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我眼中的曾外祖父，与其说是一种记忆，更不如说是想象。我从未谋面过曾外祖父，但从小听说他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而当我5、6岁开始识字时，我渐渐对外祖父家的几本古旧书籍有了真切的印象，其中一本是《辞海》，出版于民国36年（1947年）。另一本是《世界地图集》，出版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两本旧书的内页上都署有名字——陈克承。于是，从长辈的言说以及这两本书中，渐渐对曾外祖父有了一点想象。

然而这些想象，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退去。在世纪之交的那些年里，世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连续不断的局部战争，以及中国进一步打开国门、走向世界，那本《世界地图集》仍然是外公和外婆时常放在茶几上关注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工具书。而我的童年，多数时光都在外公外婆家度过，陪着外公和外婆看新闻、查地图，也成了我童年生活中的常态。也正因此，那本地图上曾外祖父的名字一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外祖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便成了我童年时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疑问。

正当我疑惑的时候，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这一代人的读书人难免都会碰到一些问题的困扰，“想读什么大学”，“以后想做什么”。“北大清华”，“科学家”也成为了这些问题几乎一致的答案。那时候，在我的眼里，复旦两个字还很模糊， 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时，青涩的我在复旦校门前留下了一张照片， 2010年，我又一次站在复旦校门前，这一次是以新生的身份入学报到。2015年是复旦大学建校110周年，我仍然在复旦继续着求学路。这五年间，每当漫步在复旦校园里，年少时对曾外祖父的想象，不禁化作一种重访90年前曾外祖父的复旦岁月的冲动。曾经的想象毕竟离这片校园还很遥远，而今天的我就生活在相辉堂、子彬院这些具有历史积淀的校园环境里，难免会萌生出一种探寻和找回历史深处的记忆的想法。

然而这样的探寻并不容易，五年来我曾在复旦的一点一滴中尝试，但是结果只有复旦大学原社会学系网站（原社会科学系）第一届校友名录中的名字，[1]仅此而已。2014年，我仍然没有放弃这项努力，我带着一张亲属关系证明介绍信来到复旦大学档案馆，但也没有任何档案记录。今年，我从为数不多的材料中总算有一些新发现，故写成文字，算是一种纪念，也将年少时想象的曾外祖父形象变的更为清晰，但这终究可能还是想象。

曾外祖父诞辰100周年时（2002年），家中曾组织写过《陈克承小传》，这篇文章对曾外祖父作了一般性的介绍。而我要说的，更多的是历史记忆中的碎片。从前，只知道曾外祖父毕业于复旦大学，但他入读复旦，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22年7月9日的《申报》张榜公布了复旦大学录取新生名单，陈克承被标注为“试读”，[2]在名单的最后，复旦大学要求“正取生”和“试读生”均须于9月1日报道。民国时期大学招生类型相比今日要多样化，所谓的“试读生”没有正式学籍，但第一年同样可以与“正式生”享有相同的听课权力，在第一年结束后可如表现优异、通过考查，可以转换为正式生。《陈克承小传》中记载其于1922年8月——1923年7月在建德县立惠英女子小学教书，1923年到1929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如《申报》所示，曾外祖父是否以试读生身份在复旦读了第一年，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第二年转为正式生的身份，应当是合理的推测。然而问题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科设立于1925年，换言之，1923年到1925年间，曾外祖父读的是何种科系，目前仍然无从知晓。同样的，曾外祖父在复旦期间的生活和学习方面，基本也无法考证，原社会学系网站上的校友名录曾经是唯一的线索，然而那些名字，今日基本也都成为了历史。

陈克承这个名字再次出现于历史记忆中，是其毕业后任教于私立复旦实验中学时期（1929年-1936年）。1930年夏，复旦大学发生了一场风波，史称“复旦实中风潮”，[3]曾外祖父参与了这次风潮。事情的来由要从复旦实验中学的体制说起，私立复旦实验中学是复旦大学附属的中学之一，创办初期曾由郭任远、刘大白、陈望道担任主任。陈望道担任主任期间，订下这样的规定：“实中以复大校长为校长，主任则由敎职员大会推选三人，由校长圈定一人任命之，关于敎职员之进退，则由主任商承校长决定之”。[4]此次事因陈望道因病辞职，李登辉校长遂聘请王世颖为主任。因此，实中部分教职员工认为李校长违反了先前订下的规矩，没有任命6月20日教职员大会上得票最多的李宝琛。6月20日的大会上，陈望道一再提出辞职，但并未提名代理主任，故大会商定投票决定三人，且尊重多数教职员的意见，即得票多者应当选。结果李校长反而任命了得票少者。复旦实中的这些教职员工于1930年7月2日召开“护校会”，[5]公开抵制李登辉的做法，认为李校长违背诚信，破坏了学校的教育精神。陶希圣、金祖慈、陈克承等24人参加了这次临时护校会，陶希圣自不必多介绍，我本想从2014年台湾联经公司出版的《陶希圣日记》中寻找更多内容，但可惜的是陶先生1947年以前的日记均毁于战乱。

