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120周年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调查研究是我们党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渠道，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大问题。

党的历代领导人对调查研究都非常重视。毛泽东同志是我党调查研究的典范，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他亲自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1925年12月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调查报告，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1927年3月他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回答了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问题。1930年5月，他写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等等。

建国60多年来，我们党在“三农”问题上有过三次大的失误都是因为制定政策没有很好调查研究，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而解决问题，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扭转困难局面也是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第一次是1954年在农业合作化初期，犯了急躁冒进错误，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购了过头粮，致使1955年春全国出现了粮食紧张情况，不少农民饿肚子挖野菜充饥。当时在如何评价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速度上在中央高层领导发生争论，于是中央领导纷纷走出北京到农村深入调查，发现有的地方农业合作化确实存在急躁冒进，农业合作化推进后人均粮食产量反而减少了，收入下降了；了解到农村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其原因是因为上年统购中购了“过头粮”，挖了农民口粮。为此向中央建议，农业合作化要稳步推进，不能急躁冒进；粮食统购统销要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力求消灭购“过头粮”，并采取返还“过头粮”办法，使农民度过春荒。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调查报告中批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时任建德县委书记张克明也到庵口等基点乡进行调查，向省、地委写了调查报告。

调查研究为反冒进提供了有力支持。1956年9月15日—27日，中共八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以“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为主题的报告中提出“象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而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

第二次1961年的调查研究年

1958年5月开始，全国各地在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过程中，在“十五年超英赶美”口号下，出现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为了适应生产大跃进，在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情况下，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决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实行生产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大办农村公共食堂，取消社员自留地、自留山和家庭副业，结果全国刮起了一平二调“共产风”和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村出现了“三瘦”：人瘦、牲畜瘦、土地瘦，造成不少农民饿、病、逃荒，加上自然灾害，全国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

为了纠正“五风”，克服困难，1961年1月14日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还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率先身体力行，派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各调查一个最差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为期10天至15天。

1月2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在一个月行程中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湖南、湖北等7个省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3个调查组长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进行座谈。

3月中共中央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并就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一封信，“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自进行有系统地典型调查，每年一定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省委和金华地委也都下文要求各县组织力量对恢复工、农业生产问题进行调查。建德县委抽调各方力量组织调查组，由时任县委调查组组长陈昌谐带队到安仁公社谢田生产队进行调查，我们在谢田队蹲了半个多月，白天查田头，爬山头，晚上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经过深入细致调查，摸清了谢田队（1956-1960）五年粮食大增产、稳定、减产、经济作物减收，农民生活从宽裕到贫困的原因和全面恢复农业生产决策措施。这篇调查报告由我执笔，题目是：谢田生产队五年（1956-1960）农业生产规律的调查报告，经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周金奎修改定稿后，以县委名义报省委和金华地委，受到省、地委高度评价。

1962年5月，时任建德县委第一书记高峰与我步行到罗村公社狮峰大队进行恢复山区生产调查，在狮峰村住了一个多星期，白天与社员一道上山采茶叶，种玉米，晚上开座谈会，写了“调整山区经济政策，增加山区农民收入，建设新山区”调查报告，在金华地委召开的各县县委书记会上作了介绍，受到与会者好评。

由于全党重视调查研究，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彻底纠正了“五风”，调整了农村政策，下放了基本核算单位，恢复了自留地、自留山，停办了农村公共食堂，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提高，度过了困难时期，全国又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第三次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极左”路线，必须拨乱反正，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指导下，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开始恢复工作。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调查研究，了解久未接触的民众生活，而他们的所见所闻，以及为改变现实而作出的努力，促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纪元。（许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