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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恩师陶维桢
2014-09-09 14:58

我的恩师陶维桢先生已经离开我们23个年头了,而他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马坪庙牛鬼

1972年正月过后,我们用锄头挑着简单的行襄,走了几十里地,终于来到寿昌中学农场,也是寿中分校——马坪庙报到。

寿中的分校,坐落在山坳间,四通八达,山间寥寥立着几幢校舍。学生宿舍、教工宿舍、办公室、教室和食堂依次排列,操场很小,只放得下一副老式木板篮球架,跑道用石煤渣铺成,高低不平。操场的边上有三四间低矮的工具房,就在那幢低矮的工具房里,住着三男一女四个被称为“牛鬼”的人。

因为百把号人同住在一间大宿舍里,一到晚上,自然会谈天说地,睡不着觉,从寿昌镇上的同学口中得知,那个管锄头、粪桶的人叫陶维桢,那个放一头小水牛的人叫程瑞芝,那个负责修理工具的人叫胡振堂,而那个敲钟(其实是一截挂在树上的铁轨,用小铁锤敲打)的女人叫余莲,另外还有一个半“牛鬼”叫韩文祥,因他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医,所以让他当校医。

一些对掌故颇为熟悉的人经常和我们说起这些牛鬼蛇神的一些趣闻轶事:说那个陶维桢语文水平很好,写得一手好字,他吃亏就吃亏在他的那张嘴上,他能言善辩,被称为“油嘴巴”,“文革”期间,那么多的走资派、牛鬼蛇神,只有他敢于跟红卫兵造反派辩论,常常把那些红卫兵说得哑口无言。又说因为他跟河南里的村民关系特别好,红卫兵小将只能斗他,却不敢打他,不然河南里村的农民就会跟小将拼命,因而,陶维桢就成了软硬不吃、死不改悔的“牛鬼”了;那个叫程瑞芝的人,是国民党高级工程师,他的化学水平特别好。他这农场还一边放牛一边看书,还教那牛“一二一”。他控地很慢,人家说他几句,他却慢条斯理地说:“你别看我一天只挖三锄头,我的一锄头能值三块钱呢。”

我作为班里的劳动委员,自然时常要去领劳动工具,有近距离接触陶维桢老师的机会。那时他才40挂零,一米六几的个子,稀疏的头发,酒糟鼻子,微胖的脸庞上总是挂着微笑,手里常常拿着一本郭沐若写的《李白与杜甫》,从书面的新旧程度看,不知被他翻了多少遍,但他仍然不厌其烦地读着。当我们走进他的房间兼工具房时,他总会放下书,笑眯眯地用带着特别腔调的英语和我说:锄头几把,粪桶几只,粪勺几只,畚箕几担,然后依次拎着锄头、粪桶、粪勺、畚箕等给我。当时我觉得这老家伙怪怪的,但也很是趣。时间一长,我对这个牛鬼多了几分尊重。

二、老运动员

1973年秋,我们终于从马坪庙回到了螺蛳山,陶维桢老师也随着我们来到寿中。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扫厕所、修操场,但看到我们打篮球时,他会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打篮球要充分发挥屁股的作用。”有时他会拿起球来做示范动作,手里拍着球,屁股往后一蹶,再往前几步,上篮,投球,虽然未必能中,但总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然而他的屁股理论则成为的们的谈资。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当时许多当权派已经开始解放出来,而陶维桢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记得当时县里有个人武部政委叫刘熙范,已经从批林整风运动中解放出来,而学校工宣队在批判陶维桢时,说他恶毒攻击刘熙范,就是攻击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一定要将陶维桢批倒批臭。可不久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开始了,刘熙范又靠边站了。这时校工宣队又说,陶维桢写投靠信,卖身投靠刘熙范,是十足的走狗,必须批倒批臭。

1977年,当时我在村里当民办教师,那年暑假,全市教师集中在梅城开会,揭批“四人帮”及其爪牙。我和几位同事当时正在看护着我初中的班主任曾老师,因为他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四人帮”的爪牙,但想不到的是,在梅城又一次看到陶维桢老师被几名年轻人押着,说他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并沦为“四人帮”的爪牙。有人群中偶尔相逢,相视无言,他只是微微地向我苦笑了一下,我也自然不敢多说什么,因为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谁也不敢招惹是非。但我真是想不通,他怎么又会与“四人帮”挂上钩了呢?

