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8日

昨日，办公室老叶带着我们几个收拾储物间，发现还有一台电子管电视机，据说还是县农机三厂工会送给镇政府的。请来广播站的周林根拨弄了半天，被告知电视机已经坏了，得送到上海才能修。为了丰富驻镇干部晚间的文娱生活，王书记决定派我专程去上海。

中饭后，王书记批了500元公款，让我带着路上开支和支付电视机的修理费。城建办的王庭樟看到我手中的公款和一双紧皱的眉头，向我招招手。我犹豫着踱进他的办公室，正想开口。他却先对我说了一句：“不急，从我们办公室借点钱去，出门在外可不能没钱。”于是，填写了一张1000元的借据，回家准备明天一早乘火车到上海出差。

3月9日

天还没亮，我早早起了床，洗漱完毕，用背包带捆着电视机，连扛带背，紧赶慢赶，好不容易到了火车站。站台上已经站着不少的旅客，一个个背对啸叫着的北风，拢着袖口，跺着脚，我却敞着棉衣，掏出手绢，擦着从头发根渗出的汗。

火车来了，寿昌上车的旅客不多，座位也空得很。可到了金华就完全不一样了，上车的人特多。一张票只能占一个位子，没法子，只得把坐位让给了电视机，因为它可比我要金贵的多咯。一路上走走停停，人被火车“瞌懵懂、瞌懵懂”单调的行进声催的晕晕乎乎的，直想睡。可我不敢，因为身边有台电视机，怀里还揣着一叠不薄的公款，少了那一件，对我来说，都绝对是一场灾难。一路上的艰辛自不必说，连上厕所都成了一个不能解决的大难题，无奈，只好憋着。

快下午四点了，火车终于在上海站停了下来。这时也顾不了斯文，扛起电视机，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挤下车，急急冲到车站厕所，卸下了憋了近半天的包袱。人就是个贱，一旦没了内急，捆着电视机的背包带却把肩膀压得又肿又痛。咬着牙，向不少于十个人打探上海金星电视机厂的地址，最后在一个热心大叔的指引下，好不容易找到离人民广场不远的一家电视机修理部，可是，人家已经下班打烊了。隔壁饭店的一位服务员大姐，看我一副着急的样子，就热情地对我说，可以把电视机寄放在她们店里。作为感谢，就在这爿店里炒了两个菜，还要了一斤黄酒，吃了顿奢侈的晚餐。这顿晚餐花了我八块六毛钱，还真有点肉疼。

是夜，住宿天蝉剧院招待所。一溜双层床，估计有六、七张，我被安置在靠近门边的上铺。哎呀，出门在外，在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能找到一张床位安顿，应该算得上是幸运的了。

3月10日

昨晚，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整个房间朦朦胧胧的，笼罩着一股神秘的幽暗。同房间旅客“叽叽嘎嘎”的翻身噪音，时时将刚想松弛的神经始终绷得紧紧的，再加上认生床，直到天幕露出曙光，还是没有合过眼。干脆起床，反正也睡不着。

在小弄堂口的包子摊上匆匆吃了早餐，赶忙走到昨日寄放电视机的小饭店，谁知这饭店不做早餐的生意，要到九点钟才开门。也好，那就乘这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去看看心仪已久的城隍庙吧。

不到九点就赶回了饭店，将电视机送到修理店，修理师傅看了看，不屑的说：“这类电子管的电视机已经不生产了，修修已经呒啥花头咯。”但他扼不过我的坚持，要我按规矩先付过30元的开机费，才能开机检查。因为我这次到上海的任务就是修理电视机，走之前，王书记也给了我“看着办”的权，于是，毫不犹豫的付了钱。不一会，师傅告诉我，换零件加修理费，得120元才行。

一听要这么大一笔钱，可就不敢做主了，还是先请示吧。附近没有电话亭，打电话要到离那里约有三里路外的小邮局。走了十来分钟，来到邮局，刚接通电话，办公室的老丁就说，王书记刚到大队里去了，要等他回来才有答复。于是留下上海的电话号码，坐在邮局的角落里等待回音。这一等不打紧，从上午十点一直等到下午一点，这被动等待的滋味真有点不好受，走又不敢走，催也不能催，其难捱的滋味只能独享了。最后，王书记给我的指示是“能修就修，总比买新的要便宜。”

一个下午没事，乘空到西郊动物园溜了一圈。晚上仍住宿天蝉剧院招待所，因为这里的住宿费便宜，一个晚上只要三块五毛钱。

3月11日

天还没完全亮，同室的旅客纷纷起床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这时的我倒安下了心，闭上眼放心的睡去。直到被收拾房间的服务员喊叫声吵醒，才不得已的起了床，一看时间已经快九点了。收拾好赶到修理店，电视机已经修好。一看时间，还来得及赶上回家的车，于是付了钱，赶快到火车站买票。

赶到车站买了票，却为电视机的寄存问题难住了。行包寄存处的大姐愣是不给寄存，原因就是电视机是易碎品，不能保证完好，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总不能背着这么重的物件到车站外垫肚子吧。思前想后，突然冒出一个“有事找警察”的念头，于是，扛着电视机来到车站派出所。还好，警察听了我的求助，同意了我的要求，这台沉重的电视机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寻到一个临时寄存点。

到车站外面的小吃店里匆匆吃了一碗面，味道不错，就是价格太高，面条太少，一碗下肚，却不知塞在哪里。没办法，舍不得再花五块钱，只得忍着，回到家再好好的补上吧。

离列车开车时间已经不多，回到车站派出所取电视机却又碰上麻烦。原先答应临时存放的警察下班了，刚接班的警察不清楚当时寄放电视机的事，可不敢随意答应让我搬走。整整磨到车子都快开了还是不行，急得我直想给那警察下跪。最后，请来寄存处的大姐给我证明，哪位警察才拿起我早就递给他的电视机维修发票，验收完毕，然后放行。等我扛着电视机上车，还没找到座位，列车就开动离开了车站。

当晚回到寿昌家里，已是近午夜。摸着被电视机压得红肿的双肩，也顾不得洗洗满身的臭汗，趴在床上放心地睡了。嗨，还是家里好哟！

这台电视机就放在文化站办公室里，作为文化站的正常工作，每晚收放。（方根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