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城扼新安江、兰江、富春江三江交汇处，历来水运通达，以致形成了一个靠水吃水的特殊的水上族群，这个族群有九个姓，分别是陈、钱、林、袁、孙、叶、许、李、何，史称九姓渔户。 

严州城外的三江口江面开阔，两岸各有七层宝塔一座，高高地矗立在南北两高峰之巅，著名的严陵八景中的“二江成字”和“双塔凌云”都在这里。所以，一直以来，为生活而奔波的贩夫走卒，附庸风雅的文人雅士，也在这里云集，同时，九姓渔户也凭借这里的有利条件，分别在贩夫走卒、文人雅士等人身上讨生活。 

他们常年生活在水上，以船为家。男人搞水运，女人嘛……其生活之艰辛，令人心酸。 

九姓渔户是怎么形成的？就目前来说，未发现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民间的说法也有很多，归结起来，大致有这么三种： 

第一种认为，这九姓是陈友谅子孙九族。清同治五年（1886）严州知府戴槃在《裁严郡九姓渔课并令改贱为良碑记》中说：“相传陈友谅抗师，子孙九族家属贬入舟居……”陈友谅是元末明初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对手，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展开生死大战，当时的陈友谅兵力三倍于朱元璋，但是，朱元璋有刘伯温等谋士为其出谋划策，最后，朱元璋以弱胜强，战胜了陈友谅，成为大明洪武皇帝。成王败寇历来通则，陈友谅败了，那就是寇，其子孙九族被朱元璋贬到水上，世代不准上岸居住，不能与岸上人通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要向官府缴纳税银——渔课。九姓渔户及其悲惨的命运从此开始。 

第二种说法是，这九姓渔户是陈友谅部下的后裔，原因也是因陈朱争天下，陈友谅兵败，其部下的九大家族被贬到水上，永世不得上岸。这九族及其后裔就在江南的江湖上辗转迁徙，严州城外的九姓渔户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还有一种说法是，九姓渔户是南宋亡国之后，一些遗老贵族不甘做亡国奴，带着眷属，来到山水秀美的严陵一带，以捕鱼为生，并发誓，异族不灭，永不上岸。 

其实这三种说法，都没有一定的史料为证，民间普遍以第一种说法为多。 

九姓渔户的命运已够悲惨的了，而尤以他们中的妇人为甚。因她们不能和男人一样，上徽州下杭州跑运输，但为了生计，她们不得不操起了中国历史上低层妇女们最为原始的生计——卖身。 

开始时，她们都选择男人外出时，偷偷地进行。渐渐地，她们的男人对此也默认了。发展到后来，船娘卖身已成严州城外一道“风景”，以致出现了专门的妓船，严州人把这种船叫做“江山船”，也叫“茭白船”“跳板船”。开始时，这种船的体形都不是很大，生意好了之后，船体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停在水上，仿佛水上楼台。两头分别搭有凉篷，凉篷下各摆一张小方桌，可供客人品茗喝酒观风景。船的中间是一条过道，两边各设有包厢，包厢内设小床一张，小几一张。 

“江山船”不仅严州城外有，兴盛时遍及整个钱塘江，以梅城、兰溪一带最为繁盛。相传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写有一首咏“茭白船”的诗： 

岸芳春色晓，松影夕阳微。 

寥寥深烟里，渔舟夜不归。 

绿江深见底，高浪直翻空。 

惯是江边住，舟轻不畏风。 

可见其兴盛的景象。 

李伯元在他的《官场现形记》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写“剿匪统领”胡化若奉命剿匪的故事。他带了他的属下，租了几艘“江山船”从杭州出发。本来只有两天多的水路，这班人却走了五六天。他们在船上吃喝玩乐，争风吃醋，把个“江山船”搞得乌烟瘴气。到了严州，还不肯上岸，天天在船上狎妓、赌钱、吃酒。只因严州一带确实无匪可剿，但为了表功，他们竟随意地抓了一批“良民”回去充数。 

由于九姓渔户世代住在水上，且不与岸上人通婚，所以形成了与岸上完全不同的生活习俗，尤其是他们的婚礼。 

九姓渔户水上婚礼的整个过程，由迎亲家船、送嫁妆、唱利市歌、喂离娘饭、抬新娘、拜堂、入洞房、抛喜果等情节组成。整个过程由一位叫做利市婆婆的妇人，用诙谐风趣的说唱，生动展现水上渔民的生活情趣。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船上生活了几百年的九姓渔户终于结束了悲惨的命运，可以上岸定居，并享有了和岸上人同样的权利，他们特有的婚俗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 

（记者 沈伟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