的行列，也知道“千载腐儒骑瘦马”、“落魄便成孔乙已”的警言，但心里就是放不下笔。
为了既能写东西又能糊弄生计，我置办了一辆卖烟酒杂货的小铁车。所谓的小铁车就是在脚踏三轮车上扣一小箱子，正面是玻璃窗，窗格下边都钉了小木板用来摆放香烟饮料，小铁车的底面积长乘以宽，我精确计算过，一共0·99平方米。
我把小铁车停在临河最热闹的影剧院广场，卖烟酒杂货。三个儿子也离开西菜市，跟着我一头扎进了广场，他们各自为政，烤羊肉串、出租自行车、卖冷饮、做面饼……我的三个儿子结婚都早，三儿永舢19岁就成家了。他们自己挣钱，自己娶媳妇，自己还账，特别自立，从不拖累我。
当时广场上卖杂货小车有11辆，所以我的小车也就是个草台班子，光占地儿不挣钱。可生意再小也是个买卖，我相信万物有灵钱也有灵，哪怕是一毛钱，也恭恭敬敬往里迎。
当时一天能挣不超过十五元，除了工商管理费、税费和占地费所剩无几。我花钱尽量抠着，早上一个馒头，中午一个馒头，晚上还是一个馒头，花5分钱买袋五香瓜子嗑着当菜吃，一天两元钱就把吃喝拉撒对付过去了。为了多挣点钱，我白天晚上都住在小车里，多挣一个是一个。
买卖要做，写文章更不敢耽误。我在小车的窗口下边支了一块木板，16K的纸都铺不开，那就是我的写字台了。没人买东西的时候，我就蜷着腿趴在上面写东西，心里想啥写啥。人家见我成天地在纸上划啦，问我，大娘你写啥呢？我说记账，人家想不明白，多大的买卖，还用天天记账？2004年夏天以前我发表的几十万文字，都是在小车里完成的。
小铁车里夏天热冬天冷。夏天还好说，我在车顶安一个小风扇，打一盆凉水不停地用毛巾冷敷，实在不行就到儿子的冷饮摊上要几瓶冰矿泉水夹在胳肢窝在腿弯里降温。冬天可遭罪了，滴水成冰，小车里不能生火炉，我每天到对面的金龙饭店打一塑料壶开水，拿皮袄把自己和热水壶裹起来，只要壶里的热水不凉我就不冷。后来，饭店禁止免费打开水，我在车顶装了一个150瓦的灯泡取暖。把我灯泡挂在离我的脑袋最近的地方，烤得我的头皮生疼。在这样的强光下写东西很伤眼睛。
天冷天热还好捱，最怕是政府部门搞的卫生或市容市貌等各类大检查，每次检查我和小车都得东躲西藏，生怕被逮着。
有目的是受罪，往往不觉得苦。一钻进小铁车我就觉得幸福，在那块不足一平米的地方，我这个下里巴人尽情尽性地去做阳春白雪梦。
广场是个八面来风的地方，是巴彦淖尔最大的世面，聚集了似我这般的生意人有好几百个，有大学生、退体干部和下岗职工，更多的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我混在其中，每天能接收大量的信息。
有几个建筑包工头常来我的小车买烟，跟我聊天的时候，屎尿不忌啥都说，说他们为了拿到工程，钱权交易，得给谁谁谁送多少礼，还有的包工头让自己的老婆去陪领导上床。听他们说得多了，我来了灵感，写了第一个长篇小说《尘飞雨落》，虚构了一个包工头的命运和经历。自己花钱了一万元出版了，堆在小车旁卖。
我四年娶回三个儿媳，也就四年有了三个孙子。儿子媳妇都在广场上做生意，不可能怀里揣着孩子干活，所以孙子都要在我的小车里呆上一两年时间。二孙比三孙只大一岁，其中有大半年的时候，我得同时哄两个孙子。他们在0·99平方米的空间里，说拉就拉说尿就尿，弄得我手忙脚乱，尴尬事不断。有一次编辑部的杨老师去广场找我谈一篇稿子，我抱着大孙子正跟他说着话，有人来买方便面，杨老顺手把孩子接过去坐在他腿上，等我完成了那笔生意一看，孩子把杨老师的裤子尿湿了一大片。
广场和小铁车是我们家的井冈山，我和孩子们的哭哭笑笑、生生死死、起起落落、悲欢离合都留给了它。我在广场上生活了十六年，三个儿子在广场上成家立业，三个孙子在广场上长大成人，我和丈夫的婚姻是在广场结束的，我的三儿永舢也是在广场没的……
