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个杭州大学学子的高考记忆

左六为宋卫平

 

40年前的12月15日，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整整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这场吸引了全国2000万考生的考试，是世界考试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因为报考人数众多，不得不分成初试和正式高考两个阶段，甚至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只能紧急调用。

最终，570万名考生，怀揣着难得的名额和奋发的意气，从农村、工厂、部队等地，如潮水般涌向考场。27万年轻人在第二年的春天，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这一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成为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

40年前的此刻，我正在考场上

12月15日，一群从杭州大学（1998年杭州大学和原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为浙江大学）毕业的77级、78级高考亲历者以特殊的方式重回母校，相聚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为他们集体创作的一本非虚构回忆录《120个回望——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以下简称《120个回望》）举行首发式。

“就是此时此刻，我正坐在临平中学的考场上奋笔疾书，上午考政治，下午考数学。”首发式上，《120个回望》主编、杭大政治系78级祝毅（现任杭州农副产品物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对1977年的12月15日记忆犹新。虽然那场战役他失败了，第二年再度赴考，终于拿到了梦想中的录取通知书。他当时的成绩是临平中学文科复习班的第二名。

“和所有的77、78级群体一样，杭州大学77、78级是一个浓墨重彩书写历史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走出了共和国的省部级干部、院士、文科领军人物、大学校长、上市公司创始人、全国一流的城市建设与运营商和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祝毅说。今年5月下旬，他和78级政治系的寿剑刚一起倡议杭州大学77、78级校友撰写文章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

大家纷纷响应，不到两个月就征集到了181篇回忆文章。书中收录的120篇文章正是从中遴选出来的，作者涵盖了杭大当时全部12个系的学生，收录有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寿剑刚，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茶人三部曲》作者、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等人的文章。为什么是120篇？祝毅解释：“是为了向母校致敬，今年是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

回头看看，正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原杭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薛艳庄参与了恢复高考的工作，在他眼里，77级和78级学生是非常特殊的，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上学的时候没法好好上学，该上大学时高考停止了，该就业时上山下乡，“好不容易等到恢复了高考，却已上有老下有小，拖着沉重的生活负担与下一辈的年轻人在千军万马拥堵的独木桥上竞争。”他记得有位教授曾经和他聊过，这两届学生是空前绝后的，过去没有过，今后也不可能会再有这样经历复杂、年龄悬殊的学生。

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头两批大学生，“77级”和“78级”早已是一个文化符号。1977年冬天没有考上的，很多人在1978年夏天又考了一次。如张艺谋、许家印、冯仑、易中天、徐小平、陈丹青……他们都是77级、78级高考亲历者。这两届学生，后来很多成了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

如杭大历史系，两个班70名学生，出了十多位房地产商。1994年，36岁的前党校教师宋卫平以15万元起家，开创了“绿城”。4年以后，他的大学同学寿柏年加盟，两人成为“黄金搭档”。很多人把寿柏年称为“宋卫平背后的男人”。

《120个回望》中收录了寿柏年的“1977高考杂忆”。参加考试前，他是萧山农场的一个知青，那一年农场2000多知青，只有寿柏年一人考上了。“而今，我已年逾耳顺，老之冉冉而至矣！反观来路，参加1977年高考无疑乃我人生之最重要转折点，从那一刻起，个人的命运汇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因此，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当祖国几千年难逢的大时代到来之时，我们正躬逢其盛，并深受其益。”

 

有着同样感慨的还有曾任海宁市市长、现任浙江中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政治系78级应忠良：“1978年，既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步入正轨的新起点，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那年，我以总分327分的成绩被杭州大学政治系录取，成了我们村历史上通过高考考取的首名大学生。”

中文系78级的陈建新，高考前在杭氧厂工作。他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参加每年的高考阅卷，2000年开始担任浙江省高考语文作文阅卷组的大组长，每年的浙江满分作文及高分作文都要经由他和审阅组的老师审读确定。他说：“回头看看，正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师生同考，同学年龄差倍很常见

翻看着《120个回望》，40年前，120位学子的高考故事，每一个都是如此鲜活。

中文系77级的岳耀勇，退休前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工作，他清晰记得40年前的高考作文题目是《路》，“我和很多同学一样，都引用了鲁迅的名言：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记得高考语文卷子里有个词语解释，要求解释“高屋建瓴”中“建”的意思，考试结束后他翻《新华字典》才知道是“倾倒”的意思。他记得杭大中文系在文二路海洋二所附近上宁桥边的田间小道里面，“进入大学后，我得知中文室资料室有个管理员，这位老太太居然是陈学昭，顿时傻掉了，大作家居然是资料室管理员。正是因为进入杭大，我才有机会向众多国内名宿求学，像敦煌学权威姜亮夫、一代词宗夏承焘等等。”

当时师生同考，同学年龄差倍的现象比比皆是。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工作的中文系77级卢敦基回忆，“1978年的3月初，身为复员军人的姐夫带着第一次出远门的我来到杭州大学报到。所有的人都跟1951年出生的姐夫打招呼，都以为我是他带出来玩的。我当时离16周岁尚差4个月，在班里年纪最小。就这样，我与一帮都比我大的同学一起度过了珍贵的四年大学生活。”

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也15岁就考上了大学，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政治系78级的寿剑刚在发布会上读着罗卫东的“十四岁的高考”一文时，仿佛看到了那个少年大学生：“那天他要来杭州上大学，几乎全村的乡亲都举着火把在大山深处送他。”寿剑刚开玩笑，“没想到如今的他蜕变成了一个煽情的油腻中年男子。”

祝毅透露，因为时间相隔太久，有些细节每个同学的描述都会有出入，所以，书中涉及的史料和数据都经过编委会的反复考证，在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大学档案馆的支持下完成了历史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工作。

祝毅说：“历史的本质是每个人的具象史，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每个人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经历所构成的。虽然很多同学的投稿文章没有收录到书中，但征文的原稿已经全部装订成册，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永久保存。”

 

40年，浙江的高考录取率从1.4%到90%

毕业后就进入浙江省高校招生办的物理系77级宣成，从当初的省招办到后来的省教育考试院，一直都和“高考结缘”，并参与、见证了高考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全过程。他透露了个数字，浙江高考从1977年录取5346人，录取率为1.4%到2017年录取27.2万人，录取率在90%左右。

40年来，高考一直伴随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你我都曾是“高考”千军万马中的一员，这条路，浸透了几代人的泪水、欢笑，写满了青春记忆。

正如寿剑刚所说，“这本书对于每一个作者，都是珍贵的芳华记忆 ，极为难得的口述历史。我想，80、90后的年轻人，读完这120个和他们的高考完全不同的故事，应该能更理解他们的父辈，了解共和国的这段历史并从中汲取养分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