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傅璇琮先生交往点滴

□ 朱睦卿

收到1月27日的《中华读书报》，人物专版刊出了三位学者怀念傅璇琮先生的文章，始知傅先生已于1月23日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悲痛与想念之情油然而生，不能自已。虽然与先生接触不多，但先生温厚的言谈举止，宽厚的长者之风，却久久难以忘怀，不能不提笔写下几十年来与先生交往的几个片断。

第一次知道先生的大名，还是在上苨80年代初，十年动乱结束，春回大地，神州复苏，建德山乡也感受到了春天的暖意，夜大、职大、电大等各类自学类的业余大学（当时统称“五大”）纷纷创办，春风送暖入屠苏，人们已经明显感到政治上的宽松和文化上的复兴。当时，我正对唐代文学着迷，经常去光顾图书馆和新华书店，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书店里看到了《唐代诗人丛考》一书，厚厚的，呈黄褐色的纸张，十分粗糙，但里面的文字却字字珠玑，似乎是埋在尘土中的珠玉，难掩其夺目的光芒。作者傅璇琮，一个陌生的名字，由中国学术出版界的顶级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先生的名字。书中共收入对27位唐代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订，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对刘长卿事迹的考订。

刘长卿是中唐诗人，大历年间贬任睦州司马，在睦州前后生活了五六年之久。他在睦州的创作活动和创作成就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对于“睦州诗派”和“浙西唐诗之路”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以刘长卿为核心，一度形成了“江表诗坛”，成为安史之乱后，远离京师长安的另一个诗歌创作中心，这对于严州文化的发展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历来诗评家对刘长卿关注不够，研究不深，连刘长卿贬睦的原因和在睦逗留的时间均众说纷纭，模糊不清。《丛考》运用详尽的史料对刘长卿贬睦的原因和时间都作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十分令人信服，这就解决了拦在我们面前的拦路虎，对于唐代睦州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活动的研究就顺畅多了。

除了刘长卿以外，书中尚有多位因为与刘长卿交往而和睦州有了关系的诗人，如李嘉祐、皇甫曾、耿湋等，弄清他们与睦州有关的事迹，对于睦州唐代诗歌创作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唐代诗人丛考》可以说是刺激我开始地方文化研究的启蒙之作，尤其是作者在序言中提到的要用“史”的眼光对唐代诗歌开展跨学科、集群式的、立体的研究，这对于“睦州诗派”和地方文化的研究来说，简直就是送来了一把金钥匙！事隔三十多年，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读到这段论述时心灵的震撼！为了加深体验，我还特地到广西师大出版社要来了书中提到的法国哲学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一书。

有了傅先生这本书的指导，我后来写出了《开发浙西唐诗之路》一文，在《浙江学刊》上发表，正式提出“浙西唐诗之路”的概念，在省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1994年11月，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在浙江新昌召开年会，我应邀参加，在会上结识了当代唐代文学研究的权威巨擘，如南京大学的周勋初、卞孝萱，南京师范大学的郁贤皓，上海社科院的陈伯海，以及当时还年轻如今已名满天下的莫砺锋、董乃斌和蒋寅，当然会长傅璇琮更是鼎鼎大名，是我心中的偶像。那次我特地带上1980年买的《唐代诗人丛考》，请先生签名留念，并向他表达了多年来的仰慕之情。还把我与萧瑟、张祖荣两位先生合写的一本小册子《锦绣新安江》送给他，先生“当夜一口气读完”。我知道，作为会长，开年会时各种事务十分繁忙，不仅要主持各类学术活动，协调学术上的各种争论，甚至会务上的琐碎事务都要他操心，白天忙了一天之后，晚上还抽出时间来读这本难入大家法眼的小书，真令人感动。

先生像一个温和的长者，一点权威的架子都没有，不仅没有拒我这个“蛮武佬”于门外，而且表示了对“睦州诗派”的兴趣，鼓励我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使我受宠若惊。

后来我跟先生有过几次通信，因为想举办浙西唐诗之路暨睦州诗派的学术研讨会，以推动地方文化的建设，并且拟与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联合召开，以借助名家之力来打开局面，先生都满口支持，并且说“我千岛湖还没有去过，正好借此机会来一次”，使我受到莫大的鼓舞。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一愿望未曾实现，使我也使睦州山水失去了一次与先生交往的机会，真是令人遗憾。

