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下半年，严州师范学校从淳安县迁回建德梅城镇原校址，我也在这一年来建德读书。1951年7月毕业后，被分配在绪塘乡完全小学任教，之后又在大洋、乾潭、三都、梅城、洋溪、新安江等乡镇任教。1982年因连续下大暴雨，千岛湖水库的水位猛涨，我家乡淳安宋祁村被淹，整个村移民后需另建房屋，建德文教局批准我的请求，让我调回淳安县任教。说句实话，当时我是含着眼泪离开建德的。我在建德教育界工作了这么多年，对建德是非常有感情的。我在淳安任教至1993年8月退休。总共教龄是43年，其中有三十二年是在建德。可以说，我与建德有半世情缘。

说句实话，我在初当教师时，思想有些不稳定，认为当教师不如当干部。可是，1952年的一件事让我感触颇深。当时我刚到绪塘完小任教一年，这年的夏天，全校教师要到金华地委干校去学习两个月（当时建德属金华地区管辖），但在经济上有些困难，全乡农民立即为我校八位教师筹集了1800斤大米，解决了我们的伙食费，我的心里感动极了，农民群众是多么敬爱我们教师啊！从此，我克服了不愿当教师的错误思想，并写了一篇题为《人民要我们培养下一代，我坚定了当教师的决心》的稿子，寄到《浙江日报》，结果很快就发表了。从这以后，我不能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决心做一名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

1953年，我担任大洋区中心小学副校长，除在校兼课外，还兼任校内外职务达十种，这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工作。我就给《浙江日报》写了一封题为《老师兼职过多，严重影响教学工作》的信，希望教育行政部门从教育工作的长远利益出发，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帮助教师解决兼职过多的问题。

我的信见报后，县里就立即重视了这件事。当时我在县城参加会议，会后县府文教科科长便找我个别谈话，说县里一定支持我，并要我回校后把那些应该减少的职务告诉他。我回校后就写信告诉他，要求首先帮助我减少社会兼职。他十分赞同我的意见，在接着召开的县、区文教干部会议上就作了研究、布置，还马上写信告诉我，要我与区领导研究解决。区委书记、区长都和我谈了话，同意先减去我的两个社会兼职，再进一步研究减少其他不必兼的职务。这样，我就能安心做好教学工作了。我还能抽出时间到各村校去辅导工作。于是，我又写了一封“读者来信”——《领导上帮助减少兼职后，工作胜任愉快》，寄到浙报，很快又发表了。

在这以后的五十多年时间里，我常常翻阅自己的剪报集，当看到这两封信时，我就激励自己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努力搞好教学工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教育工作也迎来了新的春天。国家教育部对学校教材进行了改革，为适应新的要求，提高教师的教学业务水平是当务之急。当时，建德县还没有成立教师进修学校，1978年县文教局决定先在县“五·七”大学举办教师培训班，并抽调我和曾坤元老师去任教，我教语文，曾老师教数学。当时全县有40多个乡镇，每个乡镇选送一至两名教师来参加培训。每期两个月，共办了三期，有150多名教师参加了培训。他们学习都很认真，我和曾老师也尽力，很多学员后来都成为所在乡镇的骨干教师。他们回到学校后，仍经常与我和曾老师联系。我调到淳安后，还有很多老师与我通信联系。即使不是当年“五·七”大学师训班的学员，他们到千岛湖来旅游或开会，都要挤出时间到我家来看望我。乾潭、洋溪等学校举行百年校庆时，也邀我参加和写回忆录。

在我家被大水围困，粮食颗粒无收，还要雇工建房屋的日子里，建德的教师们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1983年6月下旬，连日下大雨，千岛湖水库水位猛涨，我家进水一米多。建德梅城小学等学校的老师们听说后，纷纷表示：一定要尽力帮助我。于是，你5斤他10斤，有的甚至20斤，一共凑成300斤粮票，从邮局用挂号信寄到我家里来，解决了我建房的粮食问题，这真是雪里送炭啊！新房建成后，一些亲朋好友来我家，我妻子见人就说，我家能建起这座房子，是和建德老师们的帮助分不开的。

在我国第28个老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我回忆自己与建德的半世情缘，心情无比激动。记得1982年8月我离开建德教研室的那天，时任县文教局局长的胡修铭正在杭州开会，会议结束回到局里，就问教研室的同志，我走的那天到汽车站去送了没有。当回答说去送了，还帮助运了行李时，胡局长高兴地说，孙泽柽老师在建德教育界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们不能忘了他，一定要去送！此事是事后教研室的夏邦成老师告诉我的。

现在，我心里还是经常想起建德教育界的许多老同事和我教过的学生。今年我已经80岁，身体还很健康，作为县关工委“五老”宣讲团的成员之一，我还经常下乡进校为县少年儿童作宣讲。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建德去走一走，看一看。

（孙泽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