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新富

我的老家在灵栖洞对面的南山村。这是一座古老的村庄。村里有一座当地人称为“殿”的古建筑，青砖黛瓦马头墙，很是气派，村庄以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上村以翁姓为主，下村以洪姓为主。洪、翁两姓常因争夺土地、山林、水源等资源，闹得鸡犬不宁。大约到了明末清初，两大家族矛盾逐步缓解，并开始共同筹建这座不分姓氏的“殿”，这座“殿”的正式名称叫“南屏社”。

“社”，既有别于祠、庙，也有别于寺、观。《左传》中有民间妇女在乡村之社结盟的记载，社就有了地方基层组织的性质。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所以普遍立社祭祀。社是祭祀的场所，同时也是公众聚会的地方。南屏社也具备这种特性。

南屏社共四进，从大门进去，也就是第一进，是一座戏台，第二进是主殿，由低到高分成三层，所有台阶都用整块的青石板铺成，地面是用桐油拌石灰浇筑而成的磨得又光又滑的“乌龟地”，栋梁、柱子的用料虽然并不考究，但也经过简单的雕饰。梁上悬挂着不少明清两代留下的黑底金粉的牌匾，墙两侧塑有许多面目和霭慈祥的菩萨，给人一种威严肃穆的感觉。左则还有一间偏殿，里面也有五六个菩萨。

大厅最里面一进是相对单独的单间，从建筑风格看，明显有别于前殿，应属明代建筑，里面也摆满了菩萨，楼上摆放着先人牌位。一般情况下，这间不开放。

因为这座“殿”是村里唯一不分姓氏的娱乐活动公共场所，也是所有姓氏都可以到这里来烧年、祭祀的场所，当然也给洪、翁两姓提供了一个“说事讲理”的平台，化解了两姓间的矛盾。几乎每年村里都要请班子在“殿”里演戏。据老一辈人说，清朝时期，村里也有自己的戏班子，而且洪姓还出了一位在十里八乡都很有名的“大花脸”，这个戏班子有一件大红宝衣，晚上只要把那件宝衣往戏台上一挂，就光芒四射，宛若白昼。他们也不需要化妆，上台前用力一跺脚，手一摸脸，就化妆成功。因为太有名，后来演到江西，与几个戏班唱对台戏，并要求所有演出道具用完即烧毁。而只有大花脸的班子演出后一件也没损，其他班子几乎倾家荡产，于是就开始动武打斗，大花脸被打成重伤，回家后不久身亡。所以到现在，凡进南山村演出的演员，都要先去祭拜大花脸，而后才开演。这一习俗已经沿袭了几百年。

听年纪大的人说，1958年，村里在这里办食堂时，全村不分男女老少，都汇聚到这里来吃饭。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那座偏殿则成了“幼儿园”和“托儿所”。可不久就因为揭不开锅，集体食堂倒闭，那些“幼儿园”和“托儿所”也成为明日黄花。

之后，在左侧的偏殿里办起了民办“南山小学”，教师只有一位，先是航头溪沿村的许振邦，一年后，许振邦的弟弟许振忠前来代替。

1964年秋，我8虚岁，被母亲强拉来上学。那时学生少，总共20来号人，仅有两个女生，一到四年级，全坐在那间偏殿里上课。

许老师是个驼背，眼睛也有些近视，但他的字写得很端正，也很秀气，教学也很耐心。因为是复式教学，只有一块黑板，老师把黑板分成四绺，一个年级一绺。那时，我年纪小，不懂事，自己的书不好好读，眼睛老是瞟着那些高年级学长背书的样子。有些人背书的样子很怪，很好笑。因为不专心，经常被许老师打手掌心。

最令人高兴的是放电影。一旦有电影机抬来，学校自然会早些放学，有些人为了逃票，常常不回家吃饭，躲藏在稻草堆里或楼台上，直到电影开始才溜出来看。

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造反派一夜之间把“殿”里的所有菩萨全部打翻在地，所有的牌匾都拉了下来，统统付之一炬。不久，各大队掀起造“大会堂”运动，南山大队因为有现成的“殿”，经过改造，也成了“大会堂”。后来，全国大专院校的“长征队”络绎来到我们大队，这里便成了接待来自全国红卫兵的场所。他们在这里吃，在这里住，晚上还为群众表演节目，读语录，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歌曲。

接着，这个“殿”又成了批斗大会的主会场，先是斗地富反坏右，接着又斗走资派。

过了一两年，这里又成了排演革命样板戏的场所。那时大队里有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到晚上，他们就在“殿”里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滨》等。还从大同松溪请来了一位师傅，唱的是婺剧腔，服装是从村民家里借来的，胡琴、笛子等乐器是自带的。锣鼓一响，胡琴一拉，村里的人都聚到这里看热闹。那时，我年纪小，学校又不上课，所以天天到场看他们排演，久而久之，竟然将这几本样板戏得听滚瓜烂熟。

1974年，我从寿中毕业回乡务农。“殿”里是堆积如山的稻子。一到夜间，广大社员都来到这里，边打稻、筛谷，边说着各种笑话。对我们来说，最为快乐的事是吃半夜餐。

再后，这里为毛泽东主席设过灵堂，也作过揭批“四人帮”的会场。

改革开放后，这里平静了一段时间，主要功能是为建房或遇到灾难的人家提供临时栖身之所，解决了不少人家的燃眉之急。

进入新世纪，村里发动全村人出资对它进行了一次修葺，每年都请剧团前来在这里演上几天几夜的大戏。

2010年，“南屏社”被建德市人民政府列入市级文保单位，并拨专款予以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