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樟昀

一

建德市文广新局赠我的《建德古韵》和《建德古窑址》两本画册，是“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对家乡文物最近普查的结果。其中《建德古韵》（西泠印社2012年1月初版）所记载的，包括梅城宝华洲社区郑家古屋（以“郑秉谦故居”冠名）。说实在的，我虽一世着迷于文学创作，可是受政治运动与我本人天份的限制，成就一般，似不宜有保护故居一类殊荣。何况这古屋今已属数家所有，翻修与保护有种种难处，政府需做很多工作。早在三年多前，我母亲以104岁高龄去世时，梅城镇领导已向我谈起此事。我当时除了感谢家乡的厚爱之外，也颇觉惶惑与矛盾。但眼看久已无人居住的古屋百孔千疮、腐朽日甚，不及时抢救则人世间又将损失一座古建筑，便权宜答允下来。我当时并说，若决定抢救则出手要快，否则一倒塌就来不及了。果然，不久之后，西侧厢房就在大雨中倾倒，并压坏了放置其中的我母亲出嫁时带来的雕花大床。

去年，古屋翻修工作上马了。我相信在翻修过程中，通过对房子的结构与风格的考察，不难准确认定它的建筑年代，到时候再用古建筑名义加以保护也不迟。今年四月，我再次回乡，镇里负责这一工程的干部和施工队长，过江来告诉我，这座老屋的建筑年代当为明代后期。我听了又惊又喜：喜的是梅城第一次发现明代民居建筑，这将提升古城保护的人文价值；惊的则是它年代竟然如此久远，大大超出了我的估算。

二

我最初知道它是古物，还是在1941年，我11岁的时候。那时它被人称做“邢衙党郑家”。邢衙党这一地名，可能是唐代遗存：“邢衙”是指当时割据的藩镇部下的世袭邢姓衙门，“党”则指里党即今所谓里弄。1941年，郑家刚从大家庭分作四个小家不久。祖父将前面一、二、三进房子，分给他第一、二、三个儿子或他们的后人，将第四进最古的屋留给自己与小儿子（我父亲）。日机狂轰滥炸，第四房的人除我外均不在梅城。我寄住在祖父所开的“郑天元”杂货店楼上，白天去“严州附小”读书，晚上则与店里的伙计、学徒三人共处一室。从年初一到正月十五，还夜夜跟祖父到空无一人的古屋去，为过年挂上的、清代服饰的“祖容”点烛上香。他行礼如仪后便回店去，让我一个人守着。“庭院深深深几许”，周围寂无一人，除饥鼠窥灯外也无其他动静。11岁的小孩不免害怕，但也不敢向祖父明说。祖父却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这房子在‘长毛’以前，早就有了！”我听出了他的意思，是古屋宝贵，火烛小心，不可疏忽。而所谓“长毛”，则是晚清民国时期人们对太平军的俗称。我便硬着头皮，等最后一颗香火熄灭，才敢离开。

但是古屋究竟建于何时，却很难判断。2009年，反映梅城古旧建筑风貌的画册《收藏梅城》出版前，作者告诉我，经市文物部门考察，这座古屋是清后期建筑。我有点怀疑，便根据祖父70年前的话，查找典籍，得知太平军三下严州是清咸丰十、十一两年（1860-1861），而古屋在此之前“早就有了”，便上推半个世纪，认定它建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前后，自以为已够大胆了。次年，《收藏梅城》出版，果然已将它改标为“清中期建筑”。当时画册中建筑，大多为清末民初，只有两座清中期。而现在其中的一座，竟一下子飙升为明代古物。

三

这一判断，来自家乡一位自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古建筑专家李友彬。他在任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前，曾负责新叶古村的翻修、恢复、保护的整体工作，长期与外来专家们在那儿摸爬滚打；而里叶是一座“露天的明清古建筑博物馆”（清华大学一教授语）。既有这样的经历，我想他所下结论当八九不离十。

我前后三次向李友彬请教。他从斗拱式样，从冬瓜梁形状，从梁柱与牛腿的装饰，从砖块形制，从古础形状，从房子高度等六个方面向我阐释；始建的具体年代在嘉靖到万历期间（公元1522-1619），距今约450年左右。它的发现，使梅城这个明清严州府治所在地的遗存建筑，从200年前上推到450年。