这场风潮实际上僵持了两个月左右，李校长后来在《申报》上发表《启示》，批评部分实中教职员联合暑期留校学生开展抵制运动。[6]但这并未影响这场教潮的效力，8月25日，王世颖辞去代理主任。[7]8月27日，校董于右任、邵力子、钱新之等主张陈望道先生复职，获得通过。[8]但不久后陈望道又提出请辞，由陶希圣代理主任。就这样反反复复，实中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直到11月4日再次召开教职员临时会，重新推选三人。陈克承作为教职员工，亦参加了此次会议。[9] 1931年，邵力子任复旦实验中学主任。[10]至此，这场事件才告一段落，这场风波的对与错，固难以下结论，殊不知曾外祖父也曾参加了这场运动，他的形象突然又清晰了起来，复旦实中的民主自治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复旦精神。

除此外，曾外祖父还积极参与上海的一些文化、学术活动。1934年1月20日，中国国际学会在上海成立，旨在加强对国际问题的了解和研究，而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固然是从世界反观中国自身，促进中国的民族进步。曾外祖父的学术专长是世界地理和英语，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候补理事。[11]1935年，他参加了一项影响更大的活动，即推行“手头字”运动，这项运动的推动者——周有光先生，今日还在世，据周有光《我的人生故事》，“1935年，上海文化界自动推行‘手头字’。发起人中有蔡元培、郭沫若、陶行知、巴金、老舍、叶籁士、愈老（周有光）等200多人，愈老是积极分子，……”[12]据《申报》的报道，曾外祖父参加了这场运动并成为首批签名支持者，复旦的参加者还有陈望道、周予同、陈子展、孙俍工等人，其它也多为上海文化教育知名人士。[13]

然而，一年后的1936年，抗战爆发的前一年，曾外祖父回到家乡的省立严州中学任教，直到1968年去世。为什么要从当时文化教育界的中心回来，这是一个值得探寻的疑问。家中曾经有过多种猜测，但是在这之外，还是有它迹可寻，具体来说可能受另一个复旦人的邀请——严济宽先生。严济宽与曾外祖父同时期就读于复旦大学，严济宽获英文和教育学两个学士学位，后辗转各地任教，1936年6月底任浙江省立严州中学校长，[14]严济宽出任校长后，遂聘请曾外祖父回乡任教，当年7月的《复旦同学会会刊》有载：

严济宽同学，去冬脱离浙大高工后，任教于苏州中学半载，新近发表为浙江省立严州中学校长，已于本月二十接印视事，新聘教职员中有陈克承、王庆肇等三位，均复旦同学。闻将来办学方针，一秉向来政策，严以济宽，宽以济严云。与严同时发表之校长，有温中杨承勳，亦同学。[15]

按所引资料，严济宽出任校长后，新聘教职员有三位复旦人，包括曾外祖父。从1936年《严中校刊》刊登的新进教职员介绍来看，严济宽的确重组了严中的行政团队。除了严济宽本人外，不过只有两位算的上复旦人，但这两位均担任要职，一位即曾外祖父陈克承：

陈克承先生，浙江建德人。复旦大学毕业，曾任：上海复旦实验中学高中部史地教员八年，兼教务主任四年兼训育主任一年半，现任本校教务主任。[16]

这一条极为重要的资料提供了曾外祖父在复旦实中的经历，前后共八年，还曾担任教务主任四年及训育主任一年。此次被严济宽聘回继续担任教务主任。至于他在复旦实验中学是否担任教务主任，可由另一条新闻略知其一二，1934年1月，复旦实验中学决定开办各级春季班，包括高中班、商科等，成立招生委员会七人：

复旦实验中学、本届招生委员会，已聘定徐泽予、李乃常、杨景才、马震百、李宝琛、袁际唐、陈克承等七人。[17]

招生委员会的组成，按理应包括教务主任。也许这可以看作是曾外祖父担任复旦实中教务主任的一条证明。

严济宽聘请的另一位复旦人是查溯生先生：

查溯生先生，安徽怀宁人，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安徽大学讲师一年，安徽第一女子中学教员半年，……上海复旦实验中学训育主任一年……现任本校训育主任。[18]

从简历来看，查溯生的教职主要在安徽与上海两地，而严济宽先生长期在安徽任教，两人或许有早已熟识。另一方面，查溯生在复旦实验中学任职一年，与曾外祖父是同事，这次新校长重组行政团队，这亦可说是考虑因素之一。其它几位新任教职员，多半曾在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等地任教，[19]与严济宽多少都有来往。

被委以重任后，曾外祖父因此有了在校演讲的机会，这些文字部分刊登于《严中校刊》上，这亦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了解曾外祖父的思想的途径。1936年10月，他发表了《从复兴民族谈到研究地理》的演说，[20]饱含了时代所致的民族情怀，他主张不了解中国的地形气候、人口分布、国际情势，就无法实现民族复兴。因此他提出：

在这暴风雨来临之前夕，应该惕励准备，方足以谋自存之道。所以要用世界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地理，要用中国的眼光，来分析世界地理，务使全国人民，皆能了解我国在世界上所处之地位。[21]

