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走，城里走，乡里走，
握茧手，握秀手，握残手，
风也受，雨也受，气也受
……
伐恶效独吼，逢善魂相就，
图一个天地无垢我心无垢。
这是一位记者写给同行们的词，字里行间流露着新闻人的情怀——他们用心灵的笔尖去挥洒热情，如酒，在人们内心深处点燃血焰；他们用镜头采撷历史的片断，如花，插在历史的鬓角。
乐绍延，就是这样的一位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者。他生于1955年，建德大同人，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为设在美国纽约的新华社北美总分社中文编辑部终审发稿人，在纽约主要从事新华社播发的国际新闻的最终审定和签发工作。
他曾作为新华社常驻日本东京的记者，用一支笔记录了日本十几年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他作为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随行记者，采访过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李瑞环在日本访问期间的重大政治外交活动；采访过日本国家领导人以及日本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的著名人士，也曾采访过东京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流浪儿的生活。
虽然他身居海外，然走遍万水千山，萦绕在他心头的，永远是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和追求。
虽然他远离故土，然苍海桑田，绵绵不绝的，永远是深植心底的那份报国情怀。
从军结下新闻缘
乐绍延的老家在大同，家中共有6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二。
小时候，乐绍延家里条件异常艰苦，吃饱穿暖成为一种企盼。贫困，让他明白了一件事：要改变命运，就要走出去，到外面闯一闯，见见世面。
1970年，鉴于当时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才上了三个月高一的他放弃了学业，报名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军部警卫连当了一名战士。
当兵的日子虽然艰苦，但是乐绍延却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食粮——报纸。部队每天都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于是每天阅读报纸就成了他的一个习惯。当时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毛泽东主席的消息和照片。让乐绍延印象深刻的是，有关毛主席活动的图片新闻几乎都与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有关，这个叫钱嗣杰的记者每天都跟在毛主席身边，报道毛主席出行动态，这让乐绍延很羡慕。他在心里偷偷地想，要是有一天自己能钱嗣杰那样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该好多好！他萌发了对记者这个职业的热爱与向往。更令人没有料想到的是，他后来竟有幸能够与钱嗣杰成为同事，并在新华社东京分社与其共事过一年多的时间。
1975年3月，乐绍延退伍回到家乡，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
退伍后不久，正赶上全国各大中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 为了保证能够被学校录取，乐绍延报考的第一自愿是金华火车司机学校，他记得当时的招生办要求每位报名者写一篇命题作文，主题是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实践与体会,后来还进行了一场面试。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面试，考官最后对他说，今后有时间要多阅读各类书籍，进一步提高中文水平，这对你的将来大有益处，希望你成功。乐绍延后来才得知，给他面试的考官其实是一名新华社的第一代资深驻外记者，叫毕开源，浙江衢州人。这次面试的结果，这又让他与新闻更靠近了些，有了更多的期盼。
缘于乐绍延家庭出身好，苗红根正，又服过兵役，还是党员，政治上可靠，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不久后，乐绍延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幸运地获得了一次免费上大学的机会，他被国家安排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学习。
艰苦难忘的大学生活
对乐绍延来说，这几年的大学生活是他人生中非常关键的时刻，他的外语与业务基础都是在那里夯实的。
当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浙江只招收了7个学生，入选概率很低。学生不仅免学费，每月还有18元钱的伙食费和零用钱，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把它当做改变命运的关键，以便能更好地胜任以后的工作。为此，当时他们学习的紧张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高考。
