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浙人的角度 延续汇聚 文脉绵绵

浙江在线10月18日讯 还是那间LOFT结构的办公室——约40平方米的底层，码放了5000册古籍，二层是几位编辑的办公区。

不过，与我三年前的探访相比，进门那块可以召开小型会议的区域，已经被书稿填满。

等候浙江文丛编辑室副主任路伟先生的几分钟，我还听见楼上的脚步响动，以及对一些讨论书稿意见的声音。

三年前，也是在这间办公室，我问如今已经是浙江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况正兵：“能不能说，这40平方米装下了1911年之前所有的浙江写作？”

“还不能，但这是我们的理想。”当时，他这样回答。

如今，理想在生长。

到2020年底，走过10年的“浙江文丛”将出满800册，第三期编撰计划也将启动，它的时间下限，也不止于1911年，会因名家著作的遗存而往后延长。

从上海图书馆“淘”出八千页底稿

和多数普通阅读者一样，站在这间将几千年的“浙江写作”汇聚又生发的办公室，只有故事，才能让我更好地理解编辑们是如何梳理植根于过去的文字，又构建着它在当下以及未来的意义。

“浙江文丛”正在进行中的《袁昶全集》，有着这样一个故事。袁昶（chǎng）是浙江桐庐人，清朝“庚子五大臣”之一。在杭州三台山八盘岭一带，原先有一个很大的袁昶墓，与于谦墓毗邻，后来迁到了南山公墓，与马一浮、黄宾虹的墓地为伴。

“庚子五大臣”中有三位是浙江人，袁昶的著作最多，日记就写了30年，“内容相当详细，涉及读书、治学、生活中的大小事，对于研究非常有价值。”路伟说。但难度也最大，因为他留下的大部分是稿本，除了字难认，其中还有很多涂改。

袁昶著作的大部分稿本在上海图书馆，全部被列为善本，大概有百来册。

上世纪的古籍整理，仍是“整理一部古书毁一部古书”的时代，因为整理者如果不把整部书抄出来，往往会直接在线装书上进行标点。现在，受益于数字技术的进步，可以在原书的打印图片上操作。

但上海图书馆复制善本收费不便宜，一拍至少50元。八千多页的《袁昶全集》，光打印费至少40万元。路伟想了一个招。他找到袁昶的曾孙，生活在上海松江区的袁继先。通过袁继先的努力，上海图书馆将这八千页全部打印出来，装了好几箱子。

如今，这八千页《袁昶全集》正在整理中，诗文已经整理完毕，日记也整理过半。

寻找底本只为把书做得更好

袁昶的故事还没讲完，有个顺丰快递到了。路伟打开，倒出来一个U盘，里面是毛奇龄的某部著作。中国国家图书馆有收藏，可惜是残本。但这个U盘里装的是全本，路伟通过朋友从另外一家图书馆复制而来。

如此锲而不舍地寻找更好的底本，路伟说：是为了把书做好。

“我劳人逸。”这是路伟时常说的一句话，“我辛苦点，别人就安逸点，在家买套书就可以看到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他的研究就会更加深入。理想的状态是学者著作的参考文献的版本是我们的‘浙江文丛’。”

为学术生态的改变出一点力，是“浙江文丛”的目标之一。它正在慢慢实现这个目标，文丛除了实现了一些基本文献的精细化，还进一步披露了一些珍贵文献。

路伟举了黄媛介的例子。黄媛介是嘉兴人，这位明清时代的奇女子，能书能画，在杭州西湖客居十年，还是柳如是的闺蜜。

黄媛介是位相当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曾在望湖楼附近摆了一个画摊，靠卖画养活自己和家庭。在纳入“浙江文丛”整理计划的文献中，就有新发现的黄媛介诗集《湖上草》。所以，“浙江文丛”收录的黄媛介集比先前《黄媛介集》整理本多了近百首诗，这对研究她个人以及整个时代的状况提供一种视角和细节的支撑。

越精细越能为研究作支撑

出版大厦的五楼，有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一间会议室，这10年出版的“浙江文丛”占了一面墙。

在这里，我见到了况正兵和同为浙江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陈小林，他们都是伴随“浙江文丛”成长起来的优秀出版人。

在即将开启的第三期“浙江文丛”里，况正兵说，要补短板，拓新篇，表彰遗佚。所谓补短板，是要把之前因为各种原因遗漏的大家全集全部做出来。

比如，龚自珍、陈亮、叶适……他们代表着浙江思想脉络的主干。这些人的作品，之前也陆续有人整理，但是要做到更好，就要“另起炉灶”。“很多以前本子，即使名家整理，也会过时。所谓过时，主要是指他用的本子不够多，又受制于当时的条件，出现的错误也比较多。”

拓新篇是指不局限于1911年这个时间界限。“1911年之后的也要整理，比如汤寿潜，是一位重要的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况正兵说。

表彰遗佚的指向则是那些历史与现实中都不太有名，但著作非常多、价值不一般的古代浙江人。比如晚清玉环女经学家戴礼——又是一位女性。“古代社会，女性写点闺秀诗词是很普通的事，但戴礼研究经学，这就比较少见。”况正兵认为，这样的女性，值得被历史记住。

在况正兵的计划里，三期“浙江文丛”会出300册。

“其实以浙江的体量而言，四期五期都可以做得出来。”10年，200多个人，800册，按况正兵的估算，这个数字甚至不能囊括三分之一的古代优秀的浙江人，“浙江在南宋之后，文化发达，出版业也很发达，一个小地方，会扎堆出现一堆人，都有著作存世，而且量很大。其背后的原因是经济发达、文化复苏，大家都有余力来做这些事情，留下的成果很多，也形成了积极向上的风气。”

编辑文本的人也在被文本塑造

十年前，“浙江文丛”的编辑团队中，都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如今，他们中的很多人与这套丛书一起走过十年，并不断迎接着90后新人的加入。

编辑“浙江文丛”的过程，也是与古人打交道的过程。那么，从文本中读到的那些古人的为人行事，是否也影响了这一群年轻人？

陈小林说，《袁枚全集》与《屠隆全集》，是他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两本书。

他喜欢袁枚，“你说他轻佻也好，没有学问也好，但是这个人有意思。包括李渔、张岱，他们都是比较强调个人兴趣，实现自我的作家。”屠隆也是，作为“晚明奇士”的代表，这个人是一朵很作的“末世狂花”。于是，陈小林“收获”了袁枚与屠隆，并在工作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油然于心的共鸣。

况正兵记得初入团队时，常常加班到很晚，从20楼望向杭州大厦的灯红酒绿，再感受一下办公室的平静——“很奇妙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就觉得做事情就可以了，很想一直持续下去。”那时，他整理《谭献集》，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一个字一个字照着底本校对，那些瞬间成为特别的记忆。

在这些回望中，再来回答“古人对青年的影响”这一话题。准确而言，古人与今人，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我在做编辑的时候，实际也在塑造文本，通过塑造文本，表达我的某些倾向；当然文本对我也是一种塑造。”路伟说的“潜移默化”最具有代表性。

而这，也适应于正在投身于几千年的“浙江写作”的所有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