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懒婆从邻村嫁来村上。婚后生育了两胎儿女，那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宽松，当时的口号是：“一个太少，两个刚好，三个多了。”懒婆为了想生个男孩，坚持生育了第三胎。因此，她家的人口就多于同生产队的其他家庭。人口多家务便重，为了能按时赶到田头参加生产劳动，她十有八九头发都不梳理。所以队员们都称她为“懒婆”。

懒婆年少时只上过几天耕读夜校，所以她箩一样大的字只认得一担。当时的公社广播站每天天刚蒙蒙亮，就开始播送会议通知。会议通知是格式化的：“经公社革委会研究，决定召开XXX会议。参加会议人员：XXX，XXX……请以上同志于今天上（下）午几点钟到XX会议室参加会议。”这样的通知每天至少一个，多时有三四个。那天，公社的驻村干部来到田头，懒婆竟然问他：公社怎么有这么多的会议？“请以上”同志是个什么人物？为什么每天的每个会议，他都得参加？驻村干部被问得眼睛翻白。

在生产队劳动中，懒婆一点都不懒，干起活来雷厉风行，从来不让须眉。她虽然没文化，但经常参与生产事务的谋划。

针对多年未能完成国家生猪任务这一问题，根据上级指示，队里召开全体队员会议，专题讨论如何加强生猪生产，以确保国家任务的完成。会议开了半天，也未研究出一个具体的措施。这时，懒婆站起来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缺饲料，我建议，把山坳里靠吃天水（无灌溉之源）的田全部分到户头上，各户可以用来种番薯、萝卜，这样就能保证有足够的饲料了。队员们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但有人说，这是搞资本主义，如果上级追究下来咋办？懒婆说，大家不要怕，等猪养出来了，任何人都无话可说。于是，第二天队里就开始行动起来了。

到了年底，各家各户不但超额完成了国家任务，而且都有一头大肥猪过年。

改革开放后，村里的青壮年去温州、杭州、义乌等地打工了。因此全村有一半的田荒芜着。于是，一些外地的制种老板来到村里，给出了合理的租价，要求承租全村的田，用来培育杂交稻种子。村民们觉得这样很好，以免浪费土地资源。于是，种子老板挨家挨户签合同。付租金。谁知轮到性格倔强的赵大伯家时，这项工作被卡住了。赵大伯坚决不肯将田出租，一定要自种水稻。

因培育杂交稻种子务必成片，若有其他水稻夹在中间，花粉会交叉传授，培育出的种子就不纯正。村负责人因此出面做赵大伯的思想工作，要求他改种另外农作物，或将田换到田畈边缘去。可是赵大伯只认“我种我的田，我种我的稻，不犯王法”这样一个理。村负责人也毫无办法。至此，制种老板只得又重新挨家挨户去收回已付的租金，到其他村去租田。懒婆知道了这一情况后，主动要求制种老板暂缓收回租金，让她去赵大伯家试一试再说。

晚上，懒婆来到赵大伯家，对赵大伯说，今天登门是求你帮个忙。我家去年种西瓜效益蛮好，所以今年想继续种，但西瓜不能连种，因此我想用我的田换你的田。赵大伯没有理由拒绝，点头答应了。于是培育种子工作继续在村里开展。了解事情的真相后，赵大伯索性也将田租给了制种老板。后来各农户和制种老板签订了十年的租期合同。

懒婆的三个子女在义乌合伙开了一家外贸公司，经济效益很好。懒婆用他们寄回家的钱造了一幢四间四层的大楼房。老两口吃用都不愁，生活很安耽。

如今，凡有人叫她懒婆，她总是笑着说，现在的懒婆是没有时间“懒”了，这么大的住房光拖地板就要半天时间。我现在是上午搞卫生，下午学电脑，要不然的话，要被时代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