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越强

虽然不算“书香门第”，但我对书就有一种特别的情结。

家里的书房的书橱里塞满了书，有许多早年的书，也有父亲生前留下的。

对书有特种情怀的，不只是爱读书，更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是深幽的记忆。

1979年，母亲为了让姐姐在“全民”单位“顶职”，办理了病退手续。

病退在家闲不住，与父亲合计摆个书摊。

书摊就摆在文化广场这个位置。当时的广场，是“糖烟酒副食品商店”回迁至“食品城”后留下的一片水泥地面，水泥地面还是由“伸缩缝”规则地切成无数正方形。

就在这块空旷的广场上，父母利用市场管理提供的钢架棚，摆出了打字、刻印和租书兼营的“书摊”。这也是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建德的第一家个体多种经营的“个体户”，父母分工明确，各有所长；父亲利用自己写字画画的手艺，给单位个人书写锦旗、印制广告汗衫背心，给门店书写门牌，当时的县政府大门牌也是找我父亲写的。母亲则利用自己在商店多年的营业员职业优势，热情，人头熟，一边租书，还购置了铅字打印机承接文件打印，一位记者还在《杭州日报》上配发了照片作了报道。

许多老县城的人都会记得，作为建德春光越剧团下放到商店和建筑公司的父母都是艺人，人缘好，生意也不错，家里很快就成了“万元户”。由此，家里是县城里第一批买上“西湖牌”黑白电视机的家庭。到了傍晚，家里感觉到有窗子上都会涌上许多邻里来看《血疑》、《加里森敢死队》、《从大西洋海底来人》和《红楼梦》。。。。。。

父母亲的书摊业务是从小做起，开始租的书很多是“小人书”，只需1分、2分看一本；小人书是夹存于对折的书架板上的；真正生意红火的是金庸、梁羽生等武侠小说的流行。

为了方便每天傍晚收摊，父母请人打了一台柜台式装有四轮的书车，这样，每天早出晚归也是方便了许多。那时父母新年纪不算大，收摊时推着车，将书摊车收回家居民区的家门口。到了食品城建成后，因为是商店病退员工，照顾到面子，同意可以在收摊后得将移动书车抬上人行道商店的雨蓬下，就锁在商店的铁栅上。

每天重复着这些租书和承接业务，生意越来越忙。出租的书也起来越多，与单位印制的锦旗、奖品、球队的队衣都会在书摊上成为一道道风景。家里是有分工的，铅印打字基本由哥哥完成，他是某局的打字员。打印文件需要校对，打在蜡纸上的差错只需用“改正液”修补后重新打上就行，特别到了年终，那些文件稿经常需要加班到深夜。而印广告刻模版则经常会是分摊到给我的份儿活，当然，这些“劳动”父母都是付给我们兄弟俩“报酬”的。而应对坐在书摊前看书的，是母亲的工作。别以为这样的租书业务是轻松的，经常会有人乘人不注意把书卷跑了，还有撕书页捣乱的，损耗也很大。

一家人围绕着这个最早的书摊，在县城里，也渐渐聚集起了“书摊”忠实客户的人气。那时的县城里，我们家的书摊是“独大”，经营此项业务的仅此一家，因为父亲凭的是手艺，母亲凭的是人缘。

后来，广场整治改造，我们家的书摊搬迁到菜市路，在两棵法国梧桐树之间搭了一间木棚，条件有了改善，人在木棚里可避风雨。父亲的广告、印制业务就在棚外的一块板上进行。父亲给书棚起了个名“美艺苑”，还印起了名片。

