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个爸四个妈：亲爸、养父、公公；亲妈、继母、婆婆，还有一个是养父另娶的妻子。所以说我有5个同母易父的弟妹，还有一个个同父易母的妹妹。

    长到16岁，我才知道叫了16年的爸是养父。关于我的身世，我也是后来才陆陆续续打听到的。
我妈是嵊泗人，她7岁那年外公就死了，外婆一个人养不活好几个孩子，就把我妈送到我爷爷家当童养媳。

    我爷爷当年是嵊泗的渔霸，家里很有钱，我妈去了以后，爷爷奶奶把我妈当闺女养，让她和我姑一起上学念书。爷爷家生活再好，我妈还是不乐意待，经常偷着往家跑，她跑回家一次，我外婆就把她打回去一次。爸妈圆房以后不久就解放了。我是1951年出生的，当时爷爷已经被镇压了，房子和财产也被没收了，家里一贫如洗。我妈出身好，在那个家里生活觉得抬不起头，我10个月大的时候，她把我扔给爸爸和奶奶，自己一个人跑了。我是爸和奶奶用米汤一口一口喂大的。

    我妈跑了以后认识了我的养父，就跟他结婚了。当时我的养父36了，比我妈大了十多岁。是当地驻军某团副参谋长。我妈心里一直放不下我，结婚以后，她把我的存在告诉了养父，养父说，我爸成份不好，我要是留在那个家里以后肯定要影响前途，叫我妈把我要回来。我爸爸和奶奶不肯，养父去乡政府把我的户口一划划到他和妈妈的名下。4岁那年，我在海边玩，舅舅趁人不注意，把我偷了回来，没过多久，养父转业，带着我去了上海。

    我爸不知我被我妈和养父带走了，还以为我丢了，满世界找，找不着天天哭，天天喊，后来疯了，成天抱着我的小棉袄，看到新坟就冢就挖，说是要把我从地抠出来。到现在村里还有人叫他“傻子”。后来爸听人说我没丢，让我妈和养父带走了，神志稍稍清醒一些，精神慢慢地恢复了正常，跟我的继母结了婚。继母的丈夫解放前被国民民党抓壮丁去了台湾，剩下她一人无依无靠，无儿无女，跟我爸结婚以后一直怀不上孩子，抱一个回来，养几天就还给人家了，再抱一个，养几天又还给人家。我奶奶临死都闭不上眼，把我姑的四个孩子叫到床前，跟他们说，你们惠芬姐也不知能不能找回来，要是找不回来，你舅老了以后，你们别忘了给他口饭吃。奶奶还给我继母留下一句话：等我上了天，不管是男是女，一定给你们要一个孩子来。也怪了，奶奶死了以后，继母真的怀孕了，生了一个女儿。我的那个妹妹比我整整小了19岁，也就是说，我离开以后，我爸过了15年没有孩子的生活。

    电视剧《亮剑》播出以后，我不知看了多少遍，特别喜欢李云龙那个艺术形象，他太像我的养父或者说我的养父太像李云龙了，脾气爆燥，正直善良，敢作敢为，不溜须不拍马，说话口无遮拦。

    如果养父跟李云龙一样“坏”倒也好了，白道黑道都玩得转，人事鬼事都能做。可李云龙的活泛他一点儿都没有，倒是有一张比李云龙还臭的嘴，说出来的话像枪膛里射出的子弹，伤人百发百中。弟弟下岗以后开了个小饭店，有时候爸的一些同事或朋友到店里请请客，喝点酒，养父当着人家的面就说，共产党就是被你这帮人吃穷的！你想想，他在门口一坐，谁还愿意光顾弟弟的饭店？就他这种秉性，怪不得一个团级干部，从部队转业以后，先是到上海，后来到杭州，然后是新安江，再然后到梅城、更楼，最后在大同供销社当主任。

    我在黑龙江待了将近二十年，到现在我还是一口北方话。在黑龙江我进步可快了，插队的第二年就参加了县里的“一打三反”工作组，在县百货商店当了二年代理主任，第三年担任团县委副书记兼工会副主席，1969年组织上发函到我养父的单位梅城糖烟酒公司，因为有我亲爸这层社会关系，组织上考验了我五年。

    我的生世，养父瞒得很严，我的弟妹都不知道。当年他还下了一个禁令，我们家谁都能回嵊泗，惟独我不能回去。他生怕我回去认了亲爸以后就跟他不亲了。那年为了解决我的入党问题，组织上派了两个干部到建德外调，外调干部进了家门问我养父：周惠芬是不是你亲生的？养父一听暴跳如雷：惠芬就是我生的，你们再乱讲我就不客气了！外调干部连口水都没捞着喝，就被我养父赶出了门。

    第一次见我亲爸是在1974年。那年，我妈的肺结核已经到晚期了，她想回老家嵊泗看看，我请假陪她回去了一趟。

    我们母女一到嵊泗，就有人给我爸报信儿，你家惠芬回来了！我爸抱着妹妹来看我，妹妹那年才五岁，问我爸，我哪儿来的姐姐啊？我在沙滩上跟别人一起织鱼网，我爸和妹妹刚走到我身后，就让我妈发现了，她不声不响把我叫走了。那一回，爸只看见我一个背影。

    1975年，我妈病死了。当时正好快到六一儿童节了，我在黑龙江饶河团县委主持工作，六一前后有很多活动要我组织，没时间回来奔丧。我妈死后不久，养父又结婚了，对方有5个孩子。