他的这个结论，还使我此前古屋的种种猜疑得到了合理解释。在过去几十年中，每当我面对它时，我就不免猜疑：它的牛腿、梁柱的装饰，为什么如此地与常见古屋不同？没有精雕细刻的山水人物，而只有朴实简明的花卉与蔓草纹。它的月梁为什么几乎是原木、状似冬瓜？而不像常见老屋那样劈削整齐。要说是财力不逮，那么用料为什却能那么考究？梁又粗又长，跨度达到3.5米。此外，房子的高度为什么那么惊人？光楼下即高4.2米；再加上地基比周围平地高出1米有余，便使它在前后左右的老屋扣如鹤立鸡群。1955年特大洪水，水淹了下半城所有房子，邻居们最后都逃到这所古屋来，因为只有它的楼上一直没有进水。

经过专家的点拨，我才知道：这些恰恰正是明代建筑的特点与风格，与清代建筑具有明显的差异。于是，一座450年前的建筑，便这样从岁月的激流中涌出，从往事的尘埃中突显，被今人所发现了。它也许是古严州城里残存的最后一座明代民居建筑，它亲历过明、清、民国三代的兴盛或衰亡，亲历过新中国的建立，在翻修后甚至还将亲历中国在全球的崛起！在历史老人面前，一个普通的作家，只是一种渺小而短暂的存在，因此它该以什么名义保留，便显而易见了。

四

古屋是抢救成功了，但其中的两块匾额，却早在几十年前便已消失。挂在堂前檐下的是“岁进士”匾，挂在大门外面的是“乡党咸称”匾。这两块匾额的主人，都是我的祖父郑宝铨。前一块黑底金字，黑底是岁月的沉积，而金字是昔日的辉煌。后一块，由于第四进的大门外就是第三进的厅后，终年淹没在黑暗中，没人记得它是什么颜色了，只能记得“乡党们”对这位他们称作“郑选廷”者的称颂而已。选廷是祖父的字，“乡党们”对自己尊重的人，字而不名。

对于他，市文物部门在《建德古韵》中是这样记述的：“民国《建德县志》（卷十，页二十四）记载，郑宝铨为清光绪三十四年贡生。清末民初首创建德女学，后经营郑天元杂货店。郑宝铨在当地地位极高，据传旧时桐庐、淳安、建德三县知县上任前皆先来此地拜访后才能上任。”

如同我三年前在《梅城古里散记》一文中所说，我中学时代，“读了一些进步的文学作品，即趋‘否定一切’，对郑蔡两姓（按即我家与我外祖家）封建家庭产生了漠视感、疏离感。”因此，尽管我19岁才离家参加革命，但对这两块匾额的来源与内容不闻不问。甚至在我见到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赠给祖父的对联之后，仍无动于衷，不去了解他的历史（这正如今日我的第三代，对我的生平丝毫不感兴趣一样）。仅仅在我历尽沧桑，进入耄耋之年，我才想起要对祖父的生平和为人一探究竟——向家乡史志或其他典籍，也向郑家的其他老人，但可惜已稍迟了一点。

原来封建时代出仕“清因明制，以举人、进士、贡生为正途，余概为异途”（民国《县志》）在正途中，贡生又与举人、进士有所不同。后者由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经乡试中式为举人；由举人经会试中式、并经殿试赐出身为进士。后者，则由府州县推举应试，成绩优异者入国子监深造，叫做贡生（贡入皇家之意）。贡生又分五种，叫做“五贡”。贡生同举人进士一样，“荣于荐辟”（民国《县志》），人数不多。如清光绪前后34年，建德曲贡生仅28名，平均每年不到一人。而贡生的任官，也与进士不同：进士可进入中枢各衙门任主事、中书等职，或外放到州县当主官；贡生则只能到地方上担任州判、县丞等副官。因此人们对贡生的称呼，习惯上均向进士方面靠拢，如把“五”贡之一的“岁贡”称为“岁进士”，以增荣耀。祖父的第一块匾，想就是这样来的吧！

