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陵，清虚之地

因要我为梅城写碑记，家乡派使者送来一部民国八年（1919）的《建德县志》（共15卷，以下简称“旧志”）。初只想查阅有关部分，但一打开书，线装本时有的书香、严陵清虚之风和建德乡土气息，迎面扑来。我经不起诱惑，乃撇开碑记之事，一口气读完其中大部卷帙。

八百多年前，陆游知严州军州事。陛辞时，宋孝宗赵=向他说：“严陵，清虚之地”，“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赋咏自适。”赵=对严陵的印象，或得之耳闻，或取之目击。盖北宋太宗、徽宗在即位之前，均拥有睦州（严州）地方官职衔，因此这里是“潜龙之地”，赵=即位前也许来过。看来当时严陵山水，已名声远播，直达“天听”。

1980年代，我作为一家画报特约记者，为写我省几条大河，曾到过省内大部分城市；后来又到过省外一些地方。但我未见一城能如梅城这样既气势雄伟又风光秀丽——尽管梅城早已不是县城、更遑论州城了。我曾从东南西北四个不同方向，观察过梅城。少年时代，常去江的南岸扫墓，更常从东面鹊溪滩（今三江口）乘船而上。脚下或一派碧流或滩声喧哗，前方则是黛绿两色的乌龙山巍巍如坐，斑驳古老的城墙沉沉一线如卧。而左右两侧，则双塔夹峙如门；人无论从陆上步行或随船前进，都如入图深处。最近几年，我曾倚严州大桥往东眺望，只见前面“一山飞峙大江边”，乌龙山遮天蔽日；身下则“江流天地外”，新安江浩荡开阔；远处双塔亭亭，起伏在江流两侧。我还曾登玉泉寺，从乌龙山麓下眺，只觉东西流水、南北高峰如在几席之上，双塔俨然似照耀千古的一对素烛。

对此异景，旧志曾引《一统志》上的话来赞美它：“群峰回绕，一水萦纡，江阔水深，山水弘伟，锦峰秀岭”。旧志还刊载了近千年前贬官睦州的范仲淹致友人晏殊函中的句子：“满日奇胜，街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清一浊”，“渔钓相望，凫鹜交下”，“又群峰四来，翠盈轩窗。东北曰乌龙，雀嵬如岱；西南曰马目，秀状如嵩。白云徘徊，终日不去”。一句话，后古叫做梅城的这块地方，山水形胜，既雄伟又秀丽，在壮美之外还缀以秀美。何况城中还有东西二湖，吸云影，映龙山，纳双塔，照三江，更为这儿增添了几分妩媚。物宝天华之洲

严州西湖中有宝华洲。“物宝天华，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阵蕃之榻。”这是初唐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宝华洲初无名，“四百环水，中耸一墩”；南宋绍兴八年（1138）建桥通西岸，始定名宝华洲。洲上原有北宋所建法言寺，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又增建焕文堂。堂侧有楼，以为诸生读书之处。清康熙五年（1666）索性将法方寺改名宝华寺，并增建了=华阁，以与儒学的焕文堂对称。儒=交融，历久不衰。道光五年（1825）知府聂镐敏在洲上正式建宝贤书院，使宝华洲成为人才荟萃之处，体现了它近七百年前命名的原意。后世，宝华洲逐渐与西湖两岸合为一体，但名称一直不变。

严州西湖面积不大，仅118亩左右。但它有名，旧志称浙江西湖有六，严居其一。其它古籍更称“天下湖三十六”，严州西湖亦名列其中。但其实天下西湖岂止三十六而已，严州西湖能从中脱颖而出，列为三十六湖之一，不能不说是件幸事。清初自然“湖上笠翁”的李渔，甚至以杭州古湖同严州西湖作比，说杭西湖为吴宫西子，而严西湖为宁萝村西子。现代词宗夏承焘，上世纪二十年代执教梅城，早晚常徜徉于湖上，曾欣喜而吟：“自惭行迹似东坡，到处随身有西子。”

当然，严州西湖之所以著名，除环湖山水清幽之外，可能同历代诗人吟咏不辍有关。最早的是本籍诗人方干，他曾作《侯郎中新置西湖》一诗；与他同时而稍后的诗人韦庄，则写有与严西湖有关的《忆小女银娘》之作。他们或作历史确认，记载西湖始开于唐咸通中（860—872）；或作地理定位，记叙西湖在“睦州江上古城西”。在方干、韦庄后诗人的作品中，则大多是景物描述与感情宣泄了。