对一心要改变命运的乐绍延而言，那段日子虽然艰苦，但却是难以忘怀的奋斗岁月。学校平均每天给学生安排6个课时，最后两节是自由活动课，但每位同学都呆在教室里埋头苦学，暗暗较劲，生怕自己少学了几分钟，落在了别人后面。
乐绍延不止一次地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功课学好，而且要比别人学得更好，以便毕业后能够尽快地适应新的工作，在自己新的工作单位拥有一席之地。
冬天的北京气温非常低，普遍都在零下十多度，有时甚至达到了零下二十度，乐绍延每天早上6点不到就起床了，就在校园内的路灯或林荫树下背单字、朗读课文，即使手被冻僵也没有退缩。有一年冬天，他看错了时钟，凌晨三点就起床看书了，看了好几个小时天才亮。
在大学期间，刻苦学习，成了乐绍延生活的全部内容。每次考试，他都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值：超过某某同学，如果这次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他会更加努力刻苦。大学毕业前，他已经能够用日语流利地和别人交谈。他坦言自己的优异除了勤奋努力之外，也得益于学校良好的学习氛围以及他的班主任老师。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班主任是一名刚大学毕业的留校老师，年纪和班级的学生们相当，每天晚自习，他都留在班内，帮助大家练习口语。毕业前那年，乐绍延在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实习，实习地点是当时为一年一度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凭借他在实习期间的表现，中化总公司有意让他留下工作，然而当得知自己可以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时，他毅然放弃了这次好的机会，选择了新华社。
乐绍延终于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在新华社国际部，成了一名梦寐以求的新闻工作者。
刚刚入行，乐绍延便参加了新华社为他们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新闻业务培训。短暂的培训对乐绍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乐绍延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他知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于是他开始拼命补习语文、历史知识。从1979年到1981年间，他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新华社的干部文化学校夜校部学习，努力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综合知识水平，以求能尽在新华社立足，干出一番事业。
四进东京的日子
1982年2月乐绍延第一次出国进修，地点是日本东京华侨总会创办的中国通信社，主要从事新闻翻译工作，将新华社的中文新闻翻译成日文，提供给日本的新闻媒体。
这次的日本之行给了他相当大的震撼。在这里，他第一次见识了灯红酒绿，看到了物资异常丰富的日本市场，看到了时速250——300公里铁路新干线……而这些在当时的国内是无法想象的。乐绍延的心中有了一些热血沸腾的冲动，他很希望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把这里的一切景象带给国内的读者，他更希望未来的我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1984年，乐绍延回国之后，在中国新闻学院（现已并入中国传媒大学）学了两年的英文。
1989年他再次前往日本。不过和第一次前往日本不同，此次他是停薪留职，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目的是充实自己的业务水平。这次去日本和第一次是完全不一样的境遇。作为一名自费的留学生，因为没有工资，他不得不去餐馆打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不过日子虽然艰苦，但是乐绍延却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第一次来日本时，接触的大部分人是日本的政要、专家学者以及经济界人士，而留学却让他和日本最普通老百姓有了接触，这也为他之后的记者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5年，也就是在日本阪神大地震后不久，他第三次前往东京。这一次，他作为新华社常驻东京的记者，开始了真正的驻外记者生涯。机缘和努力，让他成了昨天的钱嗣杰——那个他经曾崇拜的偶像，那个拨动了他心弦的新闻界的前辈。
虽然是第一次担任驻外当记者，但进入大学之后对日本问题的长期关注、学习、报道和研究，不断的积累与沉淀，对日本问题的报道可谓是轻车熟路。在到达东京分社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内，就采写了综述《日本经济亮起黄灯》、新闻分析《不良债权——日本经济的毒瘤》、述评《日本大银行的倒闭将严重冲击日本经济》等10多篇具有独特视角和观点的深度报道。与此同时，他还采写了大量介绍日本发展经济、科技、社会以及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等新闻稿件，为中国的经济建设等提供了借鉴。他的出色工作受到了总社编辑部的好评，并被通报表扬。
记者的光环之后，是不尽的劳累和艰辛。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日本，活动内容多，行程按排都非常紧，不同的活动一场接一场，作为驻外的随行采访记者，采这与这类新闻的压力可想而知。
