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8月13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金梁 见习记者 任明珠 通讯员 沈清漪）当前已进入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浙江，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编制好“十四五”规划，首先要对高质量发展有一个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近日，浙江日报、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了“提问‘十四五’系列高端智库沙龙”之三——“如何打造浙江高质量发展新机制优势”。活动中，来自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们认为，在国内外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转型与创新，需要发挥浙江的基本优势，统筹资源合理分配，优化营商环境，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高端智库沙龙现场。
如何定义高质量发展
包括人文创新的全面创新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发展趋势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全面理解高质量发展的真正内涵，才能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与过去的发展不同，‘十四五’期间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性和特殊性。”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郭占恒说，当前发展环境的严峻性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面临着“三碰头”，即：国内发展阶段性转型；传统工业化、城市化接近“天花板”；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
他说，如果是单一的问题还比较好办，但难就难在自然环境、国际环境、国内环境等多个问题叠加在一起，且呈现常态化趋势，导致过去惯用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需要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改革创新，需要以新思路新机制推进高质量发展。
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怎么干？
高质量发展要依靠科技创新。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研究院院长兰建平认为，高质量发展，必须目标要高、定位要高、格局要高，要努力实现产业的高端化产品、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和高产业链韧性。此外，还要有质量可靠、质地精良、质感上乘的“质”，以及达到高端人才、优质企业、新技术应用的“量”。
高质量发展要提高有效供给水平。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浙江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心执行主任朱李鸣提出，要靠基于技术创新的创新型产业集群支撑，但根本上要靠强力驱动创新的制度机制保障。企业、政府、市场、社会能够有机耦合起来协同发力，赢得经济效率与效益。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创新的必然产物。”省咨询委学术委副主任刘亭认为，创新一是和生产力增长相联系的科技创新，二是和生产关系变革相联系的制度创新。但在两者合一的生产方式中，最活跃的因素还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价值观追求的，因此“实事求是”的人文创新，是处于优先地位的、起主导作用的根本性创新。
他建议，“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重心，要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数智化（数字化+智能化）；与此同时，同步推进生产关系的市场化，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和前提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刘亭表示，对市场化改革要“真学、真信、真干”，要大力弘扬浙江由来已久、全国闻名的市场经济先发优势，结合“制度型开放”，将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工程推进落实到极致。
怎么让传统优势不丢
擦亮民营经济这张金名片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浙江从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强省。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领——八八战略第一条就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站在新起点上，传统优势不仅不能丢，而且要继续保持并不断发展。
“从一季度的同比下降5.6%，到上半年的逆势增长0.5%，浙江经济走出了一条明显的‘V’型复苏曲线，我认为这份成绩是沉甸甸和金灿灿的。”兰建平说，衡量一个制度是否先进，要看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浙江的成绩单就证明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依然有着很强的竞争力。
如何擦亮民营经济这张“金名片”？兰建平说，疫情之后，针对中小微企业，浙江连续出台了“16条”“17条”“18条”等各类助力市场主体纾困政策，较过去的措施更加精准、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含金量更高。为了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我省专门出台了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减轻企业负担；专门实施“五减”专项行动，即减税减费减租减息减支，上半年降本减负超过2600亿元，完成全年目标的90%。“以政策和制度对冲市场的不确定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共享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样离不开民营经济。“浙江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地方，我理解的‘民’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民营经济的中小老板。”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潘毅刚说，在日常调研中他发现，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大背景下，中小老板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这会让浙江这个传统优势渐渐消失，因此“为中小企业赋能”在当下就显得尤为重要。
“民营经济发展的好与坏，关键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潘毅刚认为，浙江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让传统优势焕发新活力。
然而，优化营商环境绝不能满足于口号，在“十四五”期间要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建议，浙江要努力打造亲清政商关系高地。”在沙龙上，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明文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很多地方在编制“十四五”规划时，都提到了各种服务专班等“三服务”举措，但仍应与企业的实际需求更好对接。
