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韦

开年以来的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继文友建一兄因病过早离世后，我的忘年之交李树帆先生亦以九秩高龄仙逝。

树帆先生是四川崇州人。早在十余年前，我忝为新安诗社秘书长时，因诗词之缘而与其相交相知，但当时并不知道先生竟然是诗社第一届秘书长，这或许也算是一种缘分。从我们相识起，先生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幅慈眉善目、体态便便的样子，宛然一尊活菩萨。空闲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起上门去拜访拜访老先生。到先生的居室，促膝长谈的处所自然是他的书房。他的书房不大，但很整洁，也充满了书卷气；他的书不多，但都很陈旧，一看就知道本本都读了无数遍，有的还留有诸多批注。他的书案上，总有翻躺着未读完的著作，每次去，看到的不是《老子》《淮南子》，就是《十力语要》《中国文化要义》等。先生最喜欢谈论的话题，是那些民国时期的人文轶事以及他的求学经历。正好，我对民国时期的人文多少还了解一点，自然攀谈得十分投机。当时我就想，先生其实是一个真正经过民国时期文化熏染的人，他的思辨体式和治学精神，无不带有民国遗风，令我感佩不已，唏嘘不止。

是的，先生在民国时期的求学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先生小学毕业后，到了崇实私塾就读，自此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基；后入灵岩书院学习，师从李源澄先生，又亲炙于蒙文通、钱穆、牟宗三等国学大师；之后又转学入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后改勉仁文学院），复得熊十力、梁漱溟、吴宓等大师的耳提面命，对这些学术界顶尖人物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浸淫日深。树帆先生的这些经历，与我交谈之后，亦不啻是对我的一番精神洗礼。

有一次，时值盛夏，我正走出办公室，即见一体胖老者，穿着灰色汗衫，手摇一柄大蒲扇，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见了我，驻足道：“怎么，你要出去哉？”我忙道：“不不，没事，请进来小坐。”于是，爷儿俩又是一番促膝攀谈。我知道他是吴宓先生的学生，就曾借给他一本《吴宓诗集》。他常对我说起吴宓先生的风采和为文态度：“吴雨僧（吴宓字）先生十分注重仪表，上课时我只见过他穿长衫或西装，英语很好，我的英语不好，不太听得懂。但吴先生上中文课，对作文要求特别高。有次我去拜访吴先生，他就拿出我的作文，只见上面用毛笔写满了红色批语，字很小，很工整，他就对我说，作文该如何如何作，我的作文哪里哪里有毛病，说得我满头是汗哦……”说罢用手不停地抚着他那光秃的头，而后若有所思，似乎对雨僧先生重泛沉淀已久的怀念，又似乎在回味着那段令人难忘的日子。

树帆先生1954年转业到寿昌县（1958年并入建德县）工作，在建德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工作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里，树帆先生更多的是从事本地的文化工作。他在学生时代打下的国学根基，为他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由他主编的《建德县地名志》（1984年），是建德地方志史上最为杰出的作品，至今对建德地方史研究者影响巨大；他参与编纂的《建德县志》（1986年）《建德文物》（1988年），亦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好评。同时，先生在地方史上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他在有关李频、胡楚材、陈淳、神泉监、严州刻本等领域，均有独到的见解，纠正了由来已久的诸多舛误。

在我的案头，天天摆放着树帆先生赠予的学术著作——《晚翠楼存稿》，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是时常要翻阅它的。每次看到扉页上的赠语“简庵兄指正”时，总令我十分地汗颜，总令我为之心生无限的敬意——一个饱学、谦逊、和蔼的敦敦老者和兄长；而今，当我再次目睹他的笔迹时，我是真的流下了泪水，因为我再也无法聆听先生的教诲，再也无法听他说那久远的故事，再也无法与他一起雅集吟唱。呜呼！我只能伏案作一挽联，以表一个晚生后学对逝者无尽的缅怀之情：

谁云惟楚有材，居严陵之来巴蜀，人品一流，诗文一流，虽天延九秩，犹伤大厦如倾，从此班荆难对语；我哭斯风怎炙，哀雨雪而冱冰霜，音容千古，德劭千古，当地涌三泉，以致惊涛长泣，哪堪吊月复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