每一项采访活动，记者都必须先于国家领导人抵达现场等候。但领导人出行有警车开道，前往任何活动场所畅通无阻，记者虽然也有车，但深受道路交通状况的限制，稍有疏忽就很可能耽误采访，那将是无法弥补的错误。采写成稿后，通常还要送交随行新闻官，甚至最高领导人亲自审阅。通常这个时候，他要忙到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
相反，对于日本当地的采访，倒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不仅如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国际地位的提高，乐绍延觉得自己在外面说话更有底气了，工作起来越来越得心应手。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受害各国金融体系几乎崩溃。随着亚洲各国货币的大幅贬值，日本和美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放任日元贬值。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约80日元兑换1美元不断贬值到146日元左右兑换1美元。只有中国的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成了抗击亚洲金融危机的唯一有生力量。但中国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
在这种形式下，乐绍延采写了一系列呼吁日本采取措施稳定日元汇率的稿件，并采写了一篇题为《日美应负起稳定日元汇率的责任》的评论性稿件，批评日本和美国只顾本国利益，不顾亚洲金融和经济大局，一味放任日元贬值的行径，呼吁日本联手采取措施，阻止日元汇率下跌。该文播发之后，在日本引起极大的反响，日本各大媒体纷纷转载该报道，认为这篇文章代表了中国政府的声音，中国政府开始严厉谴责日美两国的不负责任行为。几天之后，日美两国政府开始联合干预日元汇率，日元止跌回升,逐步回到了合理的价位，减轻了人民币的压力。此稿也被评为新华社社级好稿。
2000年4月，乐绍延结束了任期回到北京总社，但在两年之后的2002年，他再次作为新华社的驻外记者前往东京驻在，开始了新一任的驻外记者工作，直至2006年8月回国，重复着相同的工作，但见证和记录着不同的新闻事件。他先后在日本学习和工作了13年，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自己喜爱的新闻事业。
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有甜也有苦，其中最难以忍受的是长期和亲人的离别。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之前，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相当于驻外使馆一秘（外交官级别）以下的工作人员夫人不能随同驻外，而且 必须在国外工作两年才能回国休假一次，每次休假时间不超过两个月。在国外一待就是四年，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两个。在国外，受时空和距离以及当时的信息通信技术和有关规定的影响，平时与家人通信也不方便，乐绍延和他的同事很难尽到作为父亲、儿子和丈夫的责任，也很难享受到亲情和天伦之乐。乐绍延的一位同事回国探亲，儿子根本就不认，也不叫爸爸。到了晚上，儿子对他说：“叔叔，你怎么还不回自己家呀？我们要睡觉了”。这个真实的笑话在新华社广泛流传，也让人颇感心酸。
但是，为了自己喜爱的国际新闻事业，乐绍延于2009年毅然决然地又一次离开了亲人和祖国，再次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不同的是，这次他不是去日本，而是奔赴西半球的美洲大陆，他将在美国纽约度过约四年的新闻从业生涯。
驻外记者的家乡情结
也许很多人认为乐绍延的工作忙，长期在国外，对建德了解得甚少。其实不然，他经常通过建德新闻网以及家人关注建德经济社会的发展，建德新闻网成了他仅次于新华网之后喜欢浏览的网站。他每次从国外回国休假必定会回建德，只是每次都是“偷偷”来回，没去打搅大家而已。他也总希望能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这些年，我们的国家发展得非常快，家乡的发展也很快。在我看来，新安江在某些方面要比纽约好很多。”乐绍延强调，美国虽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整体经济和科学技术、军事等方面有着在近期难以被他国超越的优势，但纽约有很多地方不如家乡。例如，纽约的街面没有新安江的街道干净，水没有我们新安江的水好喝，除曼哈顿之外，纽约的城市建设也远不及新安江城区。
他还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了解和热爱建德家乡，如有可能总要带孩子来孩子回建德看看，让孩子感受家乡的山山水水，风俗人情，并一再告诫孩子，虽然现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对美国有好感，但其根在建德，将来无论走到何方，都不要忘记自己是建德人。
采访最后，乐绍延感慨说：“其实当记者也好，做生意、当官也好，都有个机遇的问题。机遇碰上了，就不一样了。不过，现在来看，这么多年来“被安排”的这条路也没什么遗憾，反而给人生多了许多惊喜。我当记者，尤其是去了这么多年的日本，在报道日本一年年发展变化的同时，也看着我们国家日益强大，我能够在其中做一些微不足道的贡献，感到非常自豪。”
同时，乐绍延也鼓励现在的年轻人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好每件事，要有事业心，干一行爱一行。（记者 陈晓波）
