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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团汤敬文:建德越剧团当年那些事儿
2008-08-13 00:58

  编者按:前段时间,当年建德越剧团的演职员们重聚新安江,共叙同事之情。看着当年的兄弟姐妹们一个个回到身边,当时的越剧团党支部书记汤敬文心情激动,思绪翻飞,他忍不住回忆起当年的那些故事……

  建德越剧团的老同事,从1985年10月下文解散时分手,到现在重新相聚,算起来已有24个年头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群众的迫切要求下,政府投入资金,以原一团、三团的骨干为主体,又招收了一些越剧新人,于1978年组建了新的建德越剧团。因为是集体编制,需要靠演出来养活自己,几个月工夫,我们56名演职员就挑灯夜战,赶排了《三看御妹》。

  这出戏还在彩排的时候,杭州新中国剧院的盛经理就带人过来观看,当场就答应让我们马上到他那里演出。那个时候业余文化活动少,我们这个戏一炮打响,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这样我们和新中国剧院两家都好好地赚了一把。这个时候红星剧院坐不住了,就打报告给杭州市文化局,要求把我们安排到他们那里演。新中国剧院不肯,他们的理由很充足,剧团是他们请来的,就这样,两家剧院争抢起来。

  后来为了平衡,在新中国剧院演了120场后,杭州市文化局就把我们安排到红星剧院去了。在红星剧院也演了90场,这时另外两出戏也排好了,就换戏重演,在红星剧院又演了50场。新中国剧院又认为这太不公平,于是我们又带着三出戏回到新中国剧院演了40场。就这样我们一演就是半年。那段时间真够辛苦的,演员们下午演一场,晚上演一场,上午还要排戏,年纪大的还好,早上都能起得来,年轻人就受不了了。上午8点半排练,我在8点钟一定要去叫她们,看着她们年轻稚嫩的脸和熟睡的样子,我真是不忍心。但没办法,我只好咬牙吹哨,把她们叫醒。一个剧团没有戏,就没有生命力,就这样一直到我们剧团排好十多部戏,大家才轻松了一点。

  那时建德剧团在杭州是非常火的。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在杭州制氧机厂的礼堂里演出,因为演出时间长了,尉少秋的嗓子哑了,当时就准备让她休息一天。结果演出时,大家听到报幕的名字时,就引起了骚动,都说要退票,说我们花了5毛钱,就是来看尉少秋的。怎么办呢?我只好想了个主意,跟尉少秋商量了一下,就上去跟观众们说:“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就先让尉少秋去医院打封闭针,再来演下半场,上半场先让她的得意弟子张兰芳为大家演出。”这样群众的骚动总算暂时平息下来。我就鼓励张兰芳说,不要怕,你的扮相和嗓子准能压得住。张兰芳也果然不负众望,一出场就获得了满堂彩,大家都说名师出高徒啊,于是前一半很快就顺利地演下来。我们也没有食言,虽然张兰芳演完都没问题,但是,既然答应过了观众,尉少秋还是演了剩余的半场戏。这一下,观众可是赚大便宜了,结果他们倒过来说,我们才花了5毛钱就看了两位名小生的演出,太合算了。于是这个模式我们就一直坚持了下来,师徒联袂演一个角色,张兰芳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进步很快。而尉少秋也不会太累,因为当时她还要当团长,事情多,很辛苦。

  1981年,我们编排了一个新戏《筱丹桂之死》,筱丹桂是“越剧十姐妹”中命运最惨的一个,是被旧社会迫害死的,在上海滩名声很响。因为这个戏是我们自己编的,虽然与上海卢湾剧院签订了演出合同,但杭州市文化局一定要审查。我们只好去请他们来,但请了三回他们都没有来,我们等不及,就自己去上海了。结果他们知道我们赶去演了,非常恼火,就赶到上海把我臭骂了一顿。但是那时候预告已经出去,观众都要来了,相当于生米煮成熟饭,而且还是在上海的地盘里,他们只能忍下火气,以嘉宾的身份先看戏。那时候我已经准备硬着头皮,等待他们秋后算账。但是演出还没开始,上海各个剧团的花篮就已经把台前摆得满满的了,戏演下来后,观众喝彩,久久不肯离去,领导和演员握手,连声称好,第二天,上海的媒体还报道了我们的首场演出,再说戏的本身也是实在没什么问题,结果杭州市文化局的人高兴了,还请我们到饭店里吃了一餐,祝贺我们演出成功。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

  其实在我们去演出之前,我已向当时的县委书记朱怀兴请示过,他很支持:“有事我们兜着。”所以我也放开胆子去了。那次我们一演就是三个月,本来还要继续演下去的,但我们已与湖州签约,再不去,每场戏就要罚我们5000块钱,没办法,我们就到湖州去演了。结果在湖州一演又是三个月。在湖州海宁的长安镇,我们准备回来过年,他们不肯放,没有走成。我们让演员刘玉琴的丈夫老王帮忙,他在公安局工作,让他把演员的九个孩子带过来过年。结果那年过年,我们就年三十放了一天假,摆了十桌酒,大家吃了团圆饭,初一下午又开始演戏。到了初五,老王又坐火车把九个孩子带回建德,先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晚上,再把他们送回家。

