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源溪出下吴后，一路拐弯抹角，在溪中形成了很多大小不一的水潭，所以，自下吴至下包这段胥溪又有一个别名——潭溪。

元天顺年间（1328），分水和溪（今属桐庐）人章杰翻过胥岭，来到潭溪边的丰乐山下居住。当时这里有座英烈庙，内祀伍子胥，但当地人习惯称之为潭溪祖庙，或直接叫大庙。古人有诗咏大庙之巍峨及庙内钟声之悠扬：

庙貌巍峨万古新，传名忠孝显英神。

一乡社鼓渊渊奏，虔奉香花赛仲春。

寺趣清闲八德宗，心祛名利透昙容。

响晨唤醒迷途客，应识禅堂彻晓钟。

章杰后人在大庙前繁衍成村后，村名就叫大庙前。

章杰的孙子章兰潜心岐黄术，一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成为远近闻名的民间郎中，深受源里源外人的尊敬。章兰死后，人们把他的塑像也供奉在英烈庙内，与伍子胥一同享祀。

丰乐山下的章氏兴盛起来后，改大庙前为章家。

章家北面的潭溪边曾居住着一支严子陵的后裔，村名叫严村。明成化年间，严氏家族式微，有一支章杰后人迁到严村，取代了严家，成为这里的新主人，改严村为上章。

章家的下首有两个由杨姓人所建的村落，位于上首的叫上杨，位于下首的叫下杨。与严村的严姓一样，上杨、下杨的杨姓先后凋敝，一支包姓人从芝峰迁到下杨，成为下杨新的主人，改下杨为下包。新中国成立后，下包村成为乡政府所在地，下包乡由此诞生。下包这个历史并不长，规模也不算大的村庄一跃而成为胥源中名声最大的一个村，以至胥源又名下包源，胥溪又叫下包溪。

比起章家、下包来，钱家的历史可谓久矣。

早在南宋嘉熙年间（1237—1240），余姚人钱伯英首先来此定居，后繁衍成村，称钱家。

钱伯英，字宇公，中进士后，授南京府上元（今江苏江宁）县令。自唐朝起，上元县就是南京下辖的一个县，也是南京的别称之一。唐宋以来，上元与江宁一直同城而治，同为南京的母县。所以，钱伯英虽为上元县县令，其地位却在其他县令之上。当时的宋室朝政被奸相贾似道把持着。钱伯英屡次上书，劝谏贾似道，要以天下为重，结果得罪了贾似道。贾似道虽然没有直接撤钱伯英的职，但钱伯英的小鞋是穿够了的。一怒之下，钱伯英挂冠而去，不当这个县令了。

他回到故里余姚，巧遇秀才吴栻，两人一见如故，并相约逆钱塘江而上，同游富春江。当他们一路游玩到胥口，见一湾碧水自北而来，便舍舟登岸，溯胥溪而入。他们走过一山又一山，越走越觉得有一种入了桃花源的感觉。当他们来到一片地势相对开阔的地方，钱伯英对吴栻说，我不想走了，我要在此隐居。

不久后，钱伯英真的就带着家小，来到这里，在胥溪边择一处临溪的地方住了下来。

钱伯英熟读经史，中进士后，又在官场混迹多年，只因贾似道的专权而无法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抱负，不得已来到这个深山之中，过着独善其身的日子。他常在胥溪边上行游，溪中“春波荡漾，鳞鬣可数”（《钱氏宗谱》语），不觉有人生易老之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其苦闷之心可见一斑。后来，他把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叫做前川。

在七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钱家虽有兴衰，但一直都是溪源中比较有名望的一族。有不少钱氏族人通过各种途径，重新走出胥源，或为官，或经商，为钱家赢得了不少声望。而前川钱氏也没有辜负他们先人的期望，仍然秉持着“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的传统道德。明万历年间，江南大地发生大旱，田里颗粒无收，就连朝廷也拿不出太多的粮食来救济灾民。钱家财主钱见尧急朝廷所急，主动向朝廷捐出价值十万两白银的粮食，他的这一善举得到百姓的称颂，也受到朝廷的嘉奖，民间也称其为钱十万。

胥源是严州通往分水的要道。钱家村外的溪上一直都以一座木桥渡人，一旦遇有洪水，木桥不堪其虐，时被冲毁，行人苦不堪言。钱家钱廷璟见此情景，独资修起了一座坚固美丽的石桥，人们都称之为钱家桥，每当行人过此桥，无不为钱廷璟的善举所感动。

清乾隆年间，钱家的钱玉森（字太璞）从小好学，“寒暑元间”，于甲子年（1744）中举人，建德县知县上官舆德得知此事后，在钱家村口为钱玉森立石坊一座，上书“青云直上坊”。

当年，钱玉森被分发到广西柳城任知县，后改任马平、罗城知县。钱玉森为官以“清、慎、勤”三字为准绳，因此升任宾州知州。“解组归，清风两袖”（民国《建德县志》语），当地百姓挥泪相送。

钱玉森回到故乡后，一心著书，有《四书汇纂》《易经辑解》《嘉懿录》《成人宝要》《续辑通考》等书行世，是个学问有成、政声颇美的人物。（未完待续）

 

（记者 沈伟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