乐绍延：在异国跑新闻的人
山里走，城里走，乡里走，
握茧手，握秀手，握残手，
风也受，雨也受，气也受
……
伐恶效独吼，逢善魂相就，
图一个天地无垢我心无垢。
这是一位记者写给同行们的词，字里行间流露着新闻人的情怀——他们用心灵的笔尖去挥洒热情，如酒，在人们内心深处点燃血焰；他们用镜头采撷历史的片断，如花，插在历史的鬓角。
乐绍延，就是这样的一位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者。他生于1955年，建德大同人，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为设在美国纽约的新华社北美总分社中文编辑部终审发稿人，在纽约主要从事新华社播发的国际新闻的最终审定和签发工作。
他曾作为新华社常驻日本东京的记者，用一支笔记录了日本十几年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他作为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随行记者，采访过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李瑞环在日本访问期间的重大政治外交活动；采访过日本国家领导人以及日本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的著名人士，也曾采访过东京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流浪儿的生活。
虽然他身居海外，然走遍万水千山，萦绕在他心头的，永远是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和追求。
虽然他远离故土，然苍海桑田，绵绵不绝的，永远是深植心底的那份报国情怀。
从军结下新闻缘
乐绍延的老家在大同，家中共有6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二。
小时候，乐绍延家里条件异常艰苦，吃饱穿暖成为一种企盼。贫困，让他明白了一件事：要改变命运，就要走出去，到外面闯一闯，见见世面。
1970年，鉴于当时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才上了三个月高一的他放弃了学业，报名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军部警卫连当了一名战士。
当兵的日子虽然艰苦，但是乐绍延却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食粮——报纸。部队每天都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于是每天阅读报纸就成了他的一个习惯。当时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毛泽东主席的消息和照片。让乐绍延印象深刻的是，有关毛主席活动的图片新闻几乎都与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有关，这个叫钱嗣杰的记者每天都跟在毛主席身边，报道毛主席出行动态，这让乐绍延很羡慕。他在心里偷偷地想，要是有一天自己能钱嗣杰那样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该好多好！他萌发了对记者这个职业的热爱与向往。更令人没有料想到的是，他后来竟有幸能够与钱嗣杰成为同事，并在新华社东京分社与其共事过一年多的时间。
1975年3月，乐绍延退伍回到家乡，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
退伍后不久，正赶上全国各大中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 为了保证能够被学校录取，乐绍延报考的第一自愿是金华火车司机学校，他记得当时的招生办要求每位报名者写一篇命题作文，主题是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实践与体会,后来还进行了一场面试。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面试，考官最后对他说，今后有时间要多阅读各类书籍，进一步提高中文水平，这对你的将来大有益处，希望你成功。乐绍延后来才得知，给他面试的考官其实是一名新华社的第一代资深驻外记者，叫毕开源，浙江衢州人。这次面试的结果，这又让他与新闻更靠近了些，有了更多的期盼。
缘于乐绍延家庭出身好，苗红根正，又服过兵役，还是党员，政治上可靠，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不久后，乐绍延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幸运地获得了一次免费上大学的机会，他被国家安排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学习。
艰苦难忘的大学生活
对乐绍延来说，这几年的大学生活是他人生中非常关键的时刻，他的外语与业务基础都是在那里夯实的。
当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浙江只招收了7个学生，入选概率很低。学生不仅免学费，每月还有18元钱的伙食费和零用钱，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把它当做改变命运的关键，以便能更好地胜任以后的工作。为此，当时他们学习的紧张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高考。
对一心要改变命运的乐绍延而言，那段日子虽然艰苦，但却是难以忘怀的奋斗岁月。学校平均每天给学生安排6个课时，最后两节是自由活动课，但每位同学都呆在教室里埋头苦学，暗暗较劲，生怕自己少学了几分钟，落在了别人后面。
