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向滥用抗生素说“不”，一刻不能等 近六年来，浙江省逾六成医院停止门诊静脉使用抗菌药物——

浙江在线1月3日讯“今天不采取行动，就意味着明天无药可用。”

这是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瑞士日内瓦向全世界人们发出的一份倡议。在不到2000字的致辞中，她的“矛头”直指一种曾经的医学奇迹和“灵丹妙药”——抗生素。

8年来，或者在更长的时间里，人们对抗生素的认识正在不断被刷新。自2013年起，浙江省抗菌药物管理专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王选锭教授和其他专家一起，开始进行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飞行检查数据和合理用药上报。数据显示：近6年来，全省六成医院已停止门诊静脉使用抗菌药物，其中包括部分基层卫生院。

通常来说，抗生素是从微生物中提取的，抗菌药物既包括从微生物中提取的，也包括化学合成的。抗生素曾被称为“二战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在人类治疗感染性疾病的进程中“功不可没”。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抗生素是如何从广泛使用到开始被正视？今天，我们如何认识抗生素的耐药性？

它曾受到“诺奖”肯定

世界因此改变了

抗生素的出现，是偶然的，更是必然的。

上世纪40年代以前，细菌感染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肺结核成为致命性疾病。尤其在战争中，大量伤员死于伤口感染……对于这一切的无能为力，使得人们呼吁一种能够有效抑制细菌感染的药物。

青霉素的诞生，就是源于那个广为人知的“一次‘疏忽’带来一个伟大发现”的故事。

1928年，英国著名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度假回到实验室时，意外发现一个与空气接触过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皿中长出了一团青绿色霉菌。他用显微镜观察这个培养皿时发现，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菌落已被溶解。这提示霉菌的分泌物能抑制葡萄球菌的生长和繁殖。

时隔一年后，弗莱明将研究论文发表于《不列颠实验病理学杂志》上，把这种青霉菌分泌的杀菌物质称为青霉素。直到1938年，这篇论文才引起了英国牛津大学病理学讲席教授弗洛里、犹太裔青年化学家钱恩的注意，他们经过一系列的生物学实验，肯定了青霉素的价值。

世界因此而改变了。当时利用青霉素救治了一些患有败血症、心内膜炎和心包炎等当时被认为是“绝症”的伤病员，轰动医学界，青霉素实现了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继青霉素之后，链霉素、氯霉素、土霉素、四环素等抗生素不断出现……

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因“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而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这项伟大发明产生的效应，远比人们想象中更快。在中国，它的使用量迅速上升——

上世纪50年代，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实现了青霉素工业化生产，这被视作我国医药工业现代化的里程碑。

“抗生素在国内较广泛地使用，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根据浙江大学药学院教授陈枢青回忆，这与抗生素在上世纪70年代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不无关系。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开始提出了抗生素的耐药性，提倡控制使用。

对抗生素的新认识

过度使用加速耐药性

如果说，抗生素在疾病治疗史上的“丰功伟绩”是人类对它的第一认识，那么数十年来，医药学界对抗生素耐药性的认识很快成为主流。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网上，关于抗生素耐药性的定义简洁且引人注目——“是对目前全球卫生、食品安全和发展的最大威胁之一”“会影响到每个人，无论其年龄和国籍如何”“越来越多的感染（比如肺炎、结核病、淋病和沙门氏菌病）变得更难治疗，原因在于用于治疗感染的抗生素的有效性出现下降”……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青霉素曾经频繁被用在治疗扁桃体发炎上，进入人体后它将附着在病菌上，有效控制病菌繁殖，对炎症的控制会显现出‘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感科科长俞洋说，如果反复、频繁地用青霉素对抗扁桃体炎，久而久之病毒的特征随药物作用发生改变，人体对抗生素的敏感度也会下降，出现了耐药。

