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谦
家乡的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出了个不定期的刊物《建德往事》，我很爱读。它上面的文章，都是家乡历史、风土的实录，大到领袖人物在建德留下的足迹，小到集种珍品兰花的诞生，什么都有。我从建国前离开家乡，至今已65年有零，但我却一直记褂与喜欢家乡的山川、物产、风俗、往事。这种感情，在初参加革命时往往被批判，帽子是“狭隘的家乡观念”；而今时兴的叫法，则为乡愁，是出门的几亿中国人都拥有的一种可贵的感情。
打开《建德往事》，我往往面对故人。第四辑介绍的“我国早期铁路工程师胡升鸿”，是我儿时即知的“渐逵老伯”。他出生比我父亲还早廿几年，当时我仅闻其名，而未见面。他是我洋尾外婆家附近人，但却是我们郑家的世交，当时只知他在铁道部门当“技正”，是我国铁道技术上的先驱人物。1966年他退休时，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大，就住在杭州清泰街我家附近。他曾两次通过狭小的暗弄，爬上陡峭的楼梯，来看我这个比他小50岁的人。当时大革文化命的烈火燃烧正旺，并已逼我渐近，我没心情陪他深谈，后来想起来十分惭愧。同时，对这么一位不仅建德往事并且世界往事满肚皮的长者，换之交臂，也十分可惜。几十年后，我曾问他的侄女（即胡才甫的女儿）：“什么叫技正？”她简洁地回答：“工程师。”在他那个时代，中国积贫积弱，“技正”如同“教授”一样，是种十分崇高的称呼。此外，在《建德往事》已出的四辑中，几乎每辑均有汪建春的文章。汪的祖父，是我启蒙时代的老师，但到他子孙两代已是典型的农家。建春的父亲，约十多年前我去高楼原村，还见过。建春的三叔，绰号“褴秀才”者，乃我儿时最要好的伙伴。他勤劳，欢喜帮助人，并是徒手捉鱼的高手，曾称雄洋尾涧畔。建春长大后当了医生，又是作文好手，我很高兴。令我同样高兴的是同学、邻居吴智勇也在第四辑上写了文章。这位身在龙泉的离休干部，写了他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报务员的经历。记得三十年前，我作为《浙江画报》的特约记者去龙泉采访，他是当地的工业局长。他陪我去了靠近福建边境的青瓷厂，还陪我攀登江浙第一高峰凤阳山。后来，他又回家乡、到杭州长期住过，我们一直保持交往。他现在能把他亲历的抗美援朝战争写出来，真好！由此我想到六、七十年以来，建德儿女出门的很多，其中有的成就不小，如我的同班同学方成梁就成了我国著名的小麦专家。若大家都能动手书写自己的亲历亲为，不仅丰富了家乡的史料，并会增加建德人的自豪感。
打开《建德往事》，我又往往面对故事。前几年，我为陈若珏《收藏梅城》写引言，曾读到我少年时代所见的梅城之墙，其中东门一段从未见过。第一辑《抗战中的梅花城》一文，除了全面地记载梅城的建城史尤其“拆城史”外，还谈到东门城墙早在1938年12月，就被省里一个什么司令部下令拆除了，足证我所言不谬。同期黄建生《1942年日军侵占建德寿昌》一文，以及他记载日机轰炸梅城史实的另一文（一时记不清是从哪本书上看见的），则帮助我理清了我少年时代的“逃难史”。在我整个读小学的期间，为避日机轰炸与日军入侵，曾不断“逃难”，改换读书的地方。有一次，母亲携弟妹去娘家避日机轰炸，我则住在祖父梅城小店的楼上。建德作家吴育华也常笑谈，当时他父亲（小店学徒）半夜北我“逃警报”，从床上拖起来后直到郊外，整修过程中，我竟一直未醒来过。我从黄文中知道，这是1938年（我8岁）时的事。有一次，母亲带我们“逃日本佬”，先到娘家高楼原，再到深山中的伊村。后来日寇从梅城退走，但我家仍不敢回城，只回到高楼原。在那里，我砍了一年柴，“大殿”里的小学才恢复，我方继续读高小毕业班。从黄文中，我知道这应是1942年和次年的事。全面的、真实的历史，来自民间记忆；反过来，它又可理清零碎的民间记忆。在我的记忆里，日寇占领梅城那段时间，很长很长；但从黄文中，我才知道不过五十多天。连一个孩子都知道那段时间“难过”，足见当时日军烧杀掳掠，是多么厉害了。中国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外国人说，忘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追昔抚今，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发展我们的经济，使人民富裕、国家强大，方能避免重复这种命运。