为梅城书院梳理源流

当代著名海陆空者季羡林以为，古代书院的“特点是，在个别著名学者的领导下，积聚大量图书，聚众授徒，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我国古代士林，拥有同官场不完全一致的价值体系与判断标准：一讲究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二看重名节，讲求骨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同中唐时代兴起、到北宋中叶蔚为大观的书院有密切关系。而所谓书院，往往为“民办公助”，有异于纳入国家体制的州学、县学，具有相对独立和自由的性质。它不仅传学，更也授道；而授道的目的，便是确立上述价值观。旧志载南宋张=、吕祖廉与朱熹三贤，在严州丽泽书院“往复讲道不倦”、“往复辨难明道”，便是明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唐宋以来中国“士”的形象，就是主要在书院中树立起来的。

设在梅城的书院，最古也是最有名的，是龙山、丽泽两个始于宋代的书院。宋景佑元年（1034），范仲淹任睦州知州，一到便创为龙山书院于乌龙山麓，聘请青年学者李=讲学。李=在此为范的《严先生祠堂记》改动一字，即改“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中的“德”字为“风”字，成为著名的“一字师”。后来，龙山书院曾一度改名会文书院。清康熙时，书院屋圯，迁到东门外文昌阁。但不久又为大水冲毁了。

丽泽书院，则是宋乾道五年（1169）由知州张=、州学教授8祖谦创立的。他们还请朱熹来一道讲学。朱、吕是宋代的理学名家，张=虽是将门之子（其父张浚为抗金名将），但本人也是著名学者，在到任前曾在湖南岳麓书院讲学。

可是，同后世严州“读书人”关系最大的，还不是这两个宋书院，而是两个清书院——

文渊书院（双峰书院），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建，八十年后，清嘉庆八年（1803）改名双峰书院。院内设有丽泽堂，祀南宋三贤。二十世纪初，它从书院制向学堂制过渡，先为六睦学堂，后为严郡中学堂、省立第九中学，1940年，为严州中学，以迄于今。1940年代，它还设过附属小学。

宝贤书院，清道光六年91826）初建于宝华洲。八十年后，亦向学堂制过渡，初迁今西门街，改名县高等小学堂，以一爿典当的大屋为校舍。民国六年（1912）更中县立模范高等小学堂。

因此可以这样说：百年以来，凡在严州中学与梅城诸小学读过书的人，均与这两个清代书院有点关系。

一个被遗忘的人

我写的有关本省诸大河的连载散文 ，其数近50篇；而其中第一篇写的便是《山深建德城》，它后来被收入1986年版《建德县志》。为写此文，我于1981年或次年回乡，曾翻过我现在手头这部旧志。当时行色匆匆，仅仅是一翻而过。既未深究编纂年代，更未细读编纂人员名单，而只按写稿需要，直奔有关卷帙。这次读旧志，才细察这一名单，在主修二人（前后两任知县）、总纂一人之后，赫然是一个我享受的名字：蔡汝榕。他的职务是“协纂”，相当于今的副主编。他的名字后，方是“编辑”方旭等五人，以及校阅、校订、采访等三十余人。

我称这个名字为“熟悉”，可是我知道也只不过五、六年。每次还乡，我均喜邀新老友人至宾馆闲谈。有一次，我向少年时代同村友人程秉荣询问高楼厦村旧事。他长我约六、七岁，曾同我一道在村外“大殿”（庙）中读书，长大后精通本地人物掌故。他交给我一张纸，上写村中蔡家上代世系。其中有关蔡汝榕的最多，照录于下：

光绪二十五年 恩贡

光绪三十一年 学务公社社长

光绪三十三年 在村创办正谊小学

光绪三十四年 县劝学所总董

县高等小学堂主持

民国元年 改县立模范高等小学堂主持

这次在旧志卷首发现他的名字后，我便翻到第十一卷《教育》，发现对他的行止出处多有记载。原来清末城乡兴办新学，但“县教育向无统一之处”，乃由日本留学归来的湖升鸿诸人组织学务公社以总其事，并推蔡汝榕为社长，方旭副之。光绪三十四年，省“提学使饬改公社为县劝学所”，以蔡汝榕为劝学总董，并兼视学（后世称督学）。民国元年，又改劝学所为县教育科（即今之教育局），但科长已是他人了。他则专任县立模范高等小学堂主持。接着，他又出任民国八年《建德县志》的“协纂”