三、重上讲台

1978年11月,党中央决定全部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当时其他右派都已经摘帽,恢复了工作,原来是“牛鬼”的程瑞芝等都早已重新走上了讲台,给理科复习班上化学课了,可陶维桢仍然在“牛鬼”的阴影下屈辱地生活着。他在劳动时,再也没有了原有的笑容了,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一种惨淡的忧愁,眼里含着泪,常常看着天空发呆,偶尔也会发出一声长叹。

1979年,我也进入了寿中高考复习班,等待着来年高考。我在文科复习班,教室设在图书馆楼上。10的一天,我突然见陶维桢老师饱含热泪地来到了课堂上。我当时一愣,不知发生了什么?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学们,从今天起,由我来担任你们文科班的语文老师。今天我十分激动,就在昨天,县里的同志当着我的面,把以前整我的黑材料通通烧了,我这顶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终于摘掉了。我解放了!我一定会好好工作,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他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碧野的《天山景物记》,将里面的摹物写景分析得细致入微,头头是道。接着,他给我们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最是橙黄橘绿时》,大致说了一下要求,然后要我们到学校外面去走走看看,感受一下秋天景象。说实话,当时我虽然参加复习,但其实有一种赌一把的心态,因为除语文课稍微有点功底外,其他课程都在参加生产队劳动时荒废得差不多了。

大概是那篇文章写得还可以,不久,陶维桢老师就将我的那篇文章作为范文,让我抄写起来,贴到了学校的显眼处,供大家参考。从那时起,我的信心大增,语文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

在一年的复习时间里,我真正领教了陶老师的教学风采。他上起课来神采飞扬,说起话来抑扬顿挫,谈古论今,侃侃而谈,论起道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不仅教课本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千方百计地教一些课外知识,尤其是唐诗宋词,更是信手拈来,不少名篇佳句他都要求我们娴熟于心,耳熟能详。每天晨读的时候,陶老师都会笑眯眯地踱进教室,我们的眼光自然随着他的身影移动。只见他左手夹一支香烟,右手拿一支粉笔,背对着我们。不一会儿,黑板上便写满了一首首古诗词。每当此时,同学们便会齐声朗读起来,有的同学还把这些诗词抄写下来。有的同学羡慕他漂亮的书法,一边抄,一边摹写。我既折服他肚子里的古诗词之多,又羡慕他潇洒的粉笔字,自然是照单全收。记得有一次,老师在写宋人王禹偁的《新秋即事》诗:“宦途流落似长沙,赖有诗情遣岁华。吟弄浅波临钓渚,醉披残照入僧家。石挨苦竹旁抽笋,雨打戎葵卧放花。”写到这里,突然停止了书写,侧过身来,站在那里,使劲地抽烟。烟头上的火星依稀映照出老师脸上的泪花。许久,老师的心情才平静下来,继续写完全诗:“安得君恩许归去,东陵闲种一园瓜。”

当时我只是奇怪,并不明白老师当时是触诗生情,导致内心的翻江倒海,更不明白老师何以将“石挨苦竹旁抽笋”的“挨”字写成了“压”字,是记错?还是刻意为之?现在想起来,觉得凭老师的记忆力,刻意为之的可能性更大。一个“压”字,蕴含了老师多少人生辛酸!

还记得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完诗后,对我们说:“写下来,还要背下来,装到肚子里。增加点肚才,写作文有用。读文科的人,首先要有肚才。有肚才,就有文才;有文才,就有口才;‘三才’具备,何愁写不出好文章?”他的“三才”理论一直提醒着我这个文科生,还影响了我后来的语文教学。我至今仍保存着那时抄写的整整一本古诗词。

四、十年春风

1979年到1988年这十年间,是陶维桢老师一生中最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十年。

1984年,我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了寿中,与陶维桢分在同一教研组。

原本想好好地向他学习教学经验,可他除了忙还是忙,不是县里开会,就是各种社会活动,一坐下来,河南里的村民就会找上门来,请他给开个治头疼脑热之类的药方。每逢过年前后,他们都要求陶老师给他们家写对联、中堂什么的,而陶维桢老师不管有多忙,总是乐呵呵地满足他们的要求。我这才明白,“文革”期间,河南里村民为什么会那样死保他的缘由了。

当时,他已经是县里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政协委员、常委,民盟市委委员、副主委,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忙得不亦乐乎。名声在外,各个部门单位邀请他去讲课,于是他跑新安江、童家、上马等地,举办各种讲座,参加各类社会活动,这些活动占去了他太多的业余时间。特别是在开发灵栖洞的过程中,他与上海某高校的施南池教授一起挥毫泼墨,即兴吟诗作赋,成为当时一段佳话。他先先后撰写了《冰心亭碑记》《寿昌电影院碑记》《习习山庄碑记》和《灵栖洞天拓建记》。

他生活在一个多难的时代,注定了他悲情的一生。然而,天生我才必有用,他的灼灼才华最终还是为他赢得了应有的社会影响和地位。(作者 李新富)

 

责任编辑: 蔡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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