2001年11月4日，对我来说，那天是要用黑笔来填写的。早上，三儿永舢到我的小车买了一合云烟，顺便还我头一天借的六元钱。还完钱他说，妈妈我跟你可是两清了啊，然后就笑着走了。
白天孩子都忙他们的生意，三儿也没时间再来跟我说说话。晚上生意比较清闲一些了，三儿到马路对面的歌厅去唱卡啦OK。
晚上8点10分左右，我刚把一瓶纯净水递出窗外，就听到“咚”的一声，紧接着是急刹车和人们的惊呼声。我朝窗外一看，在车灯的照射下，一个男子倒下了，我清楚地看见他的头发簌簌地抖动了几下。我心想，唉，这人撞得可是不轻。
一个出租车司机跑到小车跟前说，婶子快去，是你们家永舢！我赶到出事的地方，三儿已经被送到医院了。我捡起地上的一只鞋抱在怀里，那鞋是三儿的。我抱着那只鞋赶到医院，三儿人已经没了。
三儿就这么走了，他早上说的那句“妈妈我和你两清了”是命运为我们母子安排的道别吗？
三儿是晚上8点10分走的，那天晚上，在熬不到天明的歇斯底里中，在不得清醒也不得昏迷的凌晨三点，我仓皇地抓起了笔，和着泪写出了《分手》一文。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候在报社的门口，恳请编辑早点发表，我要赶在三儿的“二七”那天在坟前把它烧了，作为我和三儿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永舢走了以后，我开始仇视自己。我妈说的没错，我就是一个“妨主”的人，克了娘家克婆家，克了婆家又克自己的儿子，最后把自己也克成了一个苦瓜。
灾难和苦难比幸福和快乐更能催生文字。三儿走后的几年间，我出版了《陈慧明短文集》、散文集《人非草木》和长篇小说《第二次还是你》。
2005年，广场重新修整，把我们几百个买卖个人驱散了。
离开广场以后，小铁车没有地儿放，只能把它卖了。买主把那辆小车停在医院宿舍的大院里，我经常隔着栅栏去看它。
前年内蒙电视台去给我做节目，我把小车又借回来当作道具用了一回。小车还回去之前，我叮叮当当地把它修补了一遍，一边修我一边哭。
后来，儿女们想帮我把小铁车赎回来供着，找遍了临河的角角落落也访不到它，估计早被拆散当废铁卖了。
现在我的大儿永舢和二儿永舫都出息了，有车有房有事业，闺女也结婚成家了。
我一直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但是想想，一写就会伤及他人。我曾经对自己说，等咬不动白菜帮子的时候再写吧，彼时大家都会因蹒跚步履而无力找怒了，因了岁月的久远而懒得较真了。但又一想，连白菜帮子都咬不动了，我还啃得动文字吗？写还是不写，真是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哪。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写了，书名叫《人非草木》，这是我出版的第三本书，它记录了我的大半生。
经常有人问我怎么能坚持写作二十多年，我告诉他们，不是我坚持了写作，而是写作救助了我，让我的灵魂在无望的时候，总能抓住沉舟侧畔的这根希望的稻草。真的，多少年了，我都在生命的杠杆中间直立着，写作是天平的左边，生计是天生的右边，砍掉任何一边，我早就倒下了。
一直欣赏那句叫“抵迷不悟”的成语，我会一直沿着这条路执迷地去走，走着我的不悟。
陈慧明 口述 宋晓红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