“我注意到，浙江一些地方也推出了‘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举措，能不能进一步在全省推广，给民营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给中央的两个‘毫不动摇’树一把尺子。”明文彪举例说，浙江建设了各种各样的大数据平台，能不能通过大数据技术手段来实现数据的搜集和整合利用。
发展新优势如何构建
最好的人才环境是体制机制
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与过去发展模式相对应的体制机制必须主动变革和创新，才能充分激活新阶段经济发展的活力。浙江该如何构建新机制，打造高质量发展机制新优势呢？
“推动‘十四五’高质量发展，不但要深化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而且需要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联动机制。”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金雪军举例说，经济发展的高质量与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后者离不开科技创新与科创金融，重要的是要加快形成推动科创和金融有效融合的机制。
他举例说，城西科创大走廊和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之间，大湾区产业带与新兴金融中心之间，是否可以探索开放性经济与创新型经济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打造科创金融综合改革示范区，秉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理念，把强化金融与产业发展的融合作为关键目标。
创新机制的探索，一下子说到了朱李鸣的心坎上。他说，“十四五”期间，浙江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提升大湾区新区平台（走廊）创新能级，重中之重是对标国际一流，集全省之力建设好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议将这个试验田谋划为数字经济时代国家级的科创特区。
“目标不会凭空实现，关键是要建立与创新发展相匹配的体制机制。”朱李鸣认为，既然是谋划创新特区，就应该在发展新型科研机构、新型民办高校、新型孵化器，知识产权与数字要素充分赋权，人才、数据和资本跨境流动，科技金融创新培育等多方面做出探索，建立政产学研金深度融合的国际化协同创新体系，并以此作为创新辐射源。
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浙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只有集聚了一群极具创新性的人才资源，才能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新旧动能顺利转换。
“我认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优势，最关键的还是要进一步营造人才集聚和成长环境，千方百计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构建激活人才智慧涌流和创新的体制机制。”郭占恒说。如何营造一个适合科创人才成长的环境？郭占恒认为，必须要有充分的科研自由和优越的科研条件，包括人格上受尊重、政治上有影响、社会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还要宽容失败，改变科研评价标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这一观点，引起了不少专家的共鸣。“浙江凭什么能从改革开放前的中游水平进入到第一梯队，就是靠着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区域竞争聚焦在科技和人才的今天，浙江能否在人才政策和制度创新方面，与兄弟省市有所不同，独树一帜？”刘亭认为，人才成长和创业环境的好坏，一看放权松绑，二看优化分配，三看依法治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是人才管理的最高境界。
两只手怎样形成合力
政府与市场应该各就其位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两者该如何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首先，政府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浙江省社科联原副主席、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蓝蔚青经常跑去基层调研，他发现了一个现象：“最多跑一次”改革致力于打造整体政府，并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执行和督查环节仍然存在“条条锦标赛”造成的部门工作碎片化现象。比如，给基层提出一刀切甚至层层加码、相互矛盾的要求，并层层督查考核，重复要数据和材料，这甚至影响到工作落实。
“我建议，‘最多跑一次’改革要向执行和督查环节延伸，以总体实效和群众满意度为考核，坚决反对各自为政和形式主义，使基层有精力抓好高质量发展，解决群众最迫切的民生需求问题。”蓝蔚青说。
在沙龙上，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导李金珊带来的两张PPT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其中，一张是种粮补贴政策对比图，从2004年的3项补助到2013年的17项补助，政策不断增加，农民增长却有限；另一张是科创孵化政策补贴图谱，涉及的部门非常多，政策体系也非常复杂。
“这就是我想说的，浙江最大的优势是市场优势，必须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间的边界、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边界，真正要落到简政上，以‘简’为要。”李金珊说，简政最关键的是简化考核体系，上面尽量少下任务指标，有些时候还会出现文件政策化、政策法律化的现象，这不利于体制机制创新和政府转型。
如果说李金珊的观察视角是“向上”，那么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维祥则是“下沉”。“这几年，我一直在帮助一家缝纫机企业转型升级，从做行业标准到入围行业十强，如今还申报成功了高新技术企业。”徐维祥说，民营企业转型当下最需要的，就是人才大批量下沉，去解决企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创新问题、技术问题。
“企业的需求就是政府努力的方向，政府应该出台一系列培养、鼓励和支持各类人才的政策措施，引导人才向企业集聚。”徐维祥说，只有当一大批民营企业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蝶变，才会呈现出高原隆起、高峰林立的喜人态势，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应该各就其位，政府发挥作用要适度合理，要管也要放，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
要让资源要素实现合理配置，关键在于解开套在这只“无形之手”上的种种不当束缚。“民营企业最为渴望的就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中央到地方大力发展民企的态度和决心已然显露，但很多政策还没有落到实处。”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说。
比如网络购物，政府在监管力度上远远不够，不但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而且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也会影响实体经济；比如国民竞争，政府应该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徐剑锋认为，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政府和市场有着各自的优势，但在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问题上，要让市场来主导，政府要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形成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最佳组合，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