在陈枢青看来，抗生素的耐药性是无法忽略的重要议题。“抗生素，顾名思义，抵抗的是细菌。细菌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会发生突变、甚至产生新的变种细菌，从而使细菌耐药。大自然中抗生素新药资源是有限的，如果细菌对现存抗生素的耐药速度大于新药产生的速度，最终将给人类带来困扰。”

在抗生素产生的半个多世纪里，耐药性的现状不容乐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新的“全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监测系统”（GLASS）揭示，在22个国家50万疑似细菌感染者中广泛存在抗生素耐药情况。

现在，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沙门氏菌等都被列为耐药菌。药学界认为，如果人们对此放任不管，长此以往，那么很容易加速超级细菌的产生。所谓超级细菌，就是指那些对现存抗生素都耐药的细菌，它们一旦产生，任何药物的使用都将无济于事。

因抗生素误用和过度使用，久而久之，抗生素耐药性出现的速度开始加快，感染预防和控制也越来越难。这与陈冯富珍的倡议不谋而合：“药物失效的速度远远高于替代药物的发展……换言之，耐药性发展的速度远远高于研究的速度。”

“后抗生素”时代

人类和细菌的斗争是永恒的

正是基于以上忧虑，就在陈冯富珍瑞士日内瓦倡议的第二年，国内的抗生素使用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近10年来，抗生素在临床的使用率有了很明显的下降。”俞洋对抗生素的“角色转变”有着切身体会。根据医院数据，2012年以前，甲状腺手术和乳腺手术的抗生素使用率为100%；而今天，两者的抗生素使用率下降为不到1%和不到5%。

这一切转变，均源于2012年原国家卫生部发布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这是在对抗生素强制性‘说不’。”俞洋回忆道，在这个方案中，对抗菌药物管控有了明确的指标——口腔医院抗菌药物品种原则上不超过35种，肿瘤医院抗菌药物品种原则上不超过35种，儿童医院抗菌药物品种原则上不超过50种；I类切口手术患者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比例不超过30%；I类切口手术患者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时间不超过24小时……

同一年，原国家卫生部还发布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原浙江省卫生厅发布《浙江省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管理目录（2012版）》，被外界称为“史上最严格”的抗生素管理办法。与此同时，浙江省还叫停了门诊静脉输注抗生素。

自此，抵制滥用抗生素的声音便从未停止。

2015年起，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11月16日至22日定为世界提高抗生素认识周。关于抗生素的常识逐渐走入公众视线。

就在2019年，国家卫健委还颁布了《关于持续做好抗菌药物应用临床管理工作的通知》。

效果也随之显现。近6年来浙江省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飞行检查数据和合理用药上报数据显示，当前，尚未停止门诊静脉使用抗菌药物的医院中，14.4%计划近期取消门诊静脉使用抗菌药物。同时，21.3%的医院已停止门诊所有输液。

为什么要向滥用抗生素说不？时间回到2012年，备受瞩目的国家、省级管理办法颁布后，核心专家组成员之一王选锭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不严格控制滥用抗生素，其危害将更大。

在俞洋看来，临床上对抗生素使用的严格控制还有更显著的意义。“临床诊断和用药都逐渐趋向于标准化、规范化，长此以往，所有人都将从中获益。”

人们把对抗生素耐药性显现的阶段称为“后抗生素”时代。

在抗生素研发过程中，人类开始了使用化学合成的方法来生产抗菌药物，出现了一些合成或半合成药物，如喹诺酮类药物。“合成类抗菌药同样也有严格的使用规定。”俞洋说，抗生素和合成类抗菌药物的规范化使用，并不代表着新药研发的暂缓。“人们依然需要抗生素，因为我们依然会面临各类细菌的困扰。”

或许，在“后抗生素”时代，我们应该如同热切关注新药研发一般地去关注抗生素耐药性。在世界卫生组织看来，耐药性的蔓延可以有效防控，全社会各个层面都可以采取行动降低抗生素耐药性的影响并限制其传播。

“人类和细菌的斗争是永恒的。”陈枢青说，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是整个社会都必须直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