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哥，名叫杨吉新，比我大5岁吧。在这一年，吉新哥也和我一起进入了这所学校，并分在同一个班。当年，我父亲这一辈，家里有一条船，自兰溪到杭州之间来回运输，由伯父一家管理。富春江水大坝建成后，兰溪到杭州的航线被阻断，伯父一家只得上岸回到老家务农。于是，吉新哥从小学开始，到初中，再到高中，一直与我同班，而且当我们班的班长，这也是一个奇迹。读高一时，他应该已经19岁了，是一个帅小伙。不久，便与同班又同村的邵素芳同学产生了感情。记得晚饭后，我常常陪堂哥到素芳家去玩。几年以后，他们终成正果，这在我们班是唯一一对同学夫妻。将近四十年了，夫妻相濡以沫，白头偕老，这也是他们许家高中求学生涯的一个意外收获。那一年，吉新哥也参加了高考，结果自然不好，就回到了村里。种过田，代过课，打过工，过着平常人的生活。在我们两个班里，与他差不多年龄、我应该叫做大哥大姐的同学为数不少，他们哭过，笑过，努力过。如今他们有子有孙，生活安耽，也算是幸福之人了吧。

文科班有一位同学叫徐志法，原先对他并没有多大的印象。他比我大几岁，脸色有些苍白。我到严中复习后不久，他也来到了我们班。他特别喜欢数学，爱钻难题，常得到严中胡正明老师的表扬。我最怕高考试卷最后20分的两大题，后来干脆不去钻研了，顺其自然，只想把前面的80分复习好。如果碰到不懂的地方，我也常去请教他。那年参加高考，我数学得了60分，结果他只有30分。我一时不敢相信，便去问他。他告诉我，为了解出后面2道题，他花去了一个多小时，还有一道题是错的。而前面的容易题由于没有了时间，结果来不及答题了。后来我考上了大学，他继续留在严中复习。我和他有过不少书信来往，但那次高考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平时考试都不错，但一进入高考试场，他就失常。大概复习了五六年，均以失败而告终，回到了家乡。后来他在公社文化站帮忙过，还给我寄来不少他自己创作的歌词歌曲。前些年某天，听说他得了肝病，而且已经晚期，又恰好他儿子考大学，于是，我联系了我和他在严中曾经一起复习过的同学陈烟土，希望资助他儿子完成学业。没想到，在联系过程中，徐志法却走了。这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但我和陈烟土还是到唐家去看望了他的爱人和儿子。在那样一个年代，有和徐志法这样相似经历的人有很多很多，他们在高考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与命运抗争，永不言退。我们不能嘲笑他们，而应该报以敬畏之心。

该写女同学了，我不得不选择卢永娥。她是两个班同学中唯一考上高一级学校（中专）的女生。她的大哥就是理科班班主任卢庆红，二哥卢庆军与她同班读书。一家“三卢”，两男一女，两生一师，都在我们的年级，这也是只有那个特殊年代才会出现的奇事。那时，卢永娥个子并不高，玲珑小巧。爱穿一条当时流行的七分裤，脚著方口鞋和红袜子，特别显眼，被老师昵称为“七斤嫂”。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条辫子，乌黑发亮，长及至臀。偶尔在她身后，只见娇小的身子款款而行，两条辫子随之左右摆动，颇为动人。记得有一次，我在教学楼的走廊上出黑板报，卢永娥和同班的另一女生刚好走过。卢永娥对她说：“吉元很聪明的，他一定能考上。”她随口而出的如此简短的一句话，给了当时的我以巨大的鼓励。也许她并不记得，但是，这么多年来，那番话却一直激励着我，我从内心十分感激她。后来，她和其他几位同学到三河初中复习，准备考中专。有一次，我从梅城严中回家，经过三河初中，意外地看到卢永娥站在学生宿舍门口的高坎上。那时，我想上前和她打个招呼，说说彼此的学习近况。但欲言又止，自卑的我终于没敢在靓丽的女同学面前表现出应有的勇气。或许是她有些生气，也或许是本无话可说，也或许是那个年代男女同学之间特有的交往方式，卢永娥回头看了我一眼，飘然而去，只有那回眸一笑和两根长长的辫子长留在我的记忆里。她考上军校后，偶有过书信来往。后来她到部队，也就没有联系了。

还有两位女同学是一定要写的，这就是刘建霞和蒋慧珍，虽然在前文已经描述过。她们俩在年级里比较特殊：一是长得漂亮，美人胚儿，多才多艺；二是居民身份，高干子弟，条件优越。那年头，这可是令人艳羡的事，城乡之间有天壤之别。她俩自然成了老师眼中的宠儿，同学心中的圣女。记得是1977年初，在经历了最为特殊的1976年之后，公社在三河剃头店后面的大礼堂举行文艺演出，刘建霞和蒋慧珍演出了歌伴舞《绣金匾》。其中有一段歌词印象特别深刻，“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革命，我们热爱您。”那歌声，那舞蹈，那情真意切的悼念之情，深深震撼着我的心灵，现在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杨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