    我妈活着的时候，我爸对我除了思念还不担心，毕竟有亲妈罩着。我妈走后，我爸知道我没妈了，千方百计地联络我，他只知道我在黑龙江，但没有详细地址，我舅和姨有我的地址，但不可能告诉我爸。为了得到我的地址，我爸跟邮递员混成了朋友，天天候在邮局门口，看有没有我写给舅和姨的信。候了好长时间，才截住一封我写给舅的信。知道了我的地址以后，他一封连着一封给我写信。我去找当年来建德外调的干部，向他们打听我爸的事，他们说我爸在当地的反映不不错，是个本份人，他们也说我应该回嵊泗去看看。

    1981年，我回新安江探亲的时候，瞒着养父，偷偷去了趟嵊泗。去之前我给爸寄了一张我结婚时的照片，让他拿着照片到码头上接我。船在上海被台风耽搁误了三天，我爸在码头上空等了三天。我到的那天，在渡船码头左等右等也没有人来接。原来我寄的照片是三年前结婚时拍的，，生了孩子以后，工作又忙，人变得又瘦又老，跟照片不符了。码头上的人全走了，还剩下三个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个年轻姑娘，我猜，那该是我爸的一家三口了。我迎上去问，老先生贵姓？他说姓李，我一听姓李，就叫了一声“爸！”，他一听，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从码头到家三里地，路上我们谁也不说话，就知道抹眼泪。进了家门，我爸再也忍不住了，号啕大哭。继母说，27年里，我爸的流的泪得用缸盛。

    以后，我每两年回家一趟，养父家里待几天，生父家里住几天。两头跑，每次去嵊泗，我都得瞒着养父，瞒了整整十年。

    养父再婚以后过得不如意，家庭矛盾不少，他的脾气又决定了他无法解决那些柴米油盐的是是非非。我远在黑龙江，想照顾他也是鞭长莫及。所以1984年，我跟组织提出要求，调回建德，先是在县妇联当副主任，后任县法院副院长，1994年调到市人大法工委。

    调回建德以后，把养父从大同接到新安江，跟我们一块住。我没回建德的时候，每两年还能回嵊泗去看一回我爸，跟养父住在一起以后，养父盯我盯得可紧了，我想去嵊泗，一点机会也没有。我成天心挂两头，既怕养父知道了我跟生父已经相认，他会受不了，又怕我爸时间长了见不着我着急，再把老病给勾出来。我跟几个弟弟妹妹商量，决定把捂了十年的盖子揭开。

    1990年底，弟弟妹妹跟养父说，你离开嵊泗那么多年了，就不想回去看看当年的部队？他一听来精神了，当然想啦，我们趁机说陪他回嵊泗过年。

    下了船，小姨和舅来接船，我爸也来了。养父不认识，还以为我爸是小姨家的亲戚，稀里糊涂地跟我爸握了手。养父和几个弟妹跟着小姨往家走，走了几步回头一看我跟着养父走了，他问，惠芬怎么跟着那个老头走了？那老头是谁？我舅告诉他，那是惠芬的亲爸。养父一听，对着我又喊又叫，你个敌我不分的东西，一点阶级立场也没有，你要是认了他，我叫组织开除你的党籍，撤了你的副院长！

    第二天，他把我和丈夫叫过去，问，你们是要我还是要他，我们说两个爸爸都要。他说不行，只能要一个，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说那是我亲爸，从法律上讲我一定得认。养父又不讲理了，你把法律拿出来我看看。我们再劝也没用，他是属皮球的，你越拍他越跳。

    年初一，养父拿了一个红包，给了我妹妹的儿子，我儿子的红包他就不给了。我捂着嘴笑，这个倔老头，还在生气呢！初三一早，我们全体去逛海了，把他一个留在家里反醒。晚上回来，他摸出十块钱，用红纸包了，塞给我儿子。我知道他想通了，就势说，那边的爸等着您过去吃顿团圆饭呢，你去吧。他还犟着不去，我激他，你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怎么还不如一个老百姓有觉悟？他一听，谁说我没他有觉悟？去就去！我的两个爸爸终于见面了，养父对我爸说，惠芬是你女儿，也是我女儿。就这么着，我的两个爸爸终于走到一起了。

    九十年代初，我在法院当副院长，碰到这么一件案子：一个贵州女想离婚，丈夫不同意，她放火烧了家里的房子，抱着儿子一路流浪到建德，举目无亲，儿子才三个月大，她怕养不活，就把儿子送给马目的一个农民。后来那个女的找到了工作，认识了一个男的，她想跟那个男的结婚，不得不回家跟原先的丈夫办离婚手续。丈夫原以为她和儿子都被烧死了，听说儿子还活着，跑到建德，找到马目的那个农民，想把儿子要回去。你想想，人家把孩子养了7年，哪能说抱走就抱走。孩子的亲爸去抢孩子，被养父村里的人打伤了，于是，那个女的就跟丈夫一起把儿子的养父告上法庭。这件案子授理了一年都办不好。一说要把孩子送走，全村的人都起来反对，法院的人一去，就被围攻。

    后来这个案子在马目开的庭。开庭那天我说，今天咱们不说法，说情。当着那么多的人，我把自己的身世原原本本讲了。我说，这个孩子如果跟我一样大，他一定会说，两个爸爸他都要，因为你们一个是他的养父，一个是他的生父，他肯定不愿意两个爸爸打起来，他希望看到两个爸爸成为亲戚或朋友。我这么一说，很多人当场就哭了，双方都不再吵了。最后，孩子的养父同意把孩子还给了生父。
都说猫生的猫亲，狗生的狗亲，其实，生的亲，养的也亲，就像我的两个爸爸，你能说谁更亲我？

    周惠芬口述 宋晓红整理 责任编辑：王庚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