打开《建德往事》，我还面对许多新事新人。它们对一个65年的游子是新的，但其实已不知过去几十年了，也是往事。在战胜蒋介石的解放战争中，在援朝援越的战争中，在保卫西南边境的战争中，建德籍军人流了鲜血，立了大功；有的成为烈士，有的成为将军。在发展经济、建设国家中，建德的劳动者们更是出了大汗、立了大功。以上这些，都是建德的骄傲。《建德往事》都有所反映，甚至连一个普通的理发师傅、裁缝师傅也不放过。另一方面，则党和国家的领袖们在建德留下的足迹，《建德往事》更为我们一一保留下来。其中有的我们早已知道，其中觉得新鲜的则是《忆耀邦同志视察新安江工地》一文。我从中知道，这后来成为党的主席与总书记的人物，早在1958年就在我的家乡，说了后来邓小平同志常说的那句话：“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虽所指的事物大小不同，但运用的都是这句中国民间洋溢着智慧光辉的俗语。
打开《建德往事》，我还面对许多真相真情。第一辑《1955年夏，建德的那场特大洪灾》，记载这年六月的洪水水位竟达31.46米，比有历史记载以来最高水位还高0.27米。我的三个亲遭此难的弟妹，当时各为18、13、10岁，至今还常向我提起，“邢衙党”、“庙弄里”一带居民，在大水步步紧逼下，都逃到我家堂前楼上，因它是城南唯一一座水未涨及楼板的房子。去年，在《建德往事》第一辑首发式上，一位曾任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的同乡指出：这次洪水如此之大，固然因为暴雨连下十二小时不停，但也同上游衢州黄坛口水库溃坝有关。此事“文革”前一直“保密”，大家都不知道。由于《建德往事》是个刊物，出了上辑还有下辑，因此也便于在它上面展开学术讨论。在中国文人间有个传统，不争名争利，不争官争位，但要争理。学术讨论，就是争理的一种。第三辑《张拭与丽泽书院》一文，针对2004年版《严州古城·梅城》一书，提出张拭非长沙岳麓书院创建人（根据是《中国文化史词典》），他与吕祖谦亦未共同创办严州的泽书院（根据是南宋《严州图经》、《景定严州续志》）。我读此文后，查《严州古城·梅城》作者的另一著作（2013年版《我塘江上古镇梅城》），发现对丽泽书院的记载，已改成：“丽泽书院原本是吕祖谦创办于家乡的书院，严州是否办过丽泽书院并无明文记载。但据明人记载，严州有过丽泽书院，并在后来的书院中建丽泽堂以示纪念。”前者提出意见，后者自我改正，应该都属拥有学术勇气的表现。
《建德往事》，203年出了三辑，2014年出了一辑，合近一百万言。它的出版，是中国人向来敬畏历史、喜欢历史的表现之一。建德市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本着“开门办史，大众写史”的精神，发动这么多作者，写了这么多史料，是件大好事。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如果没有人去叙事，就没有历史。”现在这么多人在“叙事”了，这就可保证建德历史的存续。历史的存续，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一个民族以致整个人类的大事。说到底，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就是因为它有历史。中华文明五千年未断，十分强势，根本原因也在于我们这个民族——一向“重史”。
2014年11月9日于杭州傍樟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