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慧方

 

 

　　阳光，伴随生命的成长

 

　　因为我们心里有光，才感应到了世界的七彩；因为我们心里有光，才得以与有缘有情的人相互照亮；因为我们心里有光，即便在最阴暗的日子，依然保持着温暖、热切、有生命力的品质。

 

　　1969年10月，当时新疆有两个地方武斗很严重，其中一个是麦盖提县，地方秩序混乱，地方领导班子基本瘫痪。为此，地方向兵团和军区报告要求支援，军区抽不出力量，就把任务交由兵团来执行。这样就有了兵团抽调人员到地方“三支两军”的历史。当时我所在的九连适逢部队整编，连队一拆为三，一部分人开赴巴楚县小海子地区开辟新区组建五十三团，一部分人调往本团值班连（也叫园林连），一部分人留在原地。我被分配到园林连当值班战士。我很奇怪，我怎么会被调去值班连，因为值班连是发枪的，政审很严格。我自以为不属于当时认为的“根正苗红”类的，先期有很多新组建的单位来连队调人，诸如卫生队、学校、勘测队等等，我多次被选中，又多次被淘汰了，就因为我的家庭问题。所以这次我挺疑惑，但更不解的是报到当天，刚放下铺盖，就有人通知我，团部徐副政委来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徐副政委是总参谋部测绘局从北京下放来的团级领导和现役军人，是1944年参加革命的山东汉子。1968年10月，各团场的领导班子正、副职均由北京的现役军人担任。据说他们也是在“文革”中遭排挤而派到新疆的。我们团场的领导来自总政和总参，徐副政委1969年上半年曾到我们连队蹲点，政策观念强，对支边青年不远万里支援边疆建设予以充分肯定，也因此而解放、宽释了一批遭批斗的青年。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他问我愿不愿意到地方支左？我说我没有资格。他很奇怪地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家庭有问题。他说，我问的是你自己，没问你的家庭，路是自己走的。我说我愿意去。他说，那你回去等消息吧。就这样，我回到连队的第二天就接到了通知，去麦盖提支左。我作为第一批派往地方支左的人员随同徐副政委到了麦盖提县。这批支左的人员共计二十多人，我被分配在军宣队临时党委办公室。同时分配到办公室的还有一位学校校长，是个四川人，任办公室主任，其他大多是团部各有专长和领导经验的中层干部。第一批支左的有五名女性，其中一名是山东人，新疆农学院的研究生。一名上海人，是新疆医专的毕业生。在麦盖提支左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先在党委办公室，后又到“一打三反”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委大院，与维吾尔族干部朝夕相处。县委潘书记是来自总参外事局的现役军人，是从兵团农三师四十二团派过来的，副县长则是少数民族干部。徐副政委当时任军宣队临时党委书记。

 

　　麦盖提县是两个武斗严重的地区之一，现役军人接管了县级领导班子。当时麦盖提县的领导班子架构比较重要的三股力量是县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领导的县委班子，军宣队党委书记领导的支左队伍，还有人民武装部。武装部长姓杨，是个五十多岁的山西人，他家就住在我们集体宿舍的隔壁。杨部长十分和蔼可亲，就是他当时代表地方武装力量向自治区和兵团党委提出要求支援的。随着工作的深入，派往麦盖提的人员不断增加，前后有五六批，最多时达二百余人，分头到公社及生产大队、县委各机关、供销社、新华书店、学校、医院等各基层单位工作，主要任务是稳定地方秩序，开展正常工作，抓革命，促生产。我则一直留在机关工作。

 