2010年11月，“城市与文化”钱塘江学研讨会在杭州市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杭州市城市学研究会理事长王国平等诸多杭州市领导出席，参加会议的还有省内外多位知名学者，作为沿线发起单位之一，建德市有关领导应邀参加，我作为论文作者也参加了会议，幸运的是，在会上再一次见到了想念已久的傅先生。

作为在外工作的浙江人，傅先生一直关注家乡的文化建设，他虽然不是杭州人（他的老家在宁波），但杭州的事情（有关文化上的）他都十分支持，可以说是有求必应。这次钱塘江学研讨会，他与另一位学者戴伟华合作，共同提供了一篇《唐诗中的钱塘江潮》的论文，认为“天下壮观无”的钱江潮是杭州市的一张城市名片，着重介绍了唐代诗人笔下排山倒海的钱塘江怒潮的壮观景象，确实是抓住了要害。先生还应邀在会上发言，那一如既往的宁波普通话，听起来十分熟悉而悦耳，我很为先生的健康而高兴。会上，我拉着先生温热、柔软的双手，再次表达了想念之情。

光阴倏忽，从2010年至今，又已经过去了五年，算来先生也快奔八了吧。近日在《中华读书报》上知悉先生荣获“思勉原创奖”的消息，并且读到了先生的《获奖感言》，才知道先生因病住院，未能亲赴现场领奖，只发表了书面的感言。在《感言》中，先生再次对自己几十年的研究心得作了回顾与归纳，并且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前景作了展望，希望今后要“进一步开阔视野，结合其他学科，更加广泛地从中国社会文化的各方面来探讨古典文学”。这是他毕生研究的心得，也是他取得成功的诀窍，这样的诀窍是要在打通各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才能掌握的，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扎扎实实地读书、学习、思考，才有望攀上收获的高峰。

先生著作等身，如数仞高墙，非我等晚辈小子所能望其项背，虽欲步武先生足迹，尽读先生之书，然心向往之，却力不从心，数十年来，仅购得先生主编之《唐才子传校笺》（5册）《学林漫录》（14册）《唐五代文学编年史》（5册）及先生任编辑的《万历十五年》一书（黄仁宇著）。还有先生主编的一些大部头著作，如《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等，也在省图古籍部多次查阅过，获益良多。

引以为荣的是，我的一篇不是唐诗研究的小文《劈开混沌天，骑鹤崆峒游——徐霞客诗歌及其思想简评》，与先生的大作《陆游与王炎的汉中交游》（与孔凡礼合作）刊登在同一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上（1995年第5期），并且一起编在该期的第一栏目中，以另一种形式与先生有了“亲密的接触”，这是我与先生的缘分，也是人生的一种奇遇，草莽如我辈，能沾此殊荣，岂非三生有幸乎！

多年来，承先生不弃，屡有大作惠赠，先后收到《唐代科举与文学》《宋人绝句选》等书，前者即为给先生带来极大声誉的名作，是唐代文学研究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这次荣获“思勉原创奖”，是实至名归，先生送给我的是1995年第二版的精装本，书前还附寄了一篇《唐代宗朝翰林学士考论》（刊登于《中华文史论丛》总第67辑），先生是从杂志上裁剪下来的，非复印件，可见先生的细心与关怀。

诚如众多学者所言，先生对于后学的启迪，不仅是学问上的，更有人格上的，他的人格魅力不仅凝聚了一大批老中青三代学人，使唐代文学研究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高标独树，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先生谦和待人，为人宽厚，学界公认“傅先生是屈指可数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者”（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望的学术丰碑》。2016年1月26日《中华读书报》），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写完此文，刚好看到1月16日《联谊报》刊登的《两个大师与两个小人物》一文（作者唐宝民），记录了台北一个卖麻饼的小贩袁瓞、南京盛记布庄的一名普通职员夏传经这两个小人物与胡适和鲁迅两位大师交往的故事。街头小贩和商店职员可以归入“引车卖浆者流”，是典型的小人物，但是两位大师没有丝毫鄙夷之态，反而耐心解答，热心帮助；不仅回信，而且赠书，甚至联系医院，完全是平等待人，诚如该文作者所言：“在对待小人物的方式上，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伟大或者渺小来。”傅璇琮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

先生去矣，其功业长留世间，将长远地激励后人思念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