从理论上，这里提出的主张，无非就是开眼看世界，这自1840年以来一直为上层知识分子所主张，魏源《海国图志》等书均介绍了世界各国地理。然而数十年过去，中国仍然处于动荡的战乱中，未能崛起，按曾外祖父的想法，仍然是对国际之形势，中国之形势缺少了解，所以他主张要对地理学加强研究。

1937年元旦，曾外祖父代表省立严州中学，发表新年演说。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是学做合一，特别引用了美国哲学家杜威的“由做而学”的思想。第二是劳心须劳力，引用了《孟子》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第三是养成团体生活，引用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人是社会的动物”。通过简短的三点，他勉励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好好努力。[22]1939年，他又以《历史的地理因素》为题发表演说，[23]教育学生要正确看待历史与地理的辩证关系，历史的发展会受地理的因素所左右。地理环境的构建同样离不开历史发展。抗战全面爆发后，曾外祖父的民族情怀尽管不能转换为战场上实践的力量，他一直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使学生首先要了解中国，了解世界，才能更好的为国家做贡献。

1944年，任职七年之久的严济宽校长离职。巧合的是，同乡（陈克承祖籍浙江义乌）、曾经的复旦同学，复旦实中同事金祖慈先生出任省立严州中学校长，据曾外祖父的一份手书自述材料，金祖慈先生亦被标注为“同乡、同学、同事”。1946年，金祖慈离职。陈克承先生依然继续着他的教育事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是严州中学唯一的二级教师。

1951年至1956年，他曾被选为建德县第一届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11月，被选为建德县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953年至1966年，曾任第一届至第四届县政协委员，期间任第二、三、四届政协常委，担任过政协文教组组长。1953年和1956年分别参加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均为会员。1956年5月，加入民盟，是民盟建德支部早期成员之一。1968年6月6日因病去世。

曾外祖父育有五子二女，有四人就读于严州中学，三人从严州中学高中毕业，且受过高等教育，我的外祖父是其四子，出生于1934年，在严州中学就读时，响应国家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曾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斗，并荣立战功。

几十年风风雨雨，纵观民国记忆里的曾外祖父，他也曾和那些后来鼎鼎大名的人物发生过交集，于右任、邵力子、陶希圣等等，他们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值得一提的传奇人物。而对我来说，与我更近的是复旦的李登辉、陈望道诸先生，他们是每个进入复旦的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复旦奠基人，殊不知我的曾外祖父与他们曾经是同事。曾外祖父固然不能与他们齐名，但历史从来并不只是大人物的历史，还有千万个普通的个体也参与了历史进程，我的曾外祖父就是大历史下的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他的影响虽然不遍及各地，但真切的影响了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回忆文章评价他毕生献身教育事业，一生治学严谨，桃李满天下，为人正直诚恳，温文而雅，上课声情并茂，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当然，这也影响了我的长辈以及我。踏实研究、认真育人，具有文化情怀、国际视野的精神，需要我们今天这一代人继续传承下去。

注释：

[1]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网站：http://www.sociology.fudan.edu.cn/view.php?aid=30（现已删除）

[2] 《申报》（上海版）第17735号，《复旦大学录取新生案》，1922年7月9日。

[3] 《申报》（上海版）第20613号，《复旦实中风潮已成僵局》，1930年8月17日。

[4] 同上。

[5] 《申报》（上海版）第20577号，《复旦实验中学教职员护校会》，1930年7月12日。

[6] 《申报》（上海版）第20606号，《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启事》，1930年8月10日。

[7] 《申报》（上海版）第20621号，《王世颖启事》，1930年8月25日。

[8] 《申报》（上海版）第20623号，《复旦实中主任问题解决》，1930年8月27日。

[9] 《申报》（上海版）第20691号，《复旦实中教职员临时会》，1930年11月4日。

[10] 《申报》（上海版）第 20751号，《邵力子任复旦实中主任》，1931年1月12日。

[11]《申报》（上海版）第21829号，《中国国际学会昨成立》，1934年1月21日。

[12] 周有光：《我的人生故事》，《胡愈之引导青年一代》章，北京：中国当代出版社，2013年。

[13] 《申报》（上海版）第22220号，《手头字之提倡》，1935年2月24日。

[14] 《申报》（上海版）第22684号，《浙教育厅更委三校长》，1936年6月26日。

[15] 《复旦同学会会刊》，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号（1936年7月），第五卷，第十期，《复旦春秋》栏；复旦同学会出版委员会出版，第87页。

[16] 《严中校刊》，1936年第40期，第15页，《廿五年度教职员介绍》。建德三元坊本校发行。

[17] 《申报》（上海版）第21816号，《复旦实中开办各级春季班》，1934年1月8日。

[18] 同上。

[19] 同上。

[20] 《严中校刊》，1936年第41期，第2页，《演说》。建德三元坊本校发行。（署名陈友宜，按：陈克承，字友宜）

[21] 同上。

[22] 《严中校刊》，1937年第45期，第1页，《在新年中我对于诸同学的希望》。建德府西本校发行。

[23] 《严中校刊》，1939年第70期，第1页，《演讲：历史的地理因素》。建德府西本校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