  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我还出过一个洋相。那时候我在团里当支部书记,讲起来我“官”最大,但平常主要是为大家做好服务工作,打杂的事我也经常干。有一次在准备剧场的布景安排时,需要很多木料,我就临时当了搬运工。进剧场的时候,门卫把我拦住,一定不肯放我进去,因为我穿了个旧衬衫,裤脚一高一低,就像田里刚刚上来一样,怎么说他们都不相信我是剧团里的人。他们说:“看你这个模样,还想来骗我们,他们剧团里的人都那么漂亮,你这么难看,还说是剧团里的人,当个骗子都当不像。”后来没有办法,我让他们把屠桂飞和尉少秋叫出来,才证明了我的身份。后来她们就讲了:“老汤,你说什么也要换件好衣服,这样衣冠不整,出不了门。”后来我就去买了件淡黄色的衬衫,下面配上藏青色的裤子,头发弄了弄,就像样多了。她们又讲了:“就这个样子,我们才放心带你出去转转。”后来她们就带着我,一起去给“越剧十姐妹”送请柬,我去了六个“越剧十姐妹”家里,如果不是因为她们的关系,根本不可能。

  有一年我们很风光,省里开“两会”,晚上要给大家安排文艺节目,结果很多人点名要我们去演《泪洒相思地》,大会秘书处就调我们去了。当时县委书记朱怀兴、县长张义根都很紧张,生怕我们演砸,再三吩咐。演的时候,大会堂里坐得满满的,1500多人,演得很成功,掌声不断。领导放下了心,很高兴,朱书记问我有啥困难,我讲:“我们演出的地毯都没有。”朱书记马上写了个条子,批了一万块钱给我们买地毯。我们把两块碧绿的地毯买回来后,大家开心极了,那时候的人真容易满足。不过后来大会秘书处的人私下告诉我,还是惹了个事。因为第二天小组讨论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议论这个戏和我们这个团,他们在讨论,为啥我们一个县级团演得比他们地级团还要好?结果省长都发火了,害他们挨了批评。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到农村去演戏,都是自己背着背包,翻山越岭,一个村一个村地跑。《金钗记》、《何文秀》、《小梅香》、《浪荡子》等优秀剧目,演遍浙江、江西、江苏、上海,好评不断。那个时候是戏剧最火的时候,各地政府都非常支持我们。记得1981年,我们在富阳演出,前排顶上的灯爆了,玻璃片掉下来,砸伤了一个观众。这个事故惊动了他们的县长,他派了卫生局长和公安局长过来,一方面组织抢救伤员,一方面安抚群众,保证演出。那个伤员后来治疗费用花了十多万,都是当地政府支持的。我们无以为报,只有好好演出,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

  我们在农村演出,农民非常客气。有一次我们去姚村乡的木染坑村去演出,他们是因为新造了大礼堂,请我们去开台。我们去的时候,因为车子不能直接进去,他们村里就来了几十个人,帮我们抬东西进去。演戏的时候,礼堂中间坐的都是从兄弟村请来的客人,他们自己就站在周围。台上放了五箱苹果,五箱桔子,还有两箱糖,十条烟,都是慰问我们演员的。他们太客气,我们不好意思了,几个干部凑了600块钱,包了一个红包,算是祝贺新大礼堂落成。那次我们一演就是三天,每天一家一家摆酒请我们吃,村里50户人家都请过了,一天要摆四餐酒,抽签决定。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很苦,出去都是在大会堂里睡地铺,中间用一块布一拉,一边是男同志,一边是女同志。虽然生活上是有一点苦,但我们的凝聚力一直保持得很好,从来没闹过什么大矛盾,大家心都很齐。

  这次她们都讲要相聚新安江,看看第二故乡日新月异变化的新面貌,会会建德的新老票友和越剧迷,叙叙别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忆忆当年有趣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离开新安江20多年了,但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建德。当时建德有500多个行政村,他们在每个村都演出过。由于剧团生活、工作的特殊性,她们同台演戏,同锅吃饭,同坐一辆车,同住一个大会堂,成为一个友爱、和谐的团队。这次她们重新相聚,重回第二故乡,看到新安江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都很激动。在船上游览时,很多人都发出感慨:“真没想到新安江会变得这么漂亮!”有的人还说:“我们走的时候,新安江上才两座大桥,现在已经有六座大桥了。”大家都说以后有机会还要回来看看。

汤敬文/口述  张京波  徐苗苗(实习生)/整理  责任编辑: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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