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6日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回顾毛泽东主席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光辉业绩，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浮想联翩，感慨万千。我是党史、地方志系统的一名工作人员，通过多年的工作、学习和了解，觉得毛泽东主席生前对党史、地方志工作是非常重视的。

毛泽东于1942年3月30日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强调了党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

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见《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一书）

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还就如何研究党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党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毛泽东同志在这段话中，进一步阐明了他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任何事物都要做科学的恰如其分的分析。毛泽东的党史观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党史所形成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史研究对指导革命实践活动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都作出过精辟论述 ,他提出和论述党史中所体现的辩证分析法、古今中外法、阶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史论结合法等 ,都是党史学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的关注点和阅读视野是非常开阔的，他不光对党史非常重视，对地方志也很有兴趣。阅读地方志便是毛泽东一生的爱好之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查阅浏览了众多的地方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每打下一个县城，毛泽东总喜欢找当地的县志看看。1929年红军打下兴国县城，毛泽东得到了一部清代续修的《瑞金县志》，如获至宝，挑灯夜读。即使在长征恶劣的环境中，他仍不放弃寻找和阅读地方志书。部队每到一处，工作人员便留意寻找当地的地方志书。毛泽东说，“打仗胜败是在知情势，这情势就是一个地方的山川气候、特产资源、风俗民情等特点。只有把握情势，才能取得胜利”。

1958年，毛泽东刚到达成都，当即要来《四川通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并在书上批、划、圈、点。在这次成都会议上，他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1959年，毛泽东上庐山稍事休息后，就向工作人员借来了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和一部《庐山续志稿》阅读。毛主席读后告诉工作人员说，“这部续志稿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接着，毛泽东还讲了南宋朱熹到南康郡上任，当地官员们轿前恭迎，朱熹下轿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弄得官员们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有名的“下轿问志”。其实毛泽东本人重视地方志书，是朱熹远非所能比的。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开完庐山会议返京途中路过金华，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开座谈会。会间，主席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山：“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马蕴山搔了一会儿头皮说：“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主席笑着摇摇头说：“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随后，又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有次毛泽东问浙江歌舞团一位演员是哪里人，当回答是“浙江海宁硖石人”时，他马上引用《海宁州志稿》，说明硖山是由“两山相夹而名也，秦以前本连为一，始皇过此瞻山有王气，凿为二；今大虹桥下，山根犹露”，等等，方志之熟，记忆力之强，令人惊服。

毛泽东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经有37周年了，但他生前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永远都不会过时。他的那些富有哲理的著作，将成为我们永久的精神财富。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党史和地方志的那些重要论述将永远激励我们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社会作出我们应尽的努力。（洪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