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潭的大部分土地都在胥溪流域，而何以这个村称胥江？

我们都知道胥溪有大小两个源，而这个村正好处在两个源交汇处的南岸，早年以双溪口称之，2007年，把溪南的蒋家畈、溪北的龙庆寺和溪西的白佛寺三个村一起并入，才以胥江名之。

大小两源所夹的山脉自北而南，高低起伏，形似一条九节龙，龙头正对着双溪口，仿佛在饮双溪口的水。溪南有座圆形的山，据说那是龙珠，是九节龙在喝水时遗落的。双溪口村就在这颗“龙珠”之下。

相传伍子胥逃难来到双溪口。那时的双溪口还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伍子胥敲开了“龙珠”山下一户农家的门。门开了，只见门里闪出一位老人：“不知壮士何事敲门？”“落魄之人又饥又渴，想讨碗水喝。”老人把伍子胥让进屋，先给他倒了一碗水，然后招呼内人快点做饭，好让壮士早点吃了上路。不一会儿，一位老妇人从厨房里端出一碗饭，外加一碗毛芋汤。伍子胥接过饭和毛芋汤，倒在一起，稀里哗啦一下子就吃下了肚。老人说：“壮士抓紧上路，不然就来不及了。”伍子胥朝门外看了看，追兵已到溪的对岸了。

伍子胥一路逃，一路想，这家人何以知道我被人追杀？又何以弄出那样润滑的汤，让我很快就吃饱了逃命？那是什么汤啊？

从此，双溪口一带就留下了一句“伍子胥逃难，毛芋汤浇饭”的谚语。

两千多年来，龙珠山下几经变迁，直到元明之际，有戴姓人来此落脚。他们凭借着双溪在此交汇所形成的水利便利，发展生产，很快就成为一个大家族。

古人说了，盛衰本无凭。1861年，和远近其他村坊一样，双溪口也遭了太平军的大殃，戴家几近绝嗣，幸好戴家一王姓妇人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逃了出去，才保住了戴氏一脉。乱后，王氏带着两个儿子回到村里，但家里已空无一人，村里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一个从未做过农活的大户人家的妇女，要养活自己和两个儿子，那是何等的艰难。

隔壁牌楼村的仇士敬，被太平军抓去，在嘉兴、湖州一带滞留了三年多，最后伺机逃回。当他回到家时，家中只有堂嫂一人。为了生计，仇士敬以打柴为生。

仇士敬打柴卖柴，都从双溪口经过，一来二往的，他就认识了王氏，两个苦难的人就走到了一起。

仇士敬帮着王氏养大了两个儿子，并帮他们各自成了家，然后带着王氏和自己生的子女回牌楼去了。所以，一百五十多年来，双溪口戴家与牌楼仇家一直保持着往来，从未间断过。

从双溪口往东，是一片田畈，田畈中间有一个以蒋姓人为主的村庄，叫蒋家畈。现在，村里除了蒋姓外，也有大量的外姓迁入，比如韩姓。19世纪中叶，一个男孩在韩家出生，此人取名小漟，自幼聪明，熟读诗书。长大后，加入分水人蒲振声领导的白布会（一个反清组织），成为白布会在建德的首领。1903年，蒲振声在建德、桐庐等地发动武装起义。韩小漟集合建德白布会成员数百人，响应蒲振声，在乾潭抄了一个民愤极大的教徒的家，准备与蒲振声一起，攻打严州城。严州协镇赵昌荣闻讯后，立即率领官兵清剿，最后把韩小漟部逼到芝峰山下。终因寡不敌众，白布会成员死的死，逃的逃。韩小漟逃到长宁一带，后因被人告密，于1905年被捕，押到严州城斩首。1911年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为韩小漟平反，并向其家属发放了抚恤金，以示褒奖。

龙庆寺在双溪口的北岸。早年，这里几乎没有人居住，只有一座古寺，叫龙兴寺。

旧志上说：龙兴寺“在城北三十里”，建于南北朝。那时不是佛家的寺，而是道家的观，叫龙兴观。不知何时，观中道士不知了去向，观也随之倾颓。直到清康熙九年（1670），有个叫山晖的和尚云游到此，见此情景，就在附近募集资金，把龙兴观改建为龙兴寺。清咸丰十一年（1861），寺被太平军烧毁。光绪年间，当地人在原址上重建，并改龙兴寺为龙青寺。建国初期，寺中既有尼姑，也有和尚，是个尼僧混住的寺院。“文革”时，尼僧被遣散，寺院被为学校。后因寺院破旧被拆，原址上建起了一所规模不小的综合性学校，内设小学、初中，乃至高中。

因龙青寺所在地比较偏僻，少有人居住。早年，寺边只住着朱、叶两户人家。1957年，因建新安江水电站，原建德白沙乡叶家村有300多人被安置到龙青寺边。龙青寺边本来就是个苦寒之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生活更为艰难。尤其是到了旱季，不要说农田灌溉，就连饮用的水都难以解决，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很多移民情结波动。后来，在政府的安排下，有170多人转迁到江西资溪。

改革开放后，移民的生活才一天天好了起来，龙青寺也和乾潭其他地方一样，步入了新时代，过上了新生活。然而无论如何，当年的那批移民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因为他们为了国家的建设所付出的不仅是家园，还有他们全部的精神。

为了庆祝自己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龙青寺人又把村名改为龙庆寺。只是那座建于南北朝时的寺院已经不见了踪影，就连后来在原址上改建的学校，也被“胥江庄园”所替代。（未完待续）

记者 沈伟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