乐绍延不止一次地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功课学好，而且要比别人学得更好，以便毕业后能够尽快地适应新的工作，在自己新的工作单位拥有一席之地。
冬天的北京气温非常低，普遍都在零下十多度，有时甚至达到了零下二十度，乐绍延每天早上6点不到就起床了，就在校园内的路灯或林荫树下背单字、朗读课文，即使手被冻僵也没有退缩。有一年冬天，他看错了时钟，凌晨三点就起床看书了，看了好几个小时天才亮。
在大学期间，刻苦学习，成了乐绍延生活的全部内容。每次考试，他都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值：超过某某同学，如果这次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他会更加努力刻苦。大学毕业前，他已经能够用日语流利地和别人交谈。他坦言自己的优异除了勤奋努力之外，也得益于学校良好的学习氛围以及他的班主任老师。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班主任是一名刚大学毕业的留校老师，年纪和班级的学生们相当，每天晚自习，他都留在班内，帮助大家练习口语。毕业前那年，乐绍延在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实习，实习地点是当时为一年一度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凭借他在实习期间的表现，中化总公司有意让他留下工作，然而当得知自己可以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时，他毅然放弃了这次好的机会，选择了新华社。
乐绍延终于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在新华社国际部，成了一名梦寐以求的新闻工作者。
刚刚入行，乐绍延便参加了新华社为他们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新闻业务培训。短暂的培训对乐绍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乐绍延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他知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于是他开始拼命补习语文、历史知识。从1979年到1981年间，他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新华社的干部文化学校夜校部学习，努力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综合知识水平，以求能尽在新华社立足，干出一番事业。
四进东京的日子
1982年2月乐绍延第一次出国进修，地点是日本东京华侨总会创办的中国通信社，主要从事新闻翻译工作，将新华社的中文新闻翻译成日文，提供给日本的新闻媒体。
这次的日本之行给了他相当大的震撼。在这里，他第一次见识了灯红酒绿，看到了物资异常丰富的日本市场，看到了时速250——300公里铁路新干线……而这些在当时的国内是无法想象的。乐绍延的心中有了一些热血沸腾的冲动，他很希望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把这里的一切景象带给国内的读者，他更希望未来的我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1984年，乐绍延回国之后，在中国新闻学院（现已并入中国传媒大学）学了两年的英文。
1989年他再次前往日本。不过和第一次前往日本不同，此次他是停薪留职，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目的是充实自己的业务水平。这次去日本和第一次是完全不一样的境遇。作为一名自费的留学生，因为没有工资，他不得不去餐馆打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不过日子虽然艰苦，但是乐绍延却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第一次来日本时，接触的大部分人是日本的政要、专家学者以及经济界人士，而留学却让他和日本最普通老百姓有了接触，这也为他之后的记者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5年，也就是在日本阪神大地震后不久，他第三次前往东京。这一次，他作为新华社常驻东京的记者，开始了真正的驻外记者生涯。机缘和努力，让他成了昨天的钱嗣杰——那个他经曾崇拜的偶像，那个拨动了他心弦的新闻界的前辈。
虽然是第一次担任驻外当记者，但进入大学之后对日本问题的长期关注、学习、报道和研究，不断的积累与沉淀，对日本问题的报道可谓是轻车熟路。在到达东京分社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内，就采写了综述《日本经济亮起黄灯》、新闻分析《不良债权——日本经济的毒瘤》、述评《日本大银行的倒闭将严重冲击日本经济》等10多篇具有独特视角和观点的深度报道。与此同时，他还采写了大量介绍日本发展经济、科技、社会以及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等新闻稿件，为中国的经济建设等提供了借鉴。他的出色工作受到了总社编辑部的好评，并被通报表扬。
记者的光环之后，是不尽的劳累和艰辛。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日本，活动内容多，行程按排都非常紧，不同的活动一场接一场，作为驻外的随行采访记者，采这与这类新闻的压力可想而知。
