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阿Q”离世的消息，是在去年8月份。

在他生前，经常来找我，曾经说起过他的儿子在新中读书，快要高三毕业。之后，好几个月没见他来找我了，因而就有些挂念，也就关心起他儿子考大学的事来。于是向他家打了电话，才知道他已经在数月前病重过世。得的是肝硬化，治疗多年，还是没能留住生命。

他儿子考上了宁波大学，为了凑齐学费，在一家饭店打工。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也说了些安慰和鼓励的话。知道他当年的书学费在民政部门和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已经基本解决，就给了他500元钱。还叮嘱他：好好读书，钱不是问题，有什么困难就打电话，我们都会尽力帮助的。

一年过去了，他儿子再也没来找过我，也许他没碰到什么困难，这是我最希望的。但心里总还是有些牵挂，也不免又怀念起他的父亲来。

“阿Q”真名叫徐志法，与我同学是在1980年的严中文科班，我是应届生，而他是在我们班复习的。他是三河新联村人。他瘦瘦高高的，但有点不太挺拔，可能是经常在家挑重担的缘故。年纪比我们虽要大几岁，可看上去却好像要大许多。他经常穿一身带补钉的衣服，晴天一双旧布鞋，雨天一双发了白的解放鞋。那时大多农村来的学生生活都比较艰苦，而徐志法似乎更为困难些。每次回家后返回学校，他都用一木棍挑一担子东西来，除了自己吃穿用的，有时候还捎带一些土货，到城里卖掉补贴学习费用。从家带一罐霉干菜，往往要吃上两个星期，甚至有些时候只能用点酱油，或是腌榨菜皮，或是细盐拌饭吃。冬天床上只铺一张草席，盖一床破旧的棉被。

平日里他喜欢独来独往，但碰到他喜欢的话题也会很认真地与同学理论一番，而最后总是半途退却，用他那浓重的兰溪腔甩下一句：“不和你们烦，我要看书去了！”怏怏地走掉。坐他后排的同学，有时顽皮地偷偷用笔敲他后脑勺，他总是回头翻个白眼道：“不和你们烦，看书！”在他看来，这些顽皮的同学都是没出息的，不值得与之理论，这叫精神胜利法。同学们当时正读鲁迅的《阿Q正传》，觉得他无论是外表还是行为，都与阿Q颇有些相似，于是就直呼其“阿Q”。

“阿Q”其实有许多过人之处。他写得一手好字，作业本看上去清爽整洁，很多老师都经常表扬他。写文章也不错，也可算是我们文科班的秀才。虽然是在文科班，但他却特别喜欢数学，而且擅长解难题，碰到大家都解不出的，他就来劲，有时连饭都不吃，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等难题解出了，他就用粉笔在黑板上演示，俨然像数学老师。

但“阿Q”终究未能考上大学。后来听同学们说，他一直在家务农，农闲了外出打工，生了一女一儿，生活十分艰难。

高中毕业后我去当了兵。再次见到“阿Q”，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当时我已转业到地方工作。他通过同学找到我办公室。那天他穿一件发黄的掉了两个扣子的白衬衫，一只袖子还撕开了口，系一条有些年份的旧皮带。刚进来时裤门都没关，在我提醒下，他才嘿嘿笑着扣上扣子。脸上已是满脸皱纹，比原先又老了许多。

他找我有两件事，一是想叫我帮他找个地方打工，二是叫我帮他看看新创作的诗歌。他拿出一大摞稿纸，有格律诗，有自由诗，更多的是歌词，有的还谱了曲。我问他从哪里学的谱曲，他说自学的，但不太会唱。

从那以后，“阿Q”每年都来找我，听同学们说也找过他们。除了找同学帮忙介绍打工以外，就是拿些诗歌让大家看。曾经有同学帮他介绍到大洋化工厂工作，但不久就因为工作时走神，把卷扬机开过头出了事，就又回家种地了。我想他一定是一心想着写诗的事才走神的。

除了自己上门来，他还经常给我写信，也都是有关他写诗作词的事。后来从信中得知，他得了肝硬化，干不了重活，也不能外出打工了，因为生活贫困，已经被列入低保。但他仍坚持写诗。他曾在信中说：“陆游‘六十年间诗万首’，让人赞叹。我是一个农民，既不能干重活，又不能做家务，就像一只饭桶。但饭桶也喜欢写诗，我‘六十年间诗千首’也很有可能。”

大家都觉得“阿Q”脑子出了问题，成了真阿Q了。他常年生活在远离城镇的农村，与外界沟通少，没有电话，没有报纸，更不要说电脑，唯一的信息渠道便是家中的电视。他从电视中获得灵感，他看北京奥运会就写《奥运组诗》，看胡锦涛访日就写《樱花》，看江丙坤来大陆就写《跨过海峡的握手》，看汶川地震就写《帆船·舵手·领袖》。但也不乏写一些农村现实题材的诗歌，像《农民好》、《枇杷熟啦》等。虽然他写的诗歌内容过于陈腐，有些与当今潮流格格不入，但他一年当中可以写上百首诗，而且读起来也颇有些味道，不能不说他是个诗人。至少我认为他是个诗人，一个善于动脑、勤奋好学、永不言败的农民诗人。

2009年初，“阿Q”给我写信，寄上《徐志法诗歌选（二）》，信中说他将要编印《徐志法诗歌选（三）》，2010年将编写《徐志法诗歌选（四）》，然后再整理《徐志法诗歌集》，但最终我也没能看到。后来他家中装了电话，信就少了，偶尔打电话，但话特别少，往往没怎么说就把电话挂了，可能是为了节省电话费。从电话中知道他病情加重，2009年花去上万元医药费，除了农村医保报销以外，低保人员还有20%的大病补助，但已过了报销日期。我费尽周折，总算帮他拿到了大病补助，他很是高兴。

最后一次见到“阿Q”是2010年4月份，他看上去明显憔悴，更加苍老了。一进门，他就展开一面锦旗让我看，依然嘿嘿地笑，说：“谢谢你这么帮我，我没什么好报答的，给你送面锦旗。”我看见锦旗上写着“人民公仆”四个大字，顿时有些懊恼，很不客气地说：“阿Q，你这是干什么？我帮你是应该的，你这不是闹笑话嘛！”我便把那大字撕了下来。聊了一会，他就起身要走，我依旧把平时准备好的一些衣物和一只皮包送给他，他连声说谢谢，就走了。谁知这是与“阿Q”永别。

“阿Q ”走了，永远地走了。一个地道的农民，一个在艰难中苦苦追求自己梦想的地道的农民，留给他的也许是无尽的遗憾。

死者已逝，不能复生，生者仍生，又将何为？（赵礼义）