祖父比我的外祖蔡汝榕迟十年当贡生。但他们两人均未出仕，倒都能“与时俱进”，在清末民初热心于家乡的“新学”。外祖在清朝后期结束书院制后，就创办了建德县高等小学堂，并担任总管全县教育事业的教育公社社长、视学所总董兼视学；入民国后，则仍主持县模范小学堂，并在他家所在的洋尾乡高楼下创办正谊小学（以上均风民国《县志》）。祖父则在民国元年参与创办县女子学堂，并一直在其中任教。20世纪末年，严州籍的台湾女教授邵梦兰在她垂暮之年，还撰文回忆她的这位老师呢。以后祖父与蔡汝榕能成为儿女亲家，想来亦与他们的共同出身、共同志趣有关。

除此之外，祖父也算得上建德当时的“著名书法家”，新中国建立初期尚存世的作品有南峰塔附近“胡亨茂里”大坟前的石刻。他从不摆名家架子，什么人来求字，都有求必应，且不收任何报酬。他做慈善事业，不留名，不出面，只在晚上请人将自己仓里的谷悄悄挑出去。城中与附近乡村举办公私祭祀，主祭人入射上他担任。新族矛盾或邻里纠纷，冲突双方会共同出轿把他请去。他在充分占有事实后，往往折冲尊祖，三言两语就化干戈为玉帛。当年“乡党们”如何具体称赞他，我不知道。但我在14岁时亲历过他的丧事：“开吊”后，来祭灵的人三日不绝；来人中，有我认识的亲朋，但更多的是我从没见过的陌生人。“出殡”时，绕行的下半城几条街道都摆满了各家“路祭”的八仙桌，灵柩刚刚起步又得再次停下“受祭”，很久很久才到在码头，过渡到南峰入土。

他去世时79岁，为民国33年（公元1944）。因此推算起来，他应生于清同治5年（公元1866年）。他临终前，曾一再说：“不知几时才能将日本佬赶出中国去，我是看不到了。”颇有几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妄告乃翁”的气慨。

三年前我曾在“严州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提出严州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应是以严光、范促淹、陆游、陈硕真、方腊等为代表的高人之风、仁者之风和义士之风。这“三风”在昔日曾陶冶过家乡一代又一代的人，我祖父或许也可算其中之一吧。

至于《建德古韵》画册对他的其他记述与评价，如“据传”三县知县要先到古屋拜会他才能上任云云，则可能缺少事实根据；而且按他的为人与当年家境分析，似亦无这种可能。因为其时他的家境可能已经不太宽裕，否则他没有必要开小杂货店，并每日到当时全县唯一的新实业“电灯公司”去上班。少钱缺势，哪能得到官场如此眷顾呢？因此说他“在当地地位极高”，也不如说他“当地民间有一定影响”来得更接近真实。

五

三十年前，毁灭性的“文革时代”过去不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刚露曙光，我就曾放声为家乡歌唱：“过时的，扬弃；美好的，保留；蕴藏的，发现；缺少的，创造；已经达到的，继续突破——这是时代的主旋律，也是建德的乡土曲。”（见《郑秉谦文庥》第2卷第22页）我为什么在歌唱创造、突破的同时，也歌唱发现呢？因为当时面对几百上千万人的大平反，令人感到在极左路线统治中国的几十年中，在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几千年中，“蕴藏”而未被“发现”的、甚至被有意“埋没”的事物与人物，真是太多太多了。这妨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三十年过去，崭新的建德已经崛起于三江之滨，并初步进入“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境界。这印证了我的“乡土曲”之说，尤其印证了我对“蕴藏的，发现”的坚信。但想不到的倒是，其中最近的一个发现，却如此地与我息息相关。

从战争、地震、大火、洪水中劫后余生的人，眼看自身还在，而自己生活过的房屋却消失了，这是人所共知的悲剧。可是，房子在，人却消失了，也会引导起后人的另一种感慨。在这座450年的古屋里，在我祖父之前，一代又一代，曾消失过多少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谁，他们到哪里去？这一切，我们都无法知道了。

2013年6月初于傍樟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