每一项采访活动，记者都必须先于国家领导人抵达现场等候。但领导人出行有警车开道，前往任何活动场所畅通无阻，记者虽然也有车，但深受道路交通状况的限制，稍有疏忽就很可能耽误采访，那将是无法弥补的错误。采写成稿后，通常还要送交随行新闻官，甚至最高领导人亲自审阅。通常这个时候，他要忙到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
相反，对于日本当地的采访，倒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不仅如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国际地位的提高，乐绍延觉得自己在外面说话更有底气了，工作起来越来越得心应手。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受害各国金融体系几乎崩溃。随着亚洲各国货币的大幅贬值，日本和美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放任日元贬值。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约80日元兑换1美元不断贬值到146日元左右兑换1美元。只有中国的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成了抗击亚洲金融危机的唯一有生力量。但中国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
在这种形式下，乐绍延采写了一系列呼吁日本采取措施稳定日元汇率的稿件，并采写了一篇题为《日美应负起稳定日元汇率的责任》的评论性稿件，批评日本和美国只顾本国利益，不顾亚洲金融和经济大局，一味放任日元贬值的行径，呼吁日本联手采取措施，阻止日元汇率下跌。该文播发之后，在日本引起极大的反响，日本各大媒体纷纷转载该报道，认为这篇文章代表了中国政府的声音，中国政府开始严厉谴责日美两国的不负责任行为。几天之后，日美两国政府开始联合干预日元汇率，日元止跌回升,逐步回到了合理的价位，减轻了人民币的压力。此稿也被评为新华社社级好稿。
2000年4月，乐绍延结束了任期回到北京总社，但在两年之后的2002年，他再次作为新华社的驻外记者前往东京驻在，开始了新一任的驻外记者工作，直至2006年8月回国，重复着相同的工作，但见证和记录着不同的新闻事件。他先后在日本学习和工作了13年，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自己喜爱的新闻事业。
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有甜也有苦，其中最难以忍受的是长期和亲人的离别。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之前，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相当于驻外使馆一秘（外交官级别）以下的工作人员夫人不能随同驻外，而且 必须在国外工作两年才能回国休假一次，每次休假时间不超过两个月。在国外一待就是四年，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两个。在国外，受时空和距离以及当时的信息通信技术和有关规定的影响，平时与家人通信也不方便，乐绍延和他的同事很难尽到作为父亲、儿子和丈夫的责任，也很难享受到亲情和天伦之乐。乐绍延的一位同事回国探亲，儿子根本就不认，也不叫爸爸。到了晚上，儿子对他说：“叔叔，你怎么还不回自己家呀？我们要睡觉了”。这个真实的笑话在新华社广泛流传，也让人颇感心酸。
但是，为了自己喜爱的国际新闻事业，乐绍延于2009年毅然决然地又一次离开了亲人和祖国，再次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不同的是，这次他不是去日本，而是奔赴西半球的美洲大陆，他将在美国纽约度过约四年的新闻从业生涯。
驻外记者的家乡情结
也许很多人认为乐绍延的工作忙，长期在国外，对建德了解得甚少。其实不然，他经常通过建德新闻网以及家人关注建德经济社会的发展，建德新闻网成了他仅次于新华网之后喜欢浏览的网站。他每次从国外回国休假必定会回建德，只是每次都是“偷偷”来回，没去打搅大家而已。他也总希望能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这些年，我们的国家发展得非常快，家乡的发展也很快。在我看来，新安江在某些方面要比纽约好很多。”乐绍延强调，美国虽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整体经济和科学技术、军事等方面有着在近期难以被他国超越的优势，但纽约有很多地方不如家乡。例如，纽约的街面没有新安江的街道干净，水没有我们新安江的水好喝，除曼哈顿之外，纽约的城市建设也远不及新安江城区。
他还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了解和热爱建德家乡，如有可能总要带孩子来孩子回建德看看，让孩子感受家乡的山山水水，风俗人情，并一再告诫孩子，虽然现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对美国有好感，但其根在建德，将来无论走到何方，都不要忘记自己是建德人。
采访最后，乐绍延感慨说：“其实当记者也好，做生意、当官也好，都有个机遇的问题。机遇碰上了，就不一样了。不过，现在来看，这么多年来“被安排”的这条路也没什么遗憾，反而给人生多了许多惊喜。我当记者，尤其是去了这么多年的日本，在报道日本一年年发展变化的同时，也看着我们国家日益强大，我能够在其中做一些微不足道的贡献，感到非常自豪。”
同时，乐绍延也鼓励现在的年轻人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好每件事，要有事业心，干一行爱一行。（记者 陈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