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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行军路
2016-07-20 14:46

洪云/口述 吴燕/整理

我出生那年是1931年,我的老家就是上沧——现在的新安江,家里有3兄弟,我是老大。那时候家里穷,没钱读书,我们从小就跟着父亲干农活,放牛、砍柴什么活都做。我们本来还有一个妹妹,但是1942年鬼子来了,烧掉了我家所有的房屋。妹妹那年才5岁,因为生病没钱买药走了。

日子过得就像熬药一样,又苦又长。1949年,有一个部队来村里抓壮丁当挑夫,我听大人们说当壮丁很苦的,不仅要挨饿还要挨打,我想躲起来,可还是被抓了。当时村里的劳力基本都被抓了。

那年我19岁,拿着一支步枪,跟着大伙儿一起往金华方向走。

那段时间的日子更是比黄连还苦,吃饭都是抢着吃的。我年纪小哪抢得过人家,轮到我吃的时候连汤都没有了,饿着肚子还要没日没夜地赶路。我想回家,可是我一个人怎么跑得出去,更何况也不知道家在哪个方向。

到金华地区后不久,一天,大伙儿都放下武器,说要加入另一个部队。看着大家都不干了,我也懵里懵懂地放下武器跟着大伙儿一起走了。

加入这个部队后,我发现跟之前的部队很不一样。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要排队,轮流吃,而且盛到最后快没有饭时,前面的人还会少盛点,留些给后面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之前的部队是国民党,在金华时被解放军部队包围了。我们加入了解放军,被收编至第二野战军11军炮兵部队。

能吃上饱饭了,我很高兴。我特意叫战友帮忙写信,告诉家里人我已经加入了解放军。没想到,父亲和舅舅赶到金华,劝我回家,说家里弟弟还小,缺少劳动力。但当时我觉得参加解放军好,能吃上饱饭,更重要的是,战友们都说要响应毛主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我就告诉父亲,等中国全解放了我再回家。最后,父亲没办法,只能让我留下了。

炮兵部队向来有“战争之神”的称号,是步兵的强大后援。11军直属炮兵营共有6个连队,包括2个山炮连、1个野炮连、1个重炮连、1个战防连和1个防化连,每个连队有一百四五十人。我被安排在重炮连,连队里有2个排专门负责运送大炮,1个排专门养驴和马。我因为年纪小,被分到了侦通班。

6月,部队从金华出发到达安徽宣城,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军训,我跟着老战士们学习山炮的使用方法。9月1日,部队准备向西南进军,一路坐火车途径南京、浦口、衢州、郑州、孝感、皂市等地,最后到达湖北省公安县。当时长江上没有桥,只有轮渡,人和马一起在车皮上通过轮渡。

到公安县时,已经是10月初。有一天,指导员召集大家开会说,10月1日,毛主席已经在天安门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以后我们就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了!那个时候没有广播,直到指导员宣布这天,我们才知道这个好消息。每个人都高兴坏了,跳着唱着,有些战士还激动地流泪了。不过我印象最深的的是,那天部队给每个战士加了餐,有肉吃。

11月1日,我们到达湖南澧县。虽然已经解放,但西南方向还有国民党的残军,所以我们部队要跟着步兵继续向西南方向挺进,剿灭残军。我们行军,累得见了草垛就想拱进去躺下。尤其是走山路特别难,山很高,只能手脚一起爬着上去。最难的还不是我们,是驴,它们要把大炮运上山。我亲眼看到运大炮的驴翻倒,也有同志不慎掉下山,中途牺牲。

为了赶上步兵的进度,我们一直不停地走,可有时一天也只能走五六十里路。特别是重庆地区,一边是江、一边是山。在渡江时,国民党前期驻扎的部队把船都没收了,我们只能想办法,将木头扎起来做成筏,把大炮运过江。

我还记得那次,部队要过四川的白马山。白马山是盘山公路,上山60公里,顶上60公里,下山还有50公里。早上5点钟,每个人用洋铁碗装上一点米饭就出发了,一路不停息,到了中午,用热开水把米饭一泡,扒两口继续赶路,一直走到晚上12点钟。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拉着驴尾巴闭着眼睛往前走,好几次撞到驴屁股上。累得狠了,连驴、马都走不动了,大家就原地休息。因为驴和马是队伍里重要的运输工具,所以要重点保护,还要让它们先吃饱。

当时每个战士的供给标准是每天1斤半大米、5钱油、5钱盐、1斤蔬菜,每月1斤肉,但常常供应不足。部队出发前都尽可能自己带上大米、粉条等食物,但也还是不够。去征粮也很难。那时候农村里一是收成不好,二是老百姓对战争怕了,也分不清部队到底是国民党还是解放军,只要一看到部队经过,就会躲起来。部队有要求“百姓的东西秋毫不犯”,如果需要采购,只能用银元去换。

虽然当时生活苦,但战士们的意志坚强、斗志昂扬。在部队时,班长和老战士们都很照顾我,米袋等重的东西基本都不安排我背,我就背着自己的棉被及部分衣物。棉被是加入解放军部队后,每个人发了1斤棉花,自己用针缝起来的。当时我年轻有精力,也比较积极、勤快,总是抢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干。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给马、驴背草料,我常常争着去。

1949年12月20日,我们行军至重庆万州。部队所到之处,人民欢欣鼓舞,许多人都跟着部队一起游行,开展新中国成立宣传及庆祝活动。在重庆驻扎了一段时间后,1950年,我与小分队受命前往距离万州驻地30公里的山上,开展土匪调查等剿匪工作。同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1年,部队回到北京与天津交界地。1952年8月, 第二野战军11军炮兵部队整体开拔前往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4年,我作为第一批志愿兵回国了。与千千万万在朝鲜战场中牺牲的同胞相比,我是幸运的。我经常会想起在朝鲜战场上的往事,想念那些与我朝夕相处过的战友。1955年,我回到建德,被分配到电信局上班,直到1991年12月离休。

 

采访后记:老人今年85岁,儿孙满堂。采访中,老人一再强调自己很普通,在战争岁月里,他并没有像其他战友那样参加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战争。老人也一再感慨,现在的生活多幸福。他说,平时他和老伴走走路、看看报,生活挺充实,尤其是看到国家和建德的发展,心里真高兴。

 

 

 

责任编辑: 蔡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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