这样一个在清末民初很长时期中兴办与主持新学，对本县教育与史志有贡献的人，现在却被遗忘了。

蔡汝榕，是我的外祖父。

过去，我根本不知他的名字。1980年代初翻旧志时，即便注意编纂人员名单，亦不知我与他竟有这样的关系。他早在民国十年（1922）左右即不在世了，当时我母亲才十二、三岁。抗日战争期间，我虽长居高楼厦村，基本上在那儿完成高小学业；但我只记得母亲曾说外公在城里办过学，却不记得她是否向我说过他的名字。后来我离开这个村进中学，读了一些进步文学作品，对郑蔡两姓封建家族产生了漠视感、疏离感，也就未再向父母主动询问外公情况。建国后，与许多人一样，需与封建家庭“划清界限”；始则运动频仍，后则写作繁忙，也就一直无心顾及了。

从秉荣那儿知道他的名字和行止的当时，我母亲尚在世，但已属百岁。经向她进一步询问，知道外公字松泉，约生于清咸丰十年（1860）左右，卒于民国十年（1921）左右，在世六十余年。秉荣纸条上涉及松泉公的父亲（我的外曾祖）部分，也大致在我母亲处得到初证，这次又从旧志中得到确认。外曾祖讳兆辂，清道光三十六年（1826）举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曾任嘉兴府教授。旧志曾几处引用他的诗文。如他曾这样描写我儿时常去的、离村数里之遥的石屏山天泉寺：“荟山水之清幽，领烟云之供养，磬韵初落，松涛满天，茶香乍生，竹露滴翠。”看来也是一个具有泉石膏育、烟霞痼疾的人。旧志并记载，他卒后就埋骨于此山中。

方言、地名中的活化石

旧志《方言》一栏，记载建德古人称炭为“火粮”，冰为“水骨”，这在我儿时（70余年前）就听不到了。但称巴=为“老虑刺”、枸杞为“夜明菜”、杜鹃花为“满山红”，则当时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旧志列出的方言过少，可能回当时编纂人少、未作普查有关。如我儿时在高楼厦村常听人互责“搞罗皂戏”，意为办事有如儿戏。在梅城则常听人互笑“扯里寡搭”，意为说话荒唐走板。在城乡还都听人互促“豪燥”，意为“快点”，这话常见于元杂剧中的道白，乃古代用语的孑遗。

《方言》栏中，还提及梅城人自称为“我”（音昂）或“荡”。木记得的书，便于写怪字，旧志将后者记得为左“女”右“易”。今梅城所辖区域，对“人称”的叫法不一。如洋尾埠、高楼厦一带，称“我”为“我侬”，称你、他为“尔侬”、“其侬”，是典型的吴侬软语（建德古属吴郡）。唯有梅城人开口“我”（昂）闭口“荡”，后一叫法可能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我曾多次思索过这个“荡”字的来源，然而均无结果。综观梅城方言中的人称，称单数的我、你、他，为“荡”（或“我”）、“尔”、“其”；复数的我们、你们、他们，如“我荡”、“尔荡”、“其荡”是否从宋代官话“我等”、“尔等”、“他等”变化而来的呢？而单数自称“我”（昂）与“荡”，则是否从复数自称“我等”化出来的？取前一字，自称为“我”（音“昂”）；取后一字，自称为“等”（音“荡”）。这是否后者这一罕见自称的来源呢？

若事实果然如此，那么梅城方言中的人称，均为宋代口语的孑遗无疑。因为到了元代，从杂剧道白中可知，复数人称已变为“我每”、“你每”、“他每”了。因此今天梅城方言中的人称，其来源泉可能就是我们祖先学宋代官话的结果。

此外，我还从旧志中发现了我老家所属的“邢衙党”这一地名的来历。里党、街巷，都是对城中居住区与道路的称呼，前者古而后者近。因此“邢衙党”这一地名，年代可能较远。但到底何朝何代何为而有此称呢？旧志称：“大南门右侧为辑睦庄，邢衙党在焉。相传为唐时藩镇所居，实则邢姓私产。”唐时藩镇，可自行设官任人，并予世袭，中央政府不管。首筑睦州城墙的刺使陈晟，原为叛将，攻占睦州；唐末中央政权摇摇欲坠，对他采取了=靡政策，承认现状，封他为刺使。他所筑唐城，远比以后的宋城、明城为大，内涵山川田亩，可能就是为了便于抗击朝廷，久守此城。这是典型的关起门来做皇帝。“邢衙党”这一地名，是否源泉自他的时代呢？

这个久远的地名，为我们带来了对唐代藩镇制度的认识；正如“我等”、“尔等”的人称，为我们带来对宋代生活的记忆一样。它们是古代制度和生活的孑遗，是传统文化存在于方言、地名中的活化石。它使我们知道，传统文化无处不在，甚至存在于这样的细微末节之中。谁说“严州文化”不需研究呢？

郑秉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