记得那年，父亲黄埔同学甘肃省歌舞团《丝路花雨》舞美设计王铁叔叔由兰州婉转上海过来会面，父亲满心欢喜和激动，捧在手里的那张个体户名片，也换来了王铁叔叔的敬佩目光。《丝路花雨》是全国文艺汇演的金奖节目，王铁叔叔作为舞美设计师，也给父亲带来许多欣喜。他从没来过浙江，更没有到过建德这个小县城，父亲要变着法儿让王铁叔叔吃我们这里最有特色的菜肴。我记得从没吃过螺蛳的王铁叔叔，用筷子夹着螺蛳，学着我们吸，怎么也吸不出来，急得干脆象咬山核桃一样“喀嚓“直接在嘴里咬碎。。。。。。看到父亲生意红火，王铁叔叔放心地回兰州了，约好以后择机会再见面的，可是，直到父亲2001年去世，这俩黄埔老同学也没有再见上面。

日子久了，熟客也多了，许多熟客也用不着押金，有的跨着自行车鞍，只需俯身在本本上记一笔即可。还书时也很洒脱，书往柜台上一扔，租金一甩就走，这样的背景里或许就有你。

那时的书棚里的书种绝大多是武侠的，千奇百怪，名目繁多，纯文学的书籍杂志不太爱喜迎，但也会有一些书友，会来找一些比如《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小说月报》和我们浙江的《江南》杂志阅读。

春夏之交的梧桐树下，常会飘落下悬铃洒下的粉屑，吹入嗓子，痒痒的呛人。父亲常为此恼火地呛着了，一边印制球衣一边咳嗽，手上的印刷也会附上许多毛毛，非常恼人的。

我与哥哥下班或者错班时会在书摊上帮个忙，那些刻印版的活基本让我来做，父亲事先在硬版纸上写好要刻的字，我眼神好，用刀片沿着父亲用钢笔描好的字的轮廓用力地镂刻。大些的字很快刻好，比如印球衣的号码版，但遇上那些印在糖瓷杯上的小字就难了许多，有时候刻破了版子也会挨父亲数落几句。八十多岁的外婆，每天负责送开水，老太太脾气不好，夏天时一手摇着圆蒲扇，一只手还能拧着两把热水瓶，可能是因为每天睡前总要喝一小盅“五加皮”酒，保持了这样的“精气神”。

1987年，我们家的书棚在菜市路上开了两年多，又要搬了，搬到影剧院东则的小胡同里，这时的书摊已经不再是“书摊”了，应该算门店或者书屋,店门正对着胡同口的新安路和广场。

小胡同不长，也就三五十步，但很热闹，胡同里有美发店、小饭店，胡同的拐弯抹角处，是影剧院看完场的通道，每天进进出出人流多，这样的生意就更像生意了。

冬天的胡同里风很是大，拐着弯，直往衣服里钻，那时没有空调，没有羽绒服，父亲是非常怕冷的，就只能拧着小火铳(手暖壶)取暖。父母亲做这样的生意不仅有耐心，也很磨人的。整天坐在书屋里，母亲原先在水果店里落下的“腰子病”（肾病）越来越严重了，坐久了，会经常搓后腰背部，那一定是病痛了。。。。。。但母亲一直撑着，直到后来，病情发展成“肾功能衰竭”，要做“血透”了，这个书屋才停歇下来。

决定关门歇业的时候，父母亲非常不舍，父亲是“书痴”，非常的爱书，有些特别喜欢的他居然会重复卖上两套。在忍重处理掉大量的书籍后，只留下一部分有收藏保留价值的书。这些书，作为对父亲的记忆，也保留下对母亲深深的愧疚和怀念，一直搬了几次家，都收藏在我的书橱里，也将永远会伴随着走向老去。

书摊，书棚，书屋，是我们家一段时光的记忆，也将会勾起许多书友的美好记忆，是那个年代里，大家业余时间里心灵最初始的集合地，虽然现在有许多高雅的书吧，但那种和着西北风、掺着飞扬尘土、融入了邻里乡亲间最质朴的交流的记忆，却是那样的美。

如果可以重拾起往事，最追忆的，还是我们家的这间书摊、书棚和那曾经的小小的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