　　“九·一三”事件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时，我还在麦盖提县，只记得当时机关全体人员集中在县委小礼堂里，县委书记、军宣队书记传达文件内容，翻译跟着一句一句地译，全场一片寂静。在听到林彪反党集团把新疆作为要挟党中央的工具时，全场起了骚动，也就是说，按林彪集团当时的计划，如果政变不成，就想割据新疆，搞分裂。当时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还是很猖獗的，在麦提县很难收到中央广播电台的声音，但可以毫不费力地收到来自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特别是巴基斯坦电台的广播。新疆的东突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林彪如果割据成功，新疆从祖国版图割据出来是非常迎合分裂主义的愿望的。“九·一三”事件在支边青年中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感到害怕：林彪事件是被粉碎了，林彪也自取灭亡了，但如果当时他割据新疆，就意味着分裂，意味着我们这批人永远回不了家乡。因此，新疆政治不安定的阴影笼罩着支边青年的心，原来比较安心的也开始不安心了，大家都在谋划回归之路，原来就不想留在新疆的则更是人心躁动了。

 

　　深入公社，结识维族老乡

 

　　在麦盖提县支左期间，我在办公室搞内勤、文书，徐副政委从团部专门调人来教我学会了打字。开头没我下乡的任务，但我很想去下面跑跑，有一次就跟着四公社工作组的大组长下去了。从县城到四公社有三十几里地，4月份是翻浆期，地下的冻土化了，水往上泛，路就成了弹簧路。那是我第一次骑自行车下乡，也是第一次深入维族老乡家里作调查。麦盖提县是全国长绒棉基地。当时，长绒棉就卖3元多500克，所以维吾尔族老乡种棉花的收入还是不错的。除了长绒棉，还有葵花和冬小麦。在已开垦的绿洲中，农村生活有种别样景象。当年麦盖提县维吾尔族老乡的收入要好于我们家乡的农民。

 

　　维吾尔族老乡住的土房，房前多有杏和水果，房后多有葡萄。门口一个灶专用作打馕，一般是个把月或十几天打一次馕，平时就用干馕和清水作一日三餐。春荒时节，维族老乡度荒的食物是杏干为主的干果。维族老乡家的陈设通常很简单，室内一个毛毡一个灶。但也有贵族，县府大院里一个人武部干部的老婆，上穿裘皮下穿靴，羊皮长裙、披肩，当时就传闻说她一身上下几千元，让我们听了直咋舌。维族老乡最喜欢的是酒，当时物资供应匮乏，酒的运输又困难，所以他们要能得到一瓶好酒是非常高兴的。我们回浙探亲，总要带上一两瓶高度白酒，让维族老乡朋友高兴高兴。当年，干部下乡要带翻译，所以学习维吾尔语也成了工作人员的时尚与必要。做好扎根边疆准备的很多青年学习维吾尔语的积极性也很高，时间久了，我也学会了简单的会话交流，在工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感到很开心。以后有机会我总会随着基层上来汇报工作的领导一起下乡去，从而领略了许多维吾尔族风土人情，结织和结交了许多维族老乡和朋友，也跟着领导长了见识。

 

　　小荷才露尖尖角

 

　　我们是1969年11月17日到麦盖提县的，1970年底至春节前，军宣队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传达和宣传元旦社论，所有工作组都下到基层单位去了。那天，我跟随县供销社工作组到供销社去，组长让我组织学习，并读“元旦社论”。供销社也是维汉共融的单位，一般的交流可以互通，但牵涉到政治学习就要靠翻译。县委的翻译有维汉民族的各好几个。那天跟我们去的是个汉族青年，甘肃张掖人。当时我是个年龄最小的小丫头，面对大伙，读报讲话要被翻译，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党办主任也去了，本来这是他的主要工作，可能是他为了锻炼我，故意不吱声，偏叫我讲。我已记不清当时我都讲了些什么，只知道我讲一句被翻译成维吾尔语一句。我的脸涨得通红，直至对着报纸照读时，我的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感情和言语也慢慢融入到社论中。我还记得社论在评论当时国际形势时有这样的话：“一顶顶皇冠落地，一座座火山爆发，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读完报纸，赢来了一片热烈的鼓掌。党办主任朝我投来赞许的目光，夸了我一句说：“小荷才露尖尖角。”其实那时我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干得比较认真和投入，得到肯定也非常高兴。这是我第一次以组织者的身份面对大庭广众讲话，那场景、那目光一直伴随着我，